14.
自从我与禅院直哉在京都重逢之后，时间就好像被不讲道理地按下了加速键。
明明过去五年里，我和禅院直哉的交流稳定为零，可从京都回来之后，事情忽然变得不太一样了。
一开始只是短信。
简短且毫无营养。
比如：
——钱收到了。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的转账发表意见。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飞机。
——不用特意通知我，银行系统会通知。
过了几分钟，他回：
——你非要这么扫兴？
又比如：
——你在做什么？
这条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少爷什么时候对我的生活状态这么上心了？
我当时正趴在工作台上改毕业设计的细节，桌面乱得像刚经历过一场小型战争。布料、线稿、色卡、便利店饭团的包装纸堆在一起，铸就一个设计学研究生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
我回：
——在和毕设搏斗。
他回得很快：
——赢了输了？
我冷笑。
——赚了。
纯粹已读乱回。
他没有再发消息。
其实那一个月里，我们并没有怎么见过面。
禅院直哉毕竟不住在东京，大部分时候仍然待在京都。而我也忙得脚不沾地，毕业设计、论文、作品集、面试、打工，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
所以严格算起来，他只在来东京办事的时候约我吃过一次饭。
尽管很忙，我鬼迷心窍般地没好意思拒绝。
我该预料到，禅院直哉的“吃饭”永远不是普通吃饭。
他找的餐厅很高级。
高级到我坐进去时，觉得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的自己应该先向餐具道歉。
那家餐厅的灯光很是幽暗，背景里放着高雅的古典乐，服务生说话轻得像怕惊动空气。
为了掩饰不自在，我低头装作研究菜单。
菜单上面的字我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却显得非常陌生。
什么“昆布締真鲷佐柚子醋冻”、“炙烤和牛配山椒赤酒汁”、“白芦笋与帆立贝慕斯”、“季节野菜清汤佐松露油”。
我盯着看了半天，勉强确认它们应该都是食物。
再看一眼旁边的价格，顿时肃然起敬。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桌上那套精致得像艺术品的餐具，忍不住问他：
“你是不是对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没有任何概念？”
禅院直哉懒洋洋地掀起眼皮。
“今天我请客，你又不用付钱。”
“那很贴心了。”我先是恭维了句，然后正色道，“可是我坐在这里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阶级错位感。”
“听不懂。”
“简单来说，就是这里的空气都比我贵。”
他嗤笑一声。
“穷讲究。”
“谢谢，这是对我人生风格的精准概括。”
他看起来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能把贫穷讲得如此理直气壮。
当然，我也没有真的拒绝。
人不能一边痛斥资本主义，一边拒绝免费高级晚餐。
这不道德。
至少对我的胃不道德。
那顿饭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值得记录的大事。
我们只是聊了几句我的毕业设计，聊了几句他来东京要处理的事情，又围绕“便利店饭团能否作为正常晚餐”进行了一场毫无建设性的辩论。
大多数时候，依然是我说一些没什么用的话（为了避免冷场，禅院直哉又很缺乏绅士风度，懒得主动开启新话题），他用很难听的方式表示不赞同。
可我不是单纯的小屁孩（虽然听起来很自恋，但大学里我也是经常被人表白），我能感觉到，我和禅院直哉之间的氛围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结账的时候，我盯着账单时间太久，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在看什么？”
“在算卖掉一颗肾能不能付得起这顿饭钱。”
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半笑不笑道：
“那应该也不太够。”
我悻悻地住了口。
总之，那顿饭吃得并不浪漫。
但也不坏。
禅院直哉这个人，和浪漫两个字实在没什么关系。他坐在那样昂贵的餐厅里，姿态理所当然得像本来就该被这些灯光和泛着冷光的金属餐具包围。而我坐在他对面，单纯欣赏着这番美色。
饭后他送我回公寓附近。
下车前，我非常郑重地说了谎话：“多谢款待，我吃得很饱。”
他看了我一眼。
“你每次说谢谢都很像准备马上跑路。”
“这是普通人的礼仪。”
“无聊。”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有聊的。
但他没再说什么。
只是等我下车时，忽然说：“注意别熬太晚。”
我扶着车门，回头看他。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禅院直哉看起来很想把刚才那句话收回去。
