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沈时渊开始撤换自己的亲信。
第一个被调走的是卫衡。调令是沈时渊亲手写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差遣蓟州大营协理军务。跟去年他调萧景曜去蓟州时一模一样的职位，一模一样的措辞。卫衡跟了沈时渊十二年，从沈时渊还在幽州做推官时就跟在身边，替他挡过刀、挨过箭、深夜翻过城墙根。他的靴子沾过无数次城外的黄泥，袖口蹭过无数次砖墙上的灰，每一次深夜外出回来都会在沈时渊书房门口站一会儿，确认灯还亮着、人还安好才回自己屋里。沈时渊在书房里把调令递给他的时候面色如常。卫衡单膝跪地接过调令，站起来的时候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他跟了沈时渊十二年，比任何人都更会读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所以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沈时渊大概也读懂了。
“蓟州那边需要人。”沈时渊说，声音跟每次交代公务时没有任何区别，“周世安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在京城待太久了，去边境历练几年，回来能顶更大的事。”
“是。”
卫衡没有多问。他把调令揣进怀里，转身出去收拾行李。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站在廊下抬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正在抽新芽的石榴树。老吴正蹲在树下松土，抬头看见他，笑道：“卫大人今天怎么有空看树？”卫衡没答，拍了拍廊柱，大步往自己屋里走去。老吴捏着花铲愣了好一会儿，低下头继续松土，但动作比刚才慢了。
第二天，跟了沈时渊六七年的两个幕僚也收到了外放的文书。一个被调去四川做知府，一个被派往湖广做兵备道。都不是贬——品级各升了一级，是实实在在的升迁。但两个人都知道，沈时渊在朝堂上的处境正越来越微妙：新帝登基以来，沈时渊主持的新政得罪了太多人，弹劾折子堆满了御案，旧党恨不得扒他的皮。而新帝——那个被沈时渊一手扶上龙椅的七殿下——已经开始在朝堂上公开反对他的提议了。沈时渊在这个时候把亲信一个个往外调，不是给他们前程，是给他们退路。
幕僚走的当天晚上，顾书宁在卷宗库里整理旧档。卫衡推开卷宗库的门，手里拎着两壶酒。他把一壶放在顾书宁桌上，自己拧开另一壶灌了一口。顾书宁看着他——这个沉默寡言的侍卫长今天的话比平时更少。他靠在书架上，看着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旧档，喝了好一会儿酒才开口。
“大人的书房，以后你多看着点。”他的声音被酒泡得有些沙，“他老是忘了吃饭。厨房里的孙嫂知道，每顿往书房送两道菜就行，多了他也不会碰，原样端回来浪费。茶别太浓，浓了他会一直喝不睡觉。窗台上那盆文竹不用天天浇——大人的折扇落在角楼上了，那盆文竹本来是扇子搁的地方，现在扇子没了，文竹还在。还有——”他停了一下，仰头灌了一口酒，“他半夜在书房睡着的话，不要让老陈头进去叫他。他睡得少，能睡一会儿是一会儿。”
顾书宁安静地听着，把这些话一字一句记在心里。她问卫衡：“大人最近怎么了？”
卫衡把酒壶放下，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沾了无数泥的旧靴子，靴帮上有一道被刀鞘磨出的痕迹——那是跟在沈时渊身边十几年留下的印记，比任何言语都更忠实地记录了他去过多少地方、站过多少个深夜。“大人在做他认为对的事。”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顾书宁没有追问。她低下头继续整理旧档，手指把一张标签抚平贴在箱盖上。然后她忽然一阵心悸——那心悸来得没有缘由，像是胸口某根弦被人猛地弹了一下。沈时渊撤亲信，去防备，像一个人在赴死之前把身后的事一件一件交代清楚。卫衡那句平静的话反而让她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什么都没再说，只是在当天深夜补了一笔记录：卫衡临行，嘱吾书房诸事。问大人何为，曰：做对的事。吾心悸甚。
整个三月，沈时渊几乎每天深夜才回府。有时是亥时，有时是子时，有时天边泛了鱼肚白才听见后门马蹄声。有一回他在朝会上咳了一阵，用袖子掩住，放下袖子之后站得笔直继续议事。顾书宁在府里听到老陈头回来说起此事，老陈头搓着手叹气：“大人在朝堂上咳血了——不是咳血，是咳了，但咳得厉害。太医去请脉被他挡回去了，说没事。”她在心里记下，但没有往本子上写——这种事写出来太像示弱，而沈时渊从不示弱。
萧景曜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召见沈时渊单独议事。他在御书房批阅奏折的时候偶尔会停下来，看着窗外。窗外是太和殿的琉璃瓦，再往远处是京城层层叠叠的屋脊和灰蒙蒙的天际线。赵瑾以为他在想朝政。其实他在想那天蓟州的雪——去年正月十六，他离京赴蓟州那天清晨，出崇文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城墙。他当时不知道城楼上站着一个人。现在他知道了。那人把一群又一群的人从身边调走，但自己还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