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三天没有任何消息。第四天早晨，我到公司的时候前台递给我一个纸袋，说有人早上放在这里的，没留姓名。我拆开，里面是一个旧信封，封口已经开了，没有封合。我抽出里面的信纸。纸面泛黄，边缘有些脆了，折叠的痕迹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上过多次。字迹是林小雨的，但比她在日记本里的字更稚嫩一些，像更早的时候写的，笔画收尾处还带着一点未褪尽的青涩弧度。
开头没有称呼，像一封没有收信人的便条，又像一份没有人读的口述。她用轻飘飘的笔触写着："你还在那个位置站着吗？我换了一条路走，你就找不到了。但我还是每天经过那里，假装在系鞋带。有时候我蹲下去看着自己的鞋带，慢慢把它拆开、重新系好，站起来。你还在。你每次都在。有一天我抬头的时候你不见了。我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你没有回来。我想你大概换了位置，或者走了。我走过去了。我走到路的那一头又折回来，在原来那个位置蹲下来系了一遍鞋带。你不在。那之后我又走了很多次那段路，你都没有再出现。我想告诉你我换了新鞋子，白色的，系鞋带的时候蹲着的时间比之前短了。你要是还在的话，大概会数出来的。"
我握着那张纸坐在工位上。窗外有风把窗帘掀起来又落下，光斑在桌面上移动着。这封信显然比我在桂花树底下找到的那封更早，是写给那个更早的观察者的，写给那个她已经知道不在的人——他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换了城市，或者只是不再出现在那个位置了。她写了这封信，但没有寄出去，没有埋进土里，只是折好放进抽屉里。后来有人找到了它，放进了那个纸袋里，送到了公司前台。
写信的人是谁？那个把信交到我手里的人——他一直在观察着林小雨的一切，也同时在观察着我。
我拿起手机给尾号927发了一条消息："那封早的信，是你放的吗？"
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不是我。但我知道是谁。就是那个戴帽子的。他说他找到了一些她写给她更早认识的人的信，没有埋到树底下，只是收着。他说这些信原本也不该埋在土里，因为收信的人已经不在了，埋了也没有人会去挖。"
"他说——"尾号927的回复变成了没有尽头的一串省略号，后面接了一个字："在。"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街对面站着一个穿深灰色外套的人，手里没有拿东西，只是站在那里。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没有往我这边看，但他站在那个位置已经很久了，久到街面上其他走动的人已经换了两批，他的姿势始终如一，像一棵被固定在路边的行道树。我回到工位上，坐下了。
那天下班的时候，我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走出公司大门之后，我没有往地铁站的方向走，而是拐进了旁边那条小巷。巷子窄，两边的墙壁上爬满半枯的藤蔓。我走到巷子中间停下来，转身。
他站在巷口。深灰色的外套，帽檐压得很低。隔着大约二十步的距离，他停住了。我们在那条窄巷的两头各自站着。黄昏的光从巷口斜斜地打进来，把他身后的路面染成一层暖色。他的轮廓被逆光勾出一层模糊的亮边。然后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举起来。是一个信封，浅黄色的，边角压得平整。
"你要的那封信，在这里。"他的声音很低，像隔了一层纱布传过来。我往前走了一步，他没有动。我又走了一步，他还是没有动。等我走到离他大约五六步的时候，他伸出了那只握着信封的手。信封的边角在夕光里微微反光，像一面被擦亮的小镜子。我伸出手，接过了那封信。
他收回手的时候，袖口滑上去一寸，露出了手腕内侧的一道疤痕。浅白色的，细长，横在腕骨和脉搏之间，像一条被时间磨平了棱角的旧岸线。然后他转身走出了巷口。他的背影在暮色里缩成一个小点，被路灯的暖光接住了。
我站在原地拆开那个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纸面上的字迹跟第一封是同一种笔锋，但笔压更深，像她写的时候更用力，或者更确定："你还在。我试过换路走，走了别的路之后又绕回来。你还在。电线杆后面，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我站在603的阳台上看过那个方向很多次。有时候你不在，但第二天你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站在同一个位置，帽子的高度和上一次一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不知道你为什么看着我。但我知道你在。我往后的事情你也看着吧。所有事情，你别躲。"
这是一封更晚的信，语气比第一封更确定，更像是对一个确定存在的人说的——写给"戴帽子的你"，写给那个从电线杆后面挪到了对面楼窗台后面、从浅蓝色袖子换成了深灰色外套的人。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知道这个人还活着。她明确地知道。而这封信她现在想交给这个活着的人。
我站在巷口，把那封信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把信封放进了外套内袋。在它旁边，那封更早的信和那封信隔着两层纸挨着——同一双手写下的两封信在同一个口袋里重新相遇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被交给同一个人，再由一个人转交给最后那个真正该收下它们的人。我伸手隔着外套布料摸了摸那两封信的轮廓，它们平整地贴着内袋，互相挨着，像是终于各自走到了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