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日子，我跟周玉清坐了同桌。
换位那天，我们俩早早商量好了，按成绩选位置的时候，她先选，给我占了旁边那个座。我进去的时候，她已经把两个人的桌面都擦了一遍，还用湿巾抹了抹桌角的灰。我把书包放下来，拉开椅子坐下，她侧过头冲我笑了一下，梨涡浅浅地嵌在脸颊上。我也笑了。我们谁也没有食言，从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把两个人系在了一起，不紧，但一直没有断开。
我们开始分零食。她带一包薯片，我揣几颗糖，课间的时候把东西堆在两张桌子拼成的台面上，你一块我一块地分。有时候是她妈妈做的茶叶蛋，有时候是我从家里带的小饼干。分到最后总有一两块剩在那里，谁也不好意思先拿，就搁着，搁到下一节课下课，再接着分。有一次她带了一盒草莓，洗干净了装在保鲜盒里，红艳艳的，摆在桌角上。一节课下来少了几颗，再一节课下来又少了几颗，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盒子已经空了，只留着一点淡淡的果香，在空气里散了好久。
下课的时候我们挽着手去上厕所。其实有时候并不想上，只是习惯了。走廊里人来人往，我们贴着边走过去，胳膊挽着胳膊，聊着一节课发生的琐事。女厕所永远要排队，我们站在队伍里，一边挪一边聊天，聊到里面的人出来，再一起进去，出来的时候在洗手池前照一下镜子，理理头发，然后一起走回教室。那段路很短，来回也就四五分钟，但一天一天地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很厚的一叠时间。
晚自习的间隙是最舒服的。教室里的空气闷了，我们就在下课的时候，趴在走廊的栏杆上透气。从四楼望出去，校园里的路灯亮着，操场上黑黢黢的，偶尔有人从跑道上跑过去，影子在灯光里一晃就没了。月亮挂在教学楼的上方，有时候圆，有时候缺，有时候被薄薄的云蒙着，透出一圈软软的光晕。
我们趴在栏杆上，聊很多东西。聊小时候的事，聊家里的事，聊将来想去哪个城市，想学什么专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她说她想去南方，去一个冬天不下雪的地方，每天都能看见绿叶子。我说我还没想好，但不想留在这里。她问我为什么，我说不知道，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到时候去南方，你要来找我玩。”我说好。
那样的夜晚有很多个。栏杆是凉的，胳膊搭上去的时候有点冰，但风是软的，吹得人昏昏欲睡。月亮挂在那里，不声不响的，像是在听我们说话，又像是在给我们留着那一小块光。后来我想起那些晚上，总觉得月亮特别好看，比任何一次中秋节的都亮，都圆，像一盏专门为我们点的灯，挂在教学楼的上方，不高不低，刚好照到我们趴着的那一层。
后来熟了，说话也不避讳了，开始大胆起来。
有一天课间，她侧过身来看着我，忽然说：“许涵，你一开始就表现得健谈，但你又不是这样的人。”
我手里的笔停了一下。她看着我的眼睛，那目光很平静，不是质问，也不是怜悯，就是很单纯地、像在说一件她想了很久的事。
我咬了咬嘴唇，没说话。
她说得对。我确实不是那样的人。分班第一天黄锦文说什么我都接，接得顺溜，偶尔还主动抛几个话题出去，笑的时候声音也比平时大一些。那时候我想的是，如果表现得热情一点、好相处一点，别人就会愿意跟我玩，就会觉得我是个不错的人，然后我就会在新的环境里有一个位置，有几个可以说话的人，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去演一个健谈的人。那样的日子过了大半个月，我确实认识了不少人，也能在走廊上跟人点头打招呼，可那种关系很薄，薄到风一吹就散了。真正留下来的人，没有几个。
到头来什么也没留住。
但也幸好，我留住了周玉清。
我想起我以前跟她说过的那些话。那大概是高二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天很热，塑胶跑道被太阳晒出一股胶味。我说：“我绝不会留恋高中，这三年太糟糕了。”我说得很斩钉截铁，像在下一个结论，把一整段日子打包封好了，准备毕业那天扔掉。
可后来我变了。
高三那年的日子，像一帧帧曝光过度的胶片，朦胧却散发着暖黄的光。
清早到教室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透。我坐在座位上，周玉清从外面进来，书包还没放下就凑过来，眯着眼睛，声音还带着没睡醒的哑：“早上吃什么？”这是每天的第一句话，几乎是固定的，像某种仪式。我就开始跟她讨论食堂的包子还是门口的煎饼，有时候计划了半天，走到食堂却买了别的。
