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上午，江砚辞被雨声吵醒。
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是砸在空调外机上噼里啪啦的响，像有人在窗外倒豆子。他睁开眼，窗帘没拉严，一条灰白色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九点二十。他睡了很久，比平时久，但醒来的时候还是觉得累。
他躺在床上没动，听雨声。
雨打在空调外机上，打在窗户玻璃上，打在外面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上，声音叠在一起，分不清层次。他想起浙江的雨。浙江的雨不是这样的，浙江的雨是绵的、密的、没完没了的，下起来像有人在哭，哭不完。北京的雨不一样，北京的雨是急的、重的、说下就下说停就停的，像一个人发了顿脾气，发完了就没事了。
手机震了一下。
墨凌云：今天训练取消了，下雨。
江砚辞看着这条消息，打了两个字：知道。
墨凌云：你刚醒？
江砚辞：嗯。
墨凌云：睡到现在？
江砚辞：嗯。
墨凌云：你昨晚几点睡的？
江砚辞：十一点。
墨凌云：那睡了十个多小时？
江砚辞：差不多。
墨凌云：你是猪吗？
江砚辞看着“你是猪吗”四个字，嘴角动了一下。他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翻了个身。
雨还在下。
他又躺了十分钟，然后起来了。洗漱的时候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翘着，脸有点浮肿，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比上周深了。他盯着镜子看了几秒，然后低头洗脸，水是凉的，扑在脸上激了一下，整个人清醒了。
厨房里没什么东西。冰箱里还有两个鸡蛋、半个西红柿和半颗白菜。他做了个西红柿炒蛋，煮了一碗米饭，站在灶台边吃。窗外是灰蒙蒙的天，雨没有要停的意思，楼下的那棵银杏树的叶子被打落了不少，地上铺了一层湿漉漉的黄。
吃完饭，他把碗洗了，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手机。刷到一条新闻，说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会比往年来得早。又刷到一条，说某个明星离婚了。再刷到一条，说某个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没有暖气。他一条一条地看，看完就忘了。
十一点的时候，刘媛发消息：下午出来玩？
江砚辞：下雨。
刘媛：下雨怎么了？下雨就不能出门了？
江砚辞：去哪？
刘媛：西单？我想买件外套。
江砚辞想了想，他没什么要买的，但也没什么事做。训练取消了，作业写完了，书看完了。一个人待在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太安静了。
他跟刘媛约在西单地铁站的出口。他到的时候，刘媛已经在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奶白色的卫衣，帽子是灰色的，上面有两个毛球，走路的时候一颠一颠的。她手里举着一把透明的雨伞，伞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珠，看起来像一颗颗很小的珍珠。
“你怎么不打伞？”她看着江砚辞。
“忘了。”
“淋雨会感冒的。”
“没事。”
刘媛把自己的伞往他那边倾了一点。两个人挤在一把透明的伞下面，肩膀碰着肩膀。江砚辞往旁边让了让，肩膀被雨淋湿了一块。
“你不用让。”刘媛说，“我伞够大。”
江砚辞没再让。
西单的人比平时少，但因为下雨，大家都挤在商场里。他们进了大悦城，门口的热风把江砚辞的衣服吹干了一点。刘媛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像知道自己要去哪。江砚辞跟在后面，不用想，跟着走就行。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刘媛拿起一件黑色的短外套，在身上比了比。
“还行。”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江砚辞看了看那件外套。黑色，短款，面料像是棉的，领口有一个很小的刺绣logo。
“你穿黑色显白。”
刘媛看了他一眼，把那件外套挂了回去。
“你夸人也夸得像在完成任务。”
江砚辞没反驳。
他们又逛了几家店。刘媛试了一件牛仔外套、一件棒球服、一件风衣。牛仔外套太小了，棒球服的颜色不对，风衣太长了。她每试一件都要问江砚辞的意见，江砚辞每次都说“还行”，刘媛每次都说“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最后她买了一件军绿色的飞行员夹克。不是江砚辞推荐的，是她自己决定的。
“你这个人，真的不能跟人出来逛街。”刘媛拎着袋子，走在前面。
“是你叫我出来的。”
“我叫你出来是让你帮我参谋的，不是让你说‘还行’的。”
“我说了，你穿黑色显白。”
刘媛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是你唯一一句有用的话。”
