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忠拿起那张签了字的纸，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扁圆的铁盒，打开，里面是半盒暗红色的印泥。他用手指点了点纸面下方空白处。
王南方伸出右手食指，指尖在裤缝上蹭了蹭，蹭不掉那层洗不净的茧皮和细微的裂口。他慢慢将手指按进印泥里，冰凉黏腻的触感从指尖传来，那红色稠得像是半凝固的血。他抬起手，看着那抹刺眼的红，停顿了几次呼吸的时间，终于重重按在了自己名字旁边。
指腹离开时，纸上留下一个清晰却扭曲的指纹，螺纹被厚茧磨得有些模糊，边缘晕开一小圈。沈国忠仔细看了看，点点头，将材料收拢。那两个年轻人再次上前，一左一右架起王南方的胳膊。他几乎没有挣扎，任由自己被拖着走出那间屋子，穿过长长的、回声清晰的走廊，走下几段水泥台阶，空气里的霉味和阴冷越来越重。
最后停在一扇厚重的铁门前。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窗，焊着铁条。一个穿着旧制服的人掏出钥匙，哗啦哗啦开了锁，门轴发出艰涩的吱呀声。里面是一条更暗的通道，两侧是一间间用粗铁栏封住的牢房。他被推进其中一间，铁门在身后哐当合上，落锁的声音干脆利落。
牢房很小，靠墙是一张用木板搭成的铺，上面铺着薄薄一层发黑的稻草。墙角放着一个便桶，气味刺鼻。唯一的光源来自走廊高处一盏昏黄的电灯，光线透过铁栏，在潮湿的地面上切割出栅栏的影子。王南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直到眼睛适应了昏暗，才慢慢走到铺边坐下。木板很硬，稻草窸窣作响。他抬起手，看着食指上那抹已经干涸发暗的红色，用拇指用力去搓，搓得皮肤发红发痛，那颜色却像渗进去了一样，留下淡淡的痕迹。
日子开始以一种缓慢而重复的节奏流淌。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透，走廊里就会响起开锁和吆喝的声音。同牢房还有三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眼神麻木。他们排着队出去，在院子里用凉水抹一把脸，然后领回一天的口粮：两个掺着麸皮和菜帮子的窝头，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上午有时被叫出去干活，搬石头，修墙，都是沉默着进行，看守的呵斥是唯一的声响。下午多半关在牢里，无所事事。
王南方很少说话。他常常坐在铺上，背靠着冰冷的土墙，眼睛望着铁栏外那一小片被切割的天空。有时是灰蒙蒙的，有时透出一点惨淡的蓝。他数过墙上的砖头，数过每一天从栏杆影子移动推算出的时辰。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听着。听远处隐约传来的车马声，听隔壁牢房偶尔的咳嗽或叹息，听走廊尽头看守踱步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构成了他与外面世界仅存的、极其脆弱的联系。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牢房里换了一副新面孔。是个干瘦的中年人，进来时不停咳嗽，眼神里还残留着惊恐。夜里，等看守的脚步声远了，那人蜷在角落的稻草上，压低声音说起外面的情形。他说如今到处都在清查，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因为解放前在旧政府干过几天文书，也被带走了；他说村里开始搞互助组，但有些人家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和他们搭伙。
王南方在黑暗里睁着眼，呼吸放得很轻。他听到那人含混地提到小王庄，提到有个小学老师被抓了，老婆好像病了。王南方的喉咙突然发紧，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手指掐进了掌心的老茧里。那晚之后，他再也没有从那个新来的人口中听到更多消息。又过了一阵子，那人被叫出去，再也没回来。
时间失去了清晰的刻度，只有身体的变化标记着它的流逝。王南方的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胡子拉碴。冬天来了，牢房里阴冷刺骨，墙壁上结着白霜。发的棉衣又薄又硬，像一块冰贴在身上。他手上脚上生了冻疮，红肿发痒，破了之后流黄水。春天，冻疮慢慢结痂，脱落，留下深色的疤。然后又是夏天，牢房里闷热如蒸笼，便桶的气味混着汗馊味，熏得人头晕。