中午最后一节课如果是物理，我们就会在课桌底下偷偷打赌，赌物理老师今天会拖堂几分钟。她说三分钟，我说五分钟，然后在老师讲到最后一个例题的时候，两个人挤眉弄眼地看表。结果往往是老师拖了七八分钟，我们俩都输了，但笑得停不下来。
傍晚的时候，我们站在食堂门口，一边嚷着“晚上减肥，不吃了”，一边脚步诚实地往里面走。她买一份鸡腿饭，我买一碗牛肉面，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把碗推来推去地分享。吃完之后摸着肚子说“明天真不吃了”，第二天照样准时出现在食堂门口。
那些日子琐碎极了。一包零食分来分去，早上带过来，到上午第四节课之前就吃完了，从来撑不过一上午。但每次分的时候都像第一次一样，你推我让的，谁也不肯多拿。有时候是一包辣条，有时候是几块巧克力，有时候只是两颗糖，一人一颗，含在嘴里，把甜味慢慢化开。
我们之间有了一种不用说话的默契。上课的时候我偏头看她一眼，她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有时候只是对视了一瞬，然后两个人就忍不住低下头笑起来，肩膀一抖一抖的，怕被老师发现，憋得满脸通红。
三读书的时候，我把课本立在桌面上挡着，躲在书后面跟她碎碎叨叨。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有时候是抱怨昨天的作业太多，有时候是讨论今天中午吃什么，有时候只是没话找话地“哎”一声，等她看过来，然后我说“没事”，她就知道我只是想确认她还在旁边。
我们买了一大堆数学资料，做完之后对答案，对完了两个人都瘫在椅子上。有时候正确率高得不敢相信，面面相觑地检查了三遍，确认没对错答案之后，高兴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有时候正确率低得怀疑自己，两个人对着错题本沉默了半晌，然后她说“没事，下次一定”，我说“对，下次一定”。
又想起最后一个星期天。
那天中午我们溜出去吃饭。学校周日中午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我和周玉清从后门溜出去，沿着校门外的巷子走了十几分钟，找了一家小面馆。吃完饭出来的时候，阳光很好，天蓝得发亮。她骑着一辆小电瓶车，我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搭在她肩膀上。风吹过来，把头发吹得往后飘，她忽然大声喊了一句：“青春无憾！”
声音被风扯碎了，撒在巷子里，我跟着笑了出来，也喊了一句什么，记不清了。然后我们回学校时，迎面撞见了年级主任。
然后我们就笑着上楼，上到三楼，拐角处又撞见了物理老师。他正端着一个保温杯从教师办公室走出来，看见我们，挑了挑眉，阴阳了一句：“哟，挺悠闲啊，物理卷子做完了？”
我和周玉清对视一眼，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齐声说“快了快了”，然后落荒而逃。
那天下午坐在教室里，我一边做物理卷子一边还在回想刚才被两个老师先后逮到的窘迫，嘴角忍不住往上翘。周玉清坐在旁边，用笔戳了我一下，我转头看她，她用眼神问“笑什么”，我用眼神回“没什么”，然后两个人又开始憋笑。窗外的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摊开的卷子上，油墨味混着纸页的气息，暖烘烘的。
都说青春是一首仓促的诗，潦草起笔，又匆忙合卷。
我的青春只有一年，叫高三。
那一年，时间的刻度是教室里倒计时牌上一天一天减小的数字，是黑板上值日生用粉笔划掉的日期，是试卷一张一张摞起来越来越厚的边角。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试卷的油墨味和未干的焦虑，混着粉笔灰和汗水的味道，沉甸甸的，压在每个人的肩膀上。
可那一年，也是我整个高中三年里唯一想反复重读的一章。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荡气回肠的转折，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琐碎到捡不出来几件值得单独讲述的事。可那些琐碎里面，一帧一帧的，藏着最亮的颜色。
如果青春是一首诗，那些日子就是散落的韵脚。有的落在课桌角上，有的落在食堂的盘子里，有的落在走廊的栏杆上，有的落在夜里抬头看见的月亮里。而周玉清，你所在的那些韵脚，是我最想重读的那一行。
那是最暗的夜，也是最亮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