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卷子像雪片一样往下发。
每一科都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一天一小摞，一周一大摞，课桌上堆得连放笔的地方都快没了。练习册、模拟卷、真题汇编、专项训练，各科的资料一沓一沓地从油印室里推出来，还带着温热的油墨气味，被课代表们抱回教室，哗啦啦地分下去，像在发一场永远发不完的牌。
我变成了语文办公室的常客。
我总是在语文卷子和资料下来的第一时间就跑到办公室，把十六班的那一摞先数出来。数好了抱回教室，按小组分好，再让组长发给每个人。刘老师起初还有点意外，说“你不用跑这么勤，我回头有时间顺手就数了。”，我说我是课代表，跑勤点应该的。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后来次数多了，语文组的其他老师也认识我了。有时候我推门进去，靠在门边那个教高二的年轻女老师就抬头笑：“又来了？你们班那个语文课代表真勤快。”旁边的老师也跟着附和，说“刘老师好福气”“这孩子眼里有活”。我听着那些夸奖，嘴上说“应该的”，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我想起了叶老师。
高一那年，我也是这样一趟一趟地跑语文办公室。那时候的理由很多，交作业、拿讲义、问问题，每一个理由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人。叶老师坐在靠门的位置，我每次推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都是她。她不说什么，只是含笑看着我，那目光里有种了然的东西，仿佛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点破。
可叶老师只教了我一个学期就走了。人总不能活在过去。
于是我把那些心思收起来，继续认认真真地做好语文课代表。刘老师需要分卷子，我就分；需要誊分数，我就誊；需要去油印室拿新到的资料，我就跑一趟。我把每一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的，没让刘老师操过一点心。刘老师当着语文办公室老师的面夸了我好几次，在我蹲在旁边数卷子的时候，大肆宣扬地说，“许涵做事我放心，这孩子老好了。”我在旁边，低着头数卷子，嘴边是压不住的笑意。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从高一到高三，语文就没掉出过年级前三。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打印下来，发给整个年级，古诗文默写从来不会错，阅读理解也总能抓到出题人的意图。刘老师说我是“语文苗子”，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邹瑞林的语文却不好。
他数理化学得顺风顺水，物理经常满分，数学也总在年级前列，可语文成绩就是上不去。他的老师拿他没办法，有一次在办公室跟刘老师念叨：“十八班那个邹瑞林，理科好成那样，语文愣是上不去，每次默写都对不了几个，卡着及格的线忽上忽下。”从那之后，他隔三差五就会被叫到语文办公室来背书。
我也总能看到他。
他站在其他老师桌前，手里摊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语文书，低着头背《梦游天姥吟留别》或者《阿房宫赋》，背到一半卡住了，老师就提醒他一句，他接着往下背，声音里带一点不好意思的含糊。我有时候正好去办公室拿卷子，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他站在那边背对着我，我就从旁边经过，然后抱着卷子出了门，他接着背他的“六王毕，四海一。”
有一次，语文组的老师都要去开会。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刘老师匆匆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一摞刚印好的模拟卷说：“许涵，我马上要去开会，卷子刚送来，你帮忙分一下，按班级数好，一会儿其他班的课代表会来拿。分好的都放在后面那张桌子上，拿了让他们签个字。”我点头说好，刘老师就夹着笔记本走了。
办公室里一下子空了。所有的语文老师都去开会了，整间屋子只剩下我一个人。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堆满卷子的办公桌上，照得油墨未干的纸面泛着一层薄薄的光。我蹲在地上，背对着门口，把整摞卷子摊开来，一沓一沓地数，按班级顺序码在后面的长桌上，旁边放一张签字表，拿走的班级就在上面画个勾。
数到一半的时候，门咯吱一声响了。
我以为是哪个班的课代表来拿卷子，头也没抬，手里的卷子继续数着，嘴里说：“几班的？分好的卷子都在后面的桌子上，拿了就在名单上签字。”
来人没有立刻回答。我听到脚步声顿了一下，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十八班的在哪？”
我猛地抬起头站起来。
蹲得太久了，腿已经麻了，猛地站起来的一瞬间，眼前一黑，天旋地转。那些卷子的白色在眼前炸开来，变成一片模糊的亮斑，耳朵里嗡嗡地响，脚底下像踩在一团棉花上，整个人晃了一下，朝着一边歪过去。
邹瑞林手急眼快，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那只手很大，掌心很热，手指扣在我的小臂上，隔着校服的外套也能感觉到一股稳稳的力气。我被他一拉，整个人更晕了，眼前的白光变成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往外扩，往外扩，扩到边缘就散了。我下意识地把另一只手撑在他手臂上，低着头，皱着眉，闭着眼，等那阵眩晕过去。