他们找了家奶茶店坐下来。刘媛要了一杯珍珠奶茶，江砚辞要了一杯热的乌龙茶，无糖。刘媛看着他的杯子，皱了皱眉。
“你喝无糖的？”
“嗯。”
“不苦吗？”
“习惯了。”
刘媛吸了一口珍珠奶茶，嚼着珍珠，含混地说：“你什么都‘习惯了’。问你吃不吃辣，你说习惯了。问你喝不喝冰的，你说习惯了。问你喜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你说习惯了。你到底是真的习惯了，还是在假装习惯了？”
江砚辞看着手里的杯子。乌龙茶是热的，杯壁烫着掌心。
“有什么区别？”他问。
“区别大了。”刘媛把珍珠咽下去，看着他，“真的习惯了，是你试过了别的，觉得这个最好。假装习惯了，是你没试过别的，只是不敢换。”
江砚辞没说话。
窗外的雨小了一点，但没停。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窗外的街景扭曲成一片模糊的颜色。有人撑着伞从窗前走过，伞是红色的，很亮，像一团火飘在灰色的空气里。
“你有没有想过，”刘媛忽然说，“你来北京是为了什么？”
江砚辞看了她一眼。
“我姑姑让我来的。”
“我知道。但你呢？你想来吗？”
江砚辞想了很久。
在浙江的时候，他不确定自己想不想来。他只知道，如果留在浙江，他会继续过那种日子——上学、回家、吃饭、写作业、睡觉。他爸会继续问他“数学扣了几分”，他妈会继续在旁边不说话，他会继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门关紧，把声音关在门外。
到了北京之后，他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上了一个新的学校，认识了一些新的人。没有人问他“数学扣了几分”，没有人翻他的手机，没有人告诉他“不许交乱七八糟的朋友”。
但他还是不知道“想不想来”的答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来”过什么东西。他的生活里没有“想”，只有“应该”。应该考第一名，应该上好的大学，应该继承家业，应该走对的路。
“不知道。”他说。
刘媛看着他，表情不像失望，也不像意外。
“那你慢慢想。”她说，“反正你还要在北京待很久。”
雨停了。
他们走出奶茶店的时候，天还是灰的，但不再往下掉水了。地面上全是积水，映着天空的颜色，踩上去溅起很小的水花。空气里有种湿漉漉的土腥味，跟浙江的雨后的味道很像，又不完全一样。
刘媛说她要回去了，她妈让她帮忙去超市买点东西，江砚辞说好。他们在商场门口分开，刘媛往左，江砚辞往右。走了几步，刘媛回头喊了一声：“你回去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江砚辞回头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他坐地铁回去。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老奶奶，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的狗，狗很小，缩在她的大衣里，只露出一个脑袋。老奶奶低着头跟狗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说什么，但狗的眼睛一直看着她，像是在听。
江砚辞看了她们一会儿，移开了目光。
他到家的时候，雨又开始下了。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户上，像有人在用指甲轻轻敲玻璃。他换了衣服，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
墨凌云发了两条消息。一条是下午一点的：雨停了，但场地是湿的，今天练不了了。另一条是下午三点的：你在干嘛？
江砚辞打：刚跟刘媛出去逛了。
墨凌云：去哪了？
江砚辞：西单。
墨凌云：买什么了？
江砚辞：她买了件外套，我没买。
墨凌云：你什么都不买？
江砚辞：没什么要买的。
墨凌云：你这个人真没意思。
江砚辞看着“真没意思”四个字，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想说“有意思的定义是什么”，但打出来又删掉了。太像在抬杠了。他又想说“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但还是删掉了。太像在问了。
最后他打了两个字：是吗。
墨凌云：嗯。
然后过了大概半分钟，又发了一条：但也不是完全没意思。
江砚辞看着这条消息，盯着屏幕看了大概五秒钟。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去厨房倒了杯水，站在窗前喝。雨还在下，窗外的银杏树的叶子被雨打落了不少，地上铺了一层黄。有一片叶子粘在窗户上，被雨水浸透了，纹路清晰得像一张网。
手机又震了一下。
他走过去看。
墨凌云：你明天中午吃什么？
江砚辞：食堂。
墨凌云：我明天不吃食堂。
江砚辞：那吃什么？
墨凌云：外面。你要不要一起？
江砚辞：吃什么？
墨凌云：还没想好，到了再说。
江砚辞犹豫了几秒。他不喜欢“到了再说”这种事。在浙江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几点吃饭、吃什么、几点写作业、几点睡觉。没有“到了再说”的空间。但到了北京之后，他发现很多事情是“到了再说”的。比如墨凌云叫他来看训练，他不知道训练有什么好看的，但还是来了。比如刘媛叫他去西单，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西单，但还是去了。