第二年秋天，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王南方被提出去问了一次话。还是那间审讯室，但对面坐着的不是沈国忠，是另一个面孔陌生的干部。问题很简短，主要是核实一些已经交代过无数遍的细节：何时入伍，任何职务，登记过多少名册。问完后，那人合上笔记本，看了王南方一眼，忽然说：“你家里有人来问过。”
王南方猛地抬起头，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是你大哥。”干部语气平淡，“问能不能送点东西，能不能见一面。不符合规定，没同意。”他顿了顿，像是随口一提，“你老婆的事，听说了吧？”
王南方盯着他，耳朵里嗡嗡作响。
“病死的。具体什么病不清楚。你女儿好像还小，你大哥接过去养了。”干部站起身，“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去。”
回牢房的路上，王南方的腿像是踩在棉花上。走廊似乎比平时长了许多，两边的铁门模糊成一片灰影。他走得很慢，押送的人推了他一把，他才踉跄着向前。回到那间熟悉的牢房，铁门关上，他靠着门慢慢滑坐在地上。墙角便桶的味道冲进鼻腔，他忽然弯下腰，干呕起来，喉咙里只有嘶哑的气流声，什么也吐不出来。
那天之后，王南方的话更少了。他依旧按时起床，吃饭，干活，但动作变得迟缓，眼神空洞。有时他会对着墙壁发呆，一坐就是半天。同牢房的人起初还试着和他说两句，后来见他没反应，也就罢了。只有夜深人静时，他会想他娘在被他带走后是不是又开始每天哭，想大哥、二哥想象着女儿现在的模样。该会走路了吧？该会喊人了吧？还记不记得他这个爹？这些念头像细小的针，扎一下，疼一下，却又成了支撑他不彻底垮掉的、最后一点微弱的念想。
高墙外的世界似乎仍在剧烈地变化着，偶尔从新进来的犯人口中听到零碎的词句：“统购统销”“合作社”“苏联老大哥”。这些词对王南方来说遥远而陌生，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还有多久能出去。他开始用指甲在床铺边的土墙上划道子，一天一道。划到第三百多道时，墙皮剥落了一小块，他愣了很久，慢慢把脸埋进膝盖里。
第二年的冬天似乎格外漫长。春节前后，监狱里改善了一次伙食，每人分到半个白面馒头。王南方捧着那半个馒头，看了很久，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馒头已经冷了，有点硬，但那股纯粹的粮食香味，让他眼眶发热。他把剩下的仔细包好，塞进怀里，想着出去后，也许能给娘和宝珠尝尝。
春天终于又来了。墙外的树好像绿了，有鸟叫声隐约传来。一天早晨，看守打开铁门，叫了王南方的名字。“收拾东西。”看守说。
王南方怔了一下，缓缓站起身。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只有那床薄被，那件破棉衣。他抱着被子，跟着看守走出牢房，穿过熟悉的走廊，走上台阶。越往上走，光线越亮，空气中那股地下的霉湿气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开阔的、微凉的气息。
他在一扇门后停下。看守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释放日期，让他按个手印。这次没有印泥，只用指尖沾了点口水，按在纸上。指纹很淡。
“出去吧。”看守指了指门外。
王南方抱着被子，迈过了那道门槛。外面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天空低垂，泛着灰白的晨光。风迎面吹来，带着泥土和植物萌发的味道，那么陌生，又那么汹涌。他眯起被光线刺痛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气息冲进肺里，激起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弯着腰，咳得眼泪都出来了。
抬起头时，他看见院子门口站着一个人。佝偻着背，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旧夹袄，正朝这边张望。是大哥王东方。
王南方抱着被子的手紧了紧，朝着那个身影，一步一步挪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