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安元年腊月，萧景曜在朝会上第二次公开反对了沈时渊。
起因是沈时渊提出的火耗归公方案。火耗是地方官征收税银时以“熔铸损耗”为名目额外加征的银子，加多少全凭地方官一张嘴——有的县加一成，有的州加两成，蓟辽边境的军镇加到过三成。这笔钱不入户部账册，直接进了地方官的私库，是官场里公开的秘密。沈时渊的方案很简单：火耗统一归公，纳入正税，由户部统筹拨付。这意味着地方官每年少了一大笔活钱，而户部多了一大笔账目——对朝廷有利，对百姓有利，对贪官不利。他把方案在朝堂上念了一遍，条理分明，每个数字都算得清清楚楚，语气跟每次奏事时一模一样——平稳而冷淡，像在念一份粮草清单。
然后萧景曜开口了。
“火耗归公，朕以为操之过急。”他的声音从龙椅上传来，不大，但咬字很清，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牙齿磨过之后才放出来的。这是他登基后第二次公开反对沈时渊的提案。上次是蓟州左参政的人选，那次他只是在否决一个人。这次他否决的是一整套方案，而且是沈时渊亲自草拟、花了小半年时间在六部反复核算过的方案。
“火耗积弊已深，整顿势在必行。但眼下新政推行不过一年，六部阻力仍在，地方官对新政的抵触尚未化解。此时再加火耗归公，势必激起地方反弹。蓟州、宣府、大同等军镇尤甚——边镇粮饷本就紧缺，火耗归公后地方财权被收，若户部拨付不及时，边境不稳。朕以为，此事当缓行。可从一省试点，待地方适应之后，再逐步推行全国。”
大殿里安静了一瞬。那种安静不是平时朝会上的肃静，是所有人同时屏住了呼吸的静——跟上次一模一样，但比上次更重，因为这一次被否决的不是一个人选，而是一整套关系到无数人钱袋子的方略。站在前排的吏部尚书偷偷抬了一下眼皮，又飞快地垂下去。户部尚书低着头，盯着自己手里的笏板，笏板上其实什么都没写。
沈时渊站在百官之首的位置，低着头。他的表情被乌纱帽的阴影遮住了大半，从侧面只能看见他抿紧的嘴唇——那条线还是平的，没有翘起也没有下弯。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微微欠身。
“臣遵旨。”
声音跟在户部正堂念粮草清单时一模一样，跟说“知道了”“照准”“不准”时一模一样。没有辩解，没有坚持，没有任何多余的一个字。他把那份火耗归公的方略合上，夹在腋下，退回班次里。朝会照常进行。几个大臣陆续奏了几件不痛不痒的事——钦天监报明年正月初一有日食，礼部请旨筹备祭天，户部奏请减免河南灾粮。萧景曜一一回了，但没有人再看沈时渊，也没有人敢看他。殿外传来太监拖长了声调的通报，又一批折子递上来了。
散朝之后，萧景曜在御书房里坐了很久。
案上堆着半人高的奏折，他一动没动。朱笔搁在笔山上，笔尖上凝的那滴朱砂已经干透了。紫铜暖炉里的炭火烧得正红，但他觉得殿里有些冷。他站起来在御书房里走了好几圈，赤着脚，脚底被青砖地面的凉意从脚板心一路传到膝盖，冻得他膝盖上那几处旧伤隐隐发酸。
他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火耗归公确实操之过急。他在蓟州待过大半年，知道边镇的军饷有多紧张，知道地方官如果财权被收而户部拨付又跟不上，边境会出乱子。他有充分的理由缓行新政。他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但他还是烦躁。那种烦躁没有来由，或者说不像来由那么明确——就是心里堵着一团东西，吞不下去，吐不出来。好像在胸腔里塞了一团湿棉花，把心跳都闷得闷闷的。
他想起沈时渊在朝堂上沉默的那几息。那几息里他心里掠过了一些很杂乱的念头——是不是又把他推远了？是不是又让他觉得自己在跟他对着干？他骂自己怎么还在想沈时渊的感受。他是皇帝。沈时渊是臣子。君臣之间本来就该有分歧，有争执，有权力上的此消彼长。他是正确的。但他还是烦躁。那种烦躁从蓟州开始就一直在那里——每次沈时渊为他做了什么，他就烦躁；每次他对沈时渊做了什么，他也烦躁。
赵瑾守在殿外，从门缝里看着他的背影。萧景曜在殿里走圈的时候，赵瑾没有说话；萧景曜停下来站在窗前的时候，赵瑾也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他记得去年在蓟州，萧景曜给沈时渊写“安”字信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营房里走圈。也记得收到太医和药材的时候，也是这样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萧景曜为什么烦躁——因为他恨沈时渊的时候理直气壮，但每一次对沈时渊动手之后，他都会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恨他。那种恨像一把被攥了太久的冰，化了之后不是怒气，是一股说不清的酸涩。但赵瑾什么都没说。他是侍卫，不是谋士。他只是站在门外，看着那个年轻的皇帝站在窗前，对着窗外太和殿的琉璃瓦，站了很久很久。窗外起了风，把太和殿飞檐上挂着的铜铃吹得叮叮当当响。雪大概快要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