“到了再说”不一定是不靠谱。有时候只是一种“先去了再想”的态度。
墨凌云发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江砚辞把手机放下，坐在沙发上。窗外的天越来越暗，雨声时大时小，像有人在不远处调试音量。他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没睡着，就是闭着。脑子里有东西在转，但转得很慢，像一台老旧的唱片机，唱针在沟槽里慢慢滑过，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在想一件事。
这件事他从上周就在想了，但一直没想明白。
墨凌云为什么要叫他来看训练？不是一次，是每一次。不是随口一说，是提前一天问“明天你来不来”，然后第二天再确认“明天别忘了”。好像很怕他不来，好像他来不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江砚辞想不明白，自己来不来为什么重要。
他不会打球。他坐在场边什么都不做。他不会像柳林知那样帮捡球，不会像教练那样喊战术，不会像啦啦队那样喊加油。他就是坐在那里，看。有时候看球，有时候看人，有时候看天。他去了和没去，对训练没有任何影响。
但墨凌云还是叫他来。
每次都说“你来不来”。每次都把水放在长椅上，常温的，开好的。每次训练结束都问“一起吃饭吗”。
江砚辞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些事。
也许墨凌云对每个人都这样。也许他只是不想一个人吃饭。也许他只是觉得江砚辞周末也没什么事做，叫上他也没什么。也许这些“也许”都是对的。
但也有可能，不是。
他想不清楚。他把这个问题放在脑子里一个固定的位置，不去动它。就像他在浙江的时候，把“想考北京的大学”这件事放在脑子里一个固定的位置，不去动它一样。不是忘了，是不敢想。想了就得做决定，做了决定就得行动，行动了就会有结果，结果不一定是好的。
他不想面对结果。
所以他不想了。
晚上七点，他给自己煮了一碗面。面是挂面，加了白菜和一个鸡蛋。他端着碗坐在餐桌前吃，客厅里只有他自己咀嚼的声音和冰箱嗡嗡的声响。他吃得很慢，不是故意的，就是没什么胃口。
吃到一半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江曼丽：今天降温了，你多穿点。
江砚辞：知道了。
江曼丽：吃饭了吗？
江砚辞：在吃。
江曼丽：吃的什么？
江砚辞拍了张照片发过去。
江曼丽：你就吃这个？
江砚辞：怎么了？
江曼丽：没什么，就是看着没什么营养。
江砚辞：能吃就行。
江曼丽：你跟你爸说的话一模一样。
江砚辞的筷子停了一下。他看着“一模一样”四个字，觉得有点不舒服。不是生气，是一种说不清的别扭。他不想跟他爸一样。他爸说“能吃就行”是因为他对吃的不在意，江砚辞说“能吃就行”也是因为他对吃的不在意。但他们不在意的方式不一样。他爸的不在意是“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江砚辞的不在意是“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
但外人看起来，是一样的。
他不想跟别人一样，尤其不想跟他爸一样。
他把碗里的面吃完了，去洗了碗，然后把厨房台面擦了一遍。擦完之后站在窗前看了看，雨已经停了，天还是黑的，没有星星。楼下那棵银杏树在路灯下泛着湿漉漉的光，叶子掉了不少，地上铺了一层暗黄色的东西，分不清是叶子还是积水映出来的光。
他拉上窗帘，去洗了澡。
躺在床上之后，他又拿起手机。墨凌云没有发消息。刘媛也没有。江曼丽也没有。通知栏里只有一条新闻推送，说某地的某个高速路段因为大雾封闭了。他看了两眼，划掉了。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关了灯。
房间里黑了下来。窗帘没拉严实的那条缝里，透进来一束微弱的光，是路灯的光，落在天花板上，像一条很细很细的银河。
他闭上眼睛。
脑子里又冒出那个问题。墨凌云为什么叫他去看训练。他为什么每次都去。这两个问题像两枚硬币，在他脑子里叮叮当当地转，转了一会儿，慢慢停下来，倒了。
他翻了个身。
明天中午要和墨凌云吃饭。不知道吃什么。“到了再说”。他以前不喜欢“到了再说”，现在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不是因为他变了，是因为“到了再说”的结果好像也没那么差。去了西单，刘媛买到了外套。去了篮球场，他学会了拍球。去了饺子馆，他吃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皮是自己擀的那种。
“到了再说”，好像也行。
他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风声。北京的风和浙江不一样，浙江的风是软的，吹在脸上像有人用手背轻轻碰你。北京的风是硬的，像有人推你，不疼，但你知道它在那儿。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他闭上眼睛，这次真的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