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的第二个月，萧景曜和沈时渊之间出现了第一道裂痕。不是大事。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官员的任命。
蓟州布政使司缺了一个左参政，从三品，管钱粮民政。沈时渊拟了个人选：吏部考功司郎中何继昌，做了十五年考功，熟悉各地方官员的政绩底细，为人谨慎，从不站队。在朝会上沈时渊照例出班奏事，把蓟州布政使司左参政的缺额报上去，然后平静地说了句“臣举吏部考功司郎中何继昌补缺”。语气跟每次奏事时一模一样，稳而淡，好像只是在念一份粮草清单。
然后萧景曜开口了。
“何继昌此人，朕以为不妥。”他的声音从龙椅上传来，不大，但咬字很清，“蓟州是边防重镇，左参政管钱粮民政，须得熟悉边务之人。何继昌在吏部做了十五年考功，从未出过京，对边境一无所知。朕以为，应从蓟州本地提拔。”
大殿里瞬间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平时朝会上的肃静，是所有人同时屏住了呼吸的静。站在前排的吏部尚书偷偷抬了一下眼皮，又飞快地垂下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手指在笏板上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停了。
这是萧景曜登基以来第一次公开反对沈时渊的意见。不是私下商议，不是在御书房里关上门讨论。是在太和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否决了沈时渊举荐的人选。
沈时渊站在百官之首的位置。他听完萧景曜的话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不长，也许只有两息。然后他微微欠身。“臣遵旨。”退回班次里，低下头，不再说话。朝会照常进行。几个大臣陆续奏了几件不痛不痒的事，萧景曜一一回了，但没有人再提蓟州的事，也没有人敢看沈时渊的眼睛。
散朝之后，萧景曜在御书房里坐了很久。奏折堆在案头，他一动没动。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堵得慌。他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何继昌确实没有边务经验，蓟州左参政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懂边境的人。他在蓟州待了大半年，知道那个地方的冬天有多冷，知道补给线断了之后粮仓里的存粮能撑几天，知道烽燧的瞭望死角该怎么补。他有足够的理由否决沈时渊的提议。但他还是在御书房里坐了很久。赵瑾端进来的参汤放在案角，从滚烫放到温凉，他一口没喝。他在想沈时渊在朝会上沉默的那两息。那两息里他在想什么？是不是觉得这个他一手扶上龙椅的皇帝，开始反过来咬他了？是不是在计算下一步该怎么走？是不是在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在崇文门城楼下等他？
沈时渊回府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卫衡牵过马，低声禀了几句密报的事，他没有回应，只是把马缰递过去，走进了书房。顾书宁正在整理案上的旧档。她看见沈时渊进来，按习惯起身准备磨墨。但她注意到他没有往案前走——他走到窗前站住了，背对着她。窗外那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暮色里伸展着瘦骨嶙峋的轮廓。快要开春了，枝头上已经鼓起了几个极小的芽苞，但还裹在褐色的硬壳里，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她退回角落，安静地继续整理文书。过了很久，她听见他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极轻，像是自言自语。她没有听清完整的句子，只听见最后三个字——“……长大了。”那三个字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是一种她从没在这个人身上听到过的语气——有点涩，但更多的是别的什么。像是骄傲，又不像骄傲。像是放手，又不像放手。她不知道这语气该怎么形容，但她知道，在朝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跟萧景曜有关的事。她没有问，只是在当天晚上的记录里多写了一笔：是日，大人归，立窗前良久，自语曰“……长大了”。不知何意，然其声甚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