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约乘收到陈以近“要结婚”的消息时，刚结束一场客户会议。
他站在客户公司楼下，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就愣住了。那行字很短，但他看了很久。
他想回点什么，但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又删掉。最后只发了：那祝福你。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揣进口袋，往地铁站走。走了几步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又折回去。
他想起谢师宴那天，他在话筒里说：“那我们南京见。”
南京见了。然后呢？
然后就是地铁上那个狼狈的傍晚，她逃一样地下了车。然后就是她发朋友圈说辞职，他说“你做什么都会做好的”。然后就是现在，她说她要结婚了。
他想，这样也挺好的。至少知道了。
陈以近休息了一个礼拜，准时去新公司报到。她被安排到在营项目上培养。这个商业项目倒是挺不错的，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都算是赫赫有名，新的开始令她感到新鲜、踏实、有希望。
陈以近所在的企划部门负责人被叫做老洪，是个个子中等，30岁上下，嘴唇很薄脸色苍白有点文艺气质的男人。带她来入岗的人资部李京告诉她，她能被力排众议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老洪的坚持，她不动声色但默默记了下来。
11月初入职，离商业项目最大的节点圣诞元旦双节还有2个月，老洪让她把之前的策划案好好看一遍，再动手制定双节计划。
陈以近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前任电脑里所有素材都研究了一遍，整理出若干问题跟团队沟通确认，她发现就算是盈利能力这么强的商业项目，在市场品牌方面的工作几乎都是浑水摸鱼的，不仅人员架构缺腿，场内连一本正儿八经的导购指南都没有，活动海报又土又糙用来垫便当都嫌丑。
接着她又花了一周的时间跟场内重点的商家做了一轮沟通，商家对营销活动和品牌宣传的意见层出不穷，但大家说完也表示提了也没人响应，早就失去信心了。她也只是一条一条记下来。
她既头疼又兴奋，头疼的是想把这个盘子做好做强需要的不仅是能力还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奋的是，一切精彩即将由她开启，她会大有一番作为。
半个月后，她去找老洪，准备委婉地把当下的情况和未来的框架目标跟他做一个深入的沟通，不过刚说完一半就被老洪打断了，他笑着看着她，用极为平淡的口气说：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想到什么情况，所以我跟集团总部要了你来啊，你不能做好么。”
他点了根烟，看了眼陈以近的反应，又说：“慢慢来，不着急，缺人干活你先顶上，人员需求慢慢往上报。一来就要人，总经理要问我了，要陈以近干嘛的，我怎么说？”
陈以近听完这番话才意识到，她工作的生态已经完全变了。以前在报社，虽然条口不一样，但大家干的都是同样的活，做好自己的就好了。这里不同，一个部门就有七八种职能，横向纵向需协调的部门和人事繁杂如牛毛，团队协作方式完全变了。
她现在要做的不是做出什么丰功伟绩，首先要适应新的环境，然后尽快出活做出点亮点，让老洪信任她。
这么想完，她则踏实着手双旦的策划案。等把策划方案写好，媒体和外包公司对接好，预算盘完上报，已经一个月过去了，12月直接进入活动筹备落地期，这是她入职后的第一场活动，她要打得漂亮。
另一边的路西顺利定岗到授信部门，工资收入翻了一倍。陈以近入职的那周，他给了她一个惊喜，他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现房，虽然离市区有点远，但户型和环境绝佳，陈以近走进那套房子的时候既开心又难过，好像要幸福了，但又跟自己无关。
自己没付出的幸福是一定会落空的，很久之后她追溯这段时光，得出了这个结论。
那天是周六，2012年12月5日，陈以近这辈子都记得这个日子。
那天早上起来就阴风阵阵，彤云密布，怎么看都是要下雨的天气。轮到值班，她如常早起，八点半就到了公司。
一早上，她先把上一次活动的物料收掉，又把双旦活动的商户通知函草拟完，时间才十点不到，躺在一旁的手机突然急匆匆地震动，显示是陈汉生的名字。爸爸从来没有在早上给她打过电话，她有一种强烈的、糟糕的预感。
她接起电话甚至来不及说喂，就听到爸爸颤抖又惊恐的声音：
“喂！以近啊！妈妈，妈妈走了！”
她听到这句话的第一个反应是：终于来了。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它是真的——它就在那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答案。
“什么意思？”她听到自己在问，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自己的。
“妈妈想不开，妈妈死了，外公外婆也来了！”陈汉生的声音越说越急。
死了。不是“走了”，不是“不在了”，是死了。
“我马上回来！”陈以近放下手机后才开始不由自主地战栗，她用左手压住右手30秒，迅速打开□□对话框，找到老洪的头像，点开。
“洪总，我妈妈去世了，我要回家，活动的事需要您帮忙。”她快速把这行字输入发送。
老洪几乎立刻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对着公区的陈以近说：“你你，快点把手里事情放下，赶紧回家！”
