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薛元敬，字子诚，蒲州汾阴人，无世袭爵位。先父乃是隋朝选部侍郎薛迈，叔父薛收，我为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历任秘书郎、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后拜太子舍人。世人称我为河东三凤之中的鹓雏，赞我文笔清敏，而我一生立身之道，唯在审慎自持，不攀权、不结私，掌军国文翰，守机要分寸，这便是我薛元敬短暂却自重的一生。
河东薛氏，本是晋地名门，文脉代代相传。我生于隋末乱世，自幼在家中诵读诗书，研习属文之道。叔父薛收长我许多，天资卓绝，下笔千言，顷刻间便可写成檄文策论。同族之中还有薛德音，同样文采斐然，落笔典雅。少年之时，我与叔父薛收、族兄薛德音一同游学切磋，文章辞赋互相品评，在河东一带渐渐有了声名。时人将我们三人并称为河东三凤，各有喻称，叔父薛收是长雏，薛德音为鸑鷟，而我年纪最轻，被唤作鹓雏。鹓雏乃是凤凰一类灵鸟，非梧桐不栖，非甘泉不饮。年少闻此雅号，心中不敢自矜，只暗自警醒，文士之名，不是用来张扬夸耀的，而是要以品行、笔墨，方能不负此誉。
隋室末年，天下动荡，烽烟席卷中原。隋炀帝暴虐失政，各地义军蜂起，昔日的大隋江山，摇摇欲坠。家父曾在隋朝担任选部侍郎，见朝政崩坏，早已心灰意冷。我在乱中读书，冷眼旁观时局，见群雄此起彼伏，有的拥兵自重，有的短于谋略，大多只能逞一时之威，很难安定四海。待到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挥师入关中，定都长安，天下大势渐渐转向大唐。秦王李世民领兵征伐四方，求贤若渴，广揽天下才俊。武德初年，我受朝廷征辟，出任秘书郎，在秘阁之中整理典籍，校对文稿，继续埋首书卷之间。
秦王听闻我的才名，特意将我召入天策府，授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记室一职，执掌幕府之中所有书檄笺表，凡秦王出征的檄文、上表、书信、军令，很多都要经我之手草拟誊写，乃是身处机要的职位。府中同僚都唤我“小记室”，这称呼出自杜如晦。杜公眼光识人，他曾有言：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这句话，点透了我处世的本心。彼时房玄龄、杜如晦皆是秦王心腹，朝野内外无数官员争相攀附，想要与二人深相交结，以求日后仕途通达。我身在天策府，日日与房、杜共事，知晓他们身负重任，是秦王倚重的谋臣，但我始终心存敬畏，不愿过分亲近，私相交游。
并非我孤傲冷漠，不愿与人相交，而是我深知，身处幕府机要之地，手握文书诏令，最忌讳私结朋党。一旦和权臣走得过近，旁人便会揣测依附，流言滋生，于公于私，皆是隐患。朝堂之上，亲疏之间，分寸最难拿捏。过于疏远，则显得不合群，不能同心辅佐王府；过分亲密，又容易卷入派系纠葛，丧失本心。所以我待人，公事之上，尽心协力，文书事务绝不推诿；私下之中，淡于交游，不赴私宴，不参与私下议论，不随意品评朝中人物。公事公办，私交淡薄，守好这一道界限，便是我保全自身，不负秦王托付的法子。
武德四年，秦王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海内大半平定。秦王于宫城西设立文学馆，精选十八位贤才，分三番轮流值守，我与叔父薛收一同入选，成为十八学士。叔侄二人同登文学馆，一时传为美谈。世人都说入文学馆便是登瀛洲，是读书人莫大的荣耀。馆内群英荟萃，房、杜运筹帷幄，虞世南精于文史，姚思廉秉笔直书，陆德明、孔颖达深究经学，褚亮善于品评，李守素通晓谱牒姓氏。每当秦王处理完军政事务，便步入文学馆，撤去森严君臣之礼，与我们坐而论道，探讨古今兴亡，商议治国安民之策。
