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邹瑞林那一年，我天天跑数学办公室。
数学办公室在五楼。从我们教室的后门出去，再走一个班，上楼梯，会经过十八班；从我们教室的前门出去，经过两个班，上楼梯，就是数学办公室，但我总在从前门出去的时候看见邹瑞林，那段路我闭着眼都能走，每一级台阶的高度、每一块地砖的花纹、走廊里那盏灯忽明忽暗的节奏，全都刻在脚底板上了。我掐着时间去，在他最有可能出现的课间，手里攥着一本数学练习册，翻到某一页，用红笔圈出一道题，圈画得比真正的错题还认真。
有时候碰见他，有时候碰不见。
碰见的时候，他通常刚从教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沓团委的材料或者一张表格，看见我，点一下头：“又去问题？”我说“嗯”，他就侧一下身，给我让出半边走廊。我们擦肩而过，衣料摩擦出一声轻微的窸窣，他的洗发水味道在空气里停留不到一秒就散了。我继续往五楼走，脚步比刚才轻一些，手里的练习册攥得没那么紧了。
也有碰不见的时候。有时候上节课是体育课或者下节课是体育课，他都不会出现，我推开数学办公室的门，随便找个老师问一道题，老师讲什么我都没听进去，脑子里想的是刚才经过五楼楼走廊时那一排空荡荡的窗台，想的是我下楼的时候能不能再碰见他一次。
更多的时候他似乎没看见我，擦着我的肩膀就过去了，扬起的风拂过我的脸庞，我的头又低了几分，风过后，只留我一人在原地回望。
那是我最喜欢邹瑞林的一年。
也是我数学成绩最高的一年。说来好笑，我天天跑数学办公室，问的题却十道有八道没听进去，可成绩偏偏上去了。大概是因为跑得勤，混了个脸熟，老师上课的时候总往我这边看两眼，我不好意思走神，笔记记得比谁都全。再加上练习册翻得勤，就算没听进去，那些题反复看也看会了。高二下学期期末，数学考了一百二十七，班级第三，我妈看见了，难得夸了我一句。
可成绩单发下来那天我最高兴的，中午签到的时候，年级组的桌子上放着已经打好的成绩单，我签完到，就去找自己班的成绩单，低头找的时候，没注意到邹瑞林站在了旁边，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成绩单，笑了一下：“数学考这么好？”我愣了一下，说“还行”。他说，“挺好的”，然后就往签到表那边走了。我站在原地，把成绩单折起来塞进口袋里，手指在口袋里又摸了摸那张纸的边角，嘴角压了很久才压下去。
体育馆的大型活动总喜欢叫班长去布置。年级主任站在台上讲安排，台下乌泱泱站着一片人，每个班两个班长，有的班还多来了几个班委。我每次到体育馆的时候都会先扫一圈，找十八班的班拍。找到了，就往那个方向靠，但不会靠得太近，隔着一两个班的距离，刚好能看见他，又不至于太明显。
后来他也会靠过来。
有时候我站定了，跟旁边的班长聊着天，余光看见他从人群里绕过来，绕过一整个班的队伍，走到我旁边站定，然后若无其事地听主任讲话。中间班的班长看见了，总会打趣两句：“哟，邹班长，你们十八班的位置在那边，怎么站到十六班来了？”他就笑着挥一下拳头，作势要打，那个班长就缩着脖子笑，我也跟着笑，低头假装看手里的安排表，耳朵却烫得厉害。
活动结束之后，搬椅子、收班拍、清理场地，这些事情平时都是各班自己管自己。可邹瑞林会走过来，顺手把我手里的班拍接过去，说“我帮你拿过去”。我还没开口，他已经拎着班拍往存放室走了。我跟在后面，两只手空着，不知道该放哪里，最后只好插在校服口袋里，看着他的后脑勺在人群里一颠一颠地往前走。
体育场开家长会的时候，家长坐在中间空地我们摆好的凳子上，班长在最后面的看台。我做在看台最后一排靠边的位置，双手抱着腿发呆。忽然旁边多了一个人，偏头一看，是邹瑞林。他说“你家长来了吗”，我说“来了，在第一排”。他说“哦”，然后就没再说话，跟我并排坐着，看了会儿台上黑压压的人群。那天风很大，吹得台上的横幅哗啦啦响，我用手压着被吹乱的头发，偷偷侧头看了他一眼。他看着前方，侧脸的线条被阳光勾出一道浅浅的轮廓，嘴唇抿着，没说话。