她点点头，抓起包就往外跑。
她到了车站才想起来给路西发信息，路西几乎在十分钟内就赶到她身边，陪她一起坐车回的家。
一路上她都在发呆。
不是悲伤的那种发呆。是空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像一台断电的机器。
到了家，憋了一整天的雨终于下了下来，不过是雨夹雪，她也见到已经穿上新衣服的妈妈。
好年轻的45岁！原本还有一些雀斑的面孔，在血色褪去之后却干净晶莹，她看上去平静安详又凄美，长如扇羽的睫毛令她只是像睡着。陈以近一点都不害怕，她尝试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肿胀、冰冷、僵硬如槁木般，双手变粗了许多令她握不住。周围的人赶忙拦住她，不准她碰尸体。
她想，这是我妈。我为什么不能碰？
但她没说话。她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那张陌生的、安静的、不再会说话的脸。
爸爸躺在奶奶的怀里哽咽，外公外婆互相扶持坐在一边，姑妈和叔叔帮忙招待亲朋，家里没有她小时候参加的丧事那般嘈杂，她知道，所有人都在等待她发落。
发落什么？她能发落谁？
妈妈身体不好后没几年就抑郁了，而抑郁症的可怕症状在当年还没有被社会正确认知，家里所有人只觉得她的幻觉和狂躁来得不可理喻，包括爸爸和她。
妈妈情绪病爆发总是点燃家庭暴力的引线，陈以近长久在外求学，一开始只听到电话里的只字片语，直到她大学毕业后回家，父母当她面发作起来，她才知道已经严重到她无法解决的程度。
父母十几年不管她，也意味着她也不管父母，她只能逼着爸爸对自己写下不能伤害妈妈的保证书。可笑！保证书有什么用，应该直接送到医院疗养啊。
恶性循环几乎击碎了沈素素最后的精神防线，她生前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去的无锡，陈以近接到一个陌生的座机电话，里面是妈妈微弱的声音，叮嘱她好好照顾自己，说完即刻就挂断了。那也是个冬天，她坐最后一班高铁赶到无锡，找了一个晚上，日出的时候，爸爸打电话来妈妈自己回去了。
她看着爸爸，他哭得像个孩子。她想，是你逼死她的。但她说不出。因为她知道爸爸也病了，病得不比妈妈轻。
她看着外公外婆，他们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想，你们当初为什么不管管？但她说不出。因为他们也管不了。
她看着姑妈叔叔，他们忙进忙出，安排所有事。她想，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但她说不出。因为他们已经尽力了。
最后她看着自己。她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南京找个房子把妈妈接过来，恨自己为什么每次打电话都那么短，恨自己为什么以为给点钱就够了。
但她能怪自己吗？她刚工作两年，存了5万块钱全给了家里。她每天加班到很晚，周末也不敢休息。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没有人可怪。这才是最让人发疯的。
她也不知道这三天是怎么过来的，像一个电脑人，长辈安排她做什么她就照做。
先是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喂，表姑妈，我是以近啊，我妈妈去世了，你后天中午来吃饭。”
她打这些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对方在电话那头哭，她反而要安慰人家。她想，这算什么？
然后是守夜，冬日的夜晚寒冰如铁，她穿着孝服呆呆地看着妈妈的仪容，努力回想一些两个人相处的记忆，居然全都是小学之前的事了。长大之后的画面全部是妈妈躺在床上，她在自己房间看书做作业，偶尔也会帮妈妈洗头洗澡。
她想，如果妈妈能活过来，她愿意用十年寿命换。但妈妈不会活过来，她也知道这个念头很蠢。
最后要迎来送往，跟不太认识和从来没接触的亲戚还礼，看着亲戚们在大厅喝酒打牌，她也不觉得吵闹。
她只是觉得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什么都挡不住。她是一口失去根源的枯水，是一根拔去灯芯的蜡烛，她知道自己身体里思维里有一部分的快乐和爱被抽走，再也回不来了。
陈以近在送妈妈进火化炉的瞬间终于控制不住嚎啕大哭，直面至亲身体的陨灭对活着的人来说太残酷了，这大概就是生命真正消失的一刻。她无助得像漏了气的失控皮球，耳鸣、脑充血、四肢软塌塌，双手只好抓着弟弟和妹妹。
她哭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恨，没有怨，没有回忆，什么都没有。只有声音，从喉咙里往外冲，压都压不住。
殡仪馆火化室原来不是小黑屋，它有一半的玻璃顶棚，一排白色矿灯强烈刺眼，一排排的火化炉像通往天堂的甬道，家属们把每个甬道围成一圈，有默契地死一般得安静又哀伤。
妈妈被推进去之后，她没有去等候室，一个人站在火化炉旁边等，透过玻璃往外看去，是飘出袅袅白烟的烟囱，灰白的烟雾直直地往天空攀登，像是在着急赶往另一个世界。
她想：妈妈这一次是真的解脱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她又开始恨自己。你怎么能这么想？你怎么能觉得妈妈死了是解脱？
但她知道，这是真的。她病了那么多年，那么痛苦。现在不痛了。
可这个“不痛了”，是用“永远不在了”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