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书宁是在卷宗库最角落的架子上发现那个木匣的。
卷宗库的整理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她把永乐八年的旧档重新归置之后，又开始往前翻永乐七年、六年、五年的东西。越往前的年份东西越少，也越乱——有些麻绳捆根本没拆过，从沈时渊收集来时就原样堆在架子上，落了十几年的灰。她蹲在最角落那排架子底下，从一堆发黄的邸报和虫蛀的账册中间，掏出了一个比永乐八年那个更旧的木匣。
木匣的边角没有包铁，就是几块杉木板拼的，接缝处已经松动了，轻轻一碰就吱呀作响。匣面上有一道深深的水渍，从右上角斜斜漫到左下角，把木纹洇得发黑。锁扣是木头的，早就朽断了，她用指甲轻轻一挑就开了。匣盖掀开的瞬间，一股干燥的旧纸味混着防蛀的艾草味扑面而来。
里面是一本手抄的佛经。
不是刻本，是手抄的。纸张比公文纸更薄更韧，是关内不产的那种桑皮纸，泛着均匀的茶黄色。封面没有字，只有用细麻线装订的针脚，密密的，整整齐齐。她翻开第一页，看见一篇《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抄本。字迹是沈时渊的——但不是公文批注上那种沉稳老练的行书，不是给幽州知府写翻案信时那种用力的端楷，不是木匣字条上那种随意的、温润的笔迹。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更早的字迹。
每一个字都极其端正，横平竖直，撇捺收敛，一画都不潦草。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把每一个字都写稳，不敢有丝毫差错。墨迹浓淡不一——有的地方浓得发亮，看得出刚蘸了墨；有的地方淡得只剩一层灰蒙蒙的墨痕，大概是笔尖快干了还在继续往下写，舍不得停下来蘸墨。她翻了几页，在经文“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乖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一行的旁边，看见一滴被水洇过的痕迹。不是墨。是水滴上去之后把墨迹晕开的。那一小块地方比周围的纸面更皱，用手指轻轻摸上去，能感觉到纸纤维被水浸过之后再晾干的粗糙。她猜那是眼泪。
她坐在地上，把这本佛经从头翻到尾。每一页都是《地藏经》的抄本，每一页的笔迹都同样端正而用力。她没有在字面上看到任何情绪——经文就是经文，一笔一画抄得规规矩矩。但每一笔入纸的深度都让她觉得，这不是在抄经，是在把什么东西刻进纸里。父亲死后抄来超度用的，她忽然想到，沈时渊的父亲是被拷打至死的。他在幽州大牢里死在稻草堆上，身上穿的那件囚衣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露出骨节突出的手腕。沈时渊没有给他办过法事，没有给他立过碑，只能跪在破庙的供桌前，一笔一画地抄《地藏经》，用自己的方式替他超度。
她翻到最后一页。经文结束了，纸面剩了大半页的空白。在那一页的右下角，有一行极淡的字。
“今日又雪。不知阿曜安否。”
墨迹很淡，像是蘸了极少的墨，又像是写了之后被反复摩挲，把墨迹磨浅了。字迹跟前面经文上那种用力收敛的端楷不一样——这行字更随意，更接近他后来在密报上写小字的那种笔迹，但也更年轻，带着少年人还没被磨平的微微上挑的捺角。页边角那里有一小块比其他地方更光滑——是被拇指反复摩挲过留下的痕迹。纸质被磨得起了一层极细的绒毛，在油灯下泛着暗暗的光泽，跟旁边粗糙的纸面形成了明显的分界。她想象着那个人抄完最后一遍经文，搁下笔，犹豫了很久，然后在空白处写了这行字。也许写完之后又后悔了，想擦掉但纸太薄擦不掉，就只能用拇指反复摩挲，想把字迹磨浅。
她坐在地上，捧着这本佛经，透过那行被磨得发淡的字，仿佛看见很久以前的某个雪夜——他跪在供桌前抄完厚厚一本《地藏经》，手指冻得通红，被冻疮挤得变了形的指节握不住笔。窗外大雪纷飞。他坐在破庙的角落里，想起来路上遇见的那个孩子。那孩子发了高烧，躺在供桌下面攥着他的衣角叫“阿兄”。他把棉袄盖在那孩子身上，把自己的饼掰成两半，大的给他。然后他们在官道分岔口被风吹散了。他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在哪里，安不安全，有没有人照顾，是不是还活着。
她把这本佛经原样放回了木匣里。然后拿起自己随身的小本子，翻到最新的一页，在上面记了一笔。
“永乐某年某日雪，大人抄经毕，问不知阿曜安否。阿曜即萧景曜。”
这是她第一次把这两个名字写在同一个句子里。阿曜。萧景曜。那个在破庙到荒村的路上叫沈时渊“阿兄”的孩子。那个在炭灰地上歪歪扭扭写“阿兄”两个字的孩子。那个把铜钱砸成两半的孩子。那个被禁军抱上马背回头喊“阿兄——”被风吹散的孩子。
她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卷宗库里安静极了，油灯里的灯芯轻轻噼啪了一下。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深秋的夜，月光从高窗里漏进来，照在架子上那些旧麻绳捆上。她忽然想，沈时渊把木匣放在卷宗库最角落的位置，放在永乐五年那堆旧档下面，大概是想把它藏得深一点。藏得越深，越不想让人发现。但她还是发现了。这些被他藏在暗处的话，一句一句地，都被她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