他握着我的手臂没有松开，反而紧了一下，把我往他那边带了一点，像是在确认我不会再倒。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就在我头顶上方，比我平时听到的要近很多。校服外套的袖口蹭着我的手指，粗糙的布料底下是他的手臂，硬邦邦的。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秒，也可能更长。等到眼前那些白光慢慢退下去，能看清东西了，我连忙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手心里空出来的那一瞬间，风灌进去，凉飕飕的。
心跳得很快。快到我以为我又要眼前一黑。
我晃晃脑袋，抬起头看他。邹瑞林站在我面前，比我高出一个头，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轮廓勾成一道浅浅的光边。他看着我，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着，像是刚才被吓到了。
“那个，刚才……”我开口，嗓子有点哑。
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现在好点没？要不要去医务室？”他往前凑了一步，认真地盯着我的脸，目光从我的眼睛移到额头，又从额头移回眼睛，“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一连串的问题，我不知道先回答哪个。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眼里藏不住的担心，那种担心不是客套的、随口的，是真的皱着眉、抿着唇、往前凑了一步的那种。
“没事，”我说，扯了扯嘴角，“我就是在空调房待久了，我总这样。”
他看了我两秒，像是在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的。然后他点了点头，紧皱的眉头松开了一点，嘴角往上牵了一下：“哦，这样啊。我说你怎么大夏天还穿着外套呢。”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校服外套，确实穿着，从春天穿到夏天，袖子没挽起来过。办公室里空调开得足，我进来的时候没觉得冷，这会儿倒真感觉到手臂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鸡皮疙瘩。
“对了，”我岔开话题，“你来办公室干嘛？语文老师都去开会了。”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让我来背书。”他抬了抬手里的语文书，封面卷着边，页角折了好几处，一看就是翻了很多遍的。
我看着那本卷了边的语文书，忍不住笑了一下：“还背不下来啊？”
他听着也笑了，露出那颗若隐若现的酒窝，伸手挠了挠后脑勺：“哪里像你语文学那么好。”
那句话说得随随便便的，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可听在我耳朵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我低下头，假装去看桌上还没分完的卷子，手指捏着纸页的边缘，捏得很紧。
“那你先背吧，”我指了指旁边老师的桌子，“老师不在，你自己背，我在这儿数卷子。”
他说好，就坐到老师的椅子上，翻开书，嘴里念念有词。我蹲回地上，继续数剩下的卷子，一沓一沓地码好，放在后面的长桌上。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我翻卷子的哗哗声和他背书的嗡嗡声，两种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间屋子里同时下着两种不同的雨。
那天下午，邹瑞林在办公室里陪我数完了全部的卷子。那些卷子摞在长桌上，整整齐齐的，每一沓上都压了一张便利贴，写着班级和份数。他把最后一沓数好的卷子递给我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手指，只一下，很快就缩回去了。
“你语文这么好，”他说，把书夹在胳肢窝底下，站在门口准备走，“以后不会的可以问你吗？”
我抱着那沓卷子，站在长桌旁边，心跳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窗外的阳光比刚才暗了一些，斜斜地照着他的侧脸。
“可以。”我说。
他笑了，然后推开门走了。门轴咯吱一声响，走廊里的风灌进来，吹得我手里的卷子哗啦啦翻了几页。我低头把卷子按好，看着门在他身后合拢，然后靠在那张长桌上，手撑着桌面，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那天下午回到教室，周玉清问我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说卷子太多，数了半天。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做题。我坐下来，翻开课本，满脑子都是刚才他拉住我的那只手，他皱着的眉头，他说“以后不会的可以问你吗”时的那个笑。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随便划了几下，划出来的全是一个字。
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