“我是怕你死在学校，给我添麻烦。”
“哦。”我点点头，“那我定要对得起你如此委婉的祝福。”
他懒得理我，抬手示意司机开车。
黑色轿车很快驶入夜色里。
那一个月，我们见面的次数，比过去五年加起来都多。
当然，这么说也有些夸张。毕竟过去五年里，我们根本没见过面。
可那种变化是很明显的。
禅院直哉开始以一种很不讲理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他来东京见人，顺路吃饭。
他来东京处理事务，顺路把我从学校叫出去，不管我是不是忙得焦头烂额。
他所谓的“顺路”，跨度可以从银座到小平。
但我懒得拆穿。
因为说到底，我也没有那么不愿意。
我和禅院直哉之间的关系，就像我那MP3上打了结的耳机线。
当时我想，这种微妙的关系可以慢慢想明白，不必很快地做出决定，甚至可以留到毕业后再去考虑。
结果人生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想太多没有用，身体才是真正的暴君。
修士毕业前，我病倒了。
一开始只是咳嗽。
我以为是普通感冒。
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总有一种迷之自信，尤其是兜里不是很有余裕的成年人。只要还能走、还能坐电车、还能发文件，就统称为“没事”。
所以我顶着低烧去学校交材料，又顶着低烧去打工，晚上回到家继续改作品集。
那几天东京的天气也很差，春寒没散，空气潮湿，我坐在桌前时总觉得手脚发冷，喉咙里像塞了一小团烧焦的棉花。
但我没太放在心上，只是睡前吃了些感冒退烧的药。
毕竟马上就要毕业了。
毕业设计，论文，面试，作品集。
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
再撑一撑。
这句话真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害的自我安慰之一。
我撑到第三天，在回家的电车上眼前发黑，差点一头栽进陌生上班族怀里。
幸好没有真的栽进去。
我差点社死。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后一天。
我在工作台前醒来时，发现自己趴在一堆布料和草稿中间，烧得浑身发冷，喉咙像被砂纸磨过。
桌上的水杯倒了半杯，纸页边缘被浸湿。
我盯着那些皱起来的纸看了几秒。
第一反应是：完蛋，得重画。
然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好像也快完蛋了。
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我，是肺炎。
准确来说，是肺炎加上长期过劳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医生建议我住院。
闻言，我当即询问医生：
“我能先回去把论文改了吗？”
医生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医学奇观，可能是从来没见过我这么热爱学习的人。
然后我就住院了。
住了将近两个月。
两个月听起来不长。
真正躺在医院里时，却长得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走廊。
每天醒来都是白色天花板，消毒水味，护士推车经过门口的声音，还有输液管里一点一点往下落的液体。
窗外的天空有时很蓝，有时很灰，更多时候只是普普通通地亮着。
世界没有因为我躺在病床上就停下来。
这件事非常令人不爽。
我以为只要努力把每一天塞得满满当当，就能避免被生活落下。可现实证明，生活根本不在乎我有没有跟上。它会继续往前走，电车照样准点，便利店照样营业，学校照样发通知，邮箱里照样堆满需要回复的事项。
只有我被迫停下来了。
这件事直接打乱了我的毕业安排。
毕业设计没有按时完成，论文也延期提交，原本排好的评审节点全都错过。教授来医院看过我一次，站在病床边叹了很长一口气，说让我不要再硬撑，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当时很想说，这种话一般只有身体已经出问题以后才会显得特别有道理。
但我没有说。
因为教授给我带了水果。
不能像某人一样，说话完全不看气氛。
那是有钱人的特权。
最后，学校建议我延毕一年。
这个结果很合理。
合理到让人完全没有撒泼打滚的余地。
美大的修士毕业不是交一张纸就能结束的事。作品、论文、展示、审查，哪一环错过了，时间都不会为了我一个人重新排队。
于是我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说不难过是假的。
毕竟我已经很努力地把人生往前推进了。结果在临门一脚时被一脚踹飞，这对我来说非常冒犯。
而且“延毕”这个词，听起来就很不好听。
可更奇怪的是，在最初那阵沮丧过去后，我竟然慢慢松了口气。
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终于啪地断了。
医生说我需要休息。
教授说休息也好。
连兼职的同事都说：“宗泉，你真的应该睡觉。”
嗯，原来睡觉不是人类堕落的表现。
是正常生命活动。
我放宽了心，愉快地摆烂了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