我喜欢正在上着晚自习，广播突然喊“各班班长……”
那声音从教室前方的喇叭里传出来，混着电流的杂音，刺啦刺啦的，但“班长”两个字一出来，我整个人就精神了。在满教室低头做题的人里，我抬起头，放下笔，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门走出去。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照着一溜小跑往二楼赶的班长们，脚步声在楼道里此起彼伏。我混在那些人里面，脚步比谁都轻快，因为我知道，下楼的时候有可能碰到他，签到的桌子前有可能他正好也在，回教室的路上有可能多走一段。
有一次吃完饭，在教室坐了会儿，准备去签到。刚上到四楼楼梯口，一眼就看见他站在走廊尽头的栏杆旁边，背靠着墙，两只手插在校服口袋里，一只腿直着，另一只弯曲着踩在凸起的一小截台阶上。他看见我，笑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我问他。四楼是我的楼层，他的教室在五楼，签到在二楼。
他说：“等你。走吧，去签到。”
我忘了我那天是怎么下去的。大概愣了一瞬，大概弱弱地说了一声“好”，就低头往楼下走了。脚步很轻，轻到几乎没踩实台阶，像踩在棉花上。他跟在我旁边，隔了半步的距离，我能感觉到他偶尔侧过头来看我一眼，但我没敢转头跟他对视。我的视线钉在脚下的台阶上，一级一级地数。
从四楼到二楼的那段路，平时走几十秒就到了，那天走得很慢，慢到我觉得好像走了很久。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又一盏一盏地灭，我们的脚步声交叠在一起，一重一轻，一快一慢，慢慢合上了同一个节奏。
签到表摊开在二楼年级组办公室门口的长桌上，我拿起笔，先签了我的班，然后把笔递给他。他接过去，签了他的班，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我们走出年级组，又顺势一起走回去，我上到四楼就拐弯了，他继续往五楼走。但我没有直接走到教室，我站在楼梯间停了停，上下看了一眼。他正往上走，步子不急不慢的，校服下摆在背后轻轻晃着，然后拐进五楼，消失了。
我转过身，往教室走。嘴角的笑从二楼一直挂到四楼，推开教室后门的时候还在脸上。周玉清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怎么了”，我说“没事”，坐下来翻开书，书页上印的字全都在笑。
那天晚自习我什么也没做进去。笔在草稿纸上画了无数个圈，圈圈叠着圈圈，叠成一团看不清形状的乱线。广播里放了什么、老师在讲台上说了什么、下课铃什么时候响的，我全都没注意到。下课的时候周玉清推了我一把，问“你发什么呆”，我回过神来，说“没发呆”，她说“你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我抬手捂了一下脸，确实是热的。
那个笑一直撑到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关灯之前，我把那天的每一步都在脑子里重新走了一遍——从食堂出来看见他站在四楼走廊，到他接过我手里的笔在签到表上签字，到他在三楼拐弯时最后一截晃动的衣摆。每一帧都清清楚楚的，比任何一张照片都清晰。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凉的，脸是烫的。
每次广播里喊“各班班长”的时候，我都很快乐，走廊里的灯亮起来，我混在一群班长中间往楼下走，脚步轻快得像踩着弹簧。
我不确定哪一天会在楼梯转角碰到他，也不确定那天能不能多走一段。可只要广播响了，只要我还当一天班长，我就会走出去，走下四层楼梯，站在那张签到表前面。
然后，等那个脚步声从上面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