我不擅长宏大的谋略计策，不似房玄龄、杜如晦，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像叔父薛收，善于临阵谋划，献策破敌。我的长处，在于笔墨文辞，斟酌文字，草拟文书，斟酌诏诰的措辞。军中檄文、王府上表，一字一句，都关乎大义，稍有不慎，便会失了分寸，牵动人心。每当需要草拟文书，我便闭门静思，揣摩文意，斟酌字句，务求表意清晰，文辞得体，既要有气势，又不可浮夸虚饰。秦王每读我所拟文稿，多有赞许，认可我文字之中的审慎与稳重。
在文学馆的日子，我与叔父薛收朝夕同在幕府，共侍秦王。叔父胸怀大略，智计过人，秦王对他极为器重。可世事无常，武德七年，叔父薛收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三岁。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昔日河东三凤，薛德音先前在洛阳败亡之时已然伏诛，如今叔父又骤然离世，昔日一同论文章、谈天下之人，转眼凋零。秦王听闻薛收逝去，痛心不已，曾感慨，倘若薛收尚在，当授其中书令之位。叔父离世之后，天策府之中，少了一位谋断之士，而我心中，也失了最亲近的长辈与知己。
失去叔父，我行事愈发谨慎。文学馆之中，我依旧守本分，论学则畅言，议事则据实，闲暇之时便整理文稿，不参与府中私下的揣测议论。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尘埃落定，秦王被立为皇太子，东宫总揽军国大事。朝廷授我太子舍人，专掌东宫文翰。彼时天下军政要务，全部汇总于东宫，来往的诏令、文书、奏章，堆积如山，文书机要之事，大多交付于我。这个职位，比昔日天策府记室更为紧要，一字落笔，便关联军国大事，容不得半点疏忽。
我日夜处理文书，审阅、草拟、誊录，不敢有一丝懈怠。凡东宫向外发出的诰令、书信，我反复推敲文字，核实事由，确认无误方才定稿。同僚评价我，任职期间，号为称职。机要文书，最忌外泄，我守口如瓶，凡东宫之中君臣商议的秘事，出了署衙，绝不多言一字。有人劝我，如今储君新立，正是建功立业、广结人脉的好时机，当多结交东宫僚属，为将来太宗登基之后铺就仕途。我只是婉言推辞。为官凭才干、守本分即可，不必刻意经营人脉。权势繁华，如浮云，一旦依附，便容易身不由己。
我心中明白，许多人追逐高官厚禄，热衷朝堂攀附，可福祸往往相伴而生。权势可以带来荣华，亦可招来祸患。鹓雏不贪腐鼠，君子不恋权门，这便是我少时读书所得的道理。我执掌文翰，只需做到文辞无误，密事不泄，忠于职守，便是尽到臣子本分。
只是连年伏案处理文书，日夜耗损心神。机要事务繁重，晨昏不休，长久劳心，身体日渐衰败。东宫公务刚刚步入正轨，天下即将迎来新君，正是可以施展才学之时，我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我这一生，少年享有河东三凤鹓雏之名，入秘阁读书，入天策府掌记室，登文学馆位列十八学士，后入东宫，专掌军国文诰。我没有惊天的谋略，没有上阵杀敌的战功，一生功业，都藏在一卷卷文书、一篇篇檄表之中。
有人读十八学士名录，往往最先记住房、杜、虞世南、姚思廉，记住我叔父薛收。而我薛元敬，名声不似旁人煊赫。我一生最被世人记住的，是杜如晦那句评价，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很多人不解，身居机要，为何不主动靠近掌权大臣，博取更高的官位。可我心中清楚，在权力漩涡中心，最大的操守，便是自持。亲近权臣，一旦派系倾覆，难免牵连其中；一味疏远，公事难以协同，耽误国事。唯有保持中正，公而无私，不附势、不结党，方能守住本心。
我手中笔墨，可以书写檄文，传达政令，记录君王之言，却不能用来攀附权贵，谋取私恩。文臣手中笔，乃是公器，不可为私人所用。河东薛氏传下的家学，教我读书立身，不仅要文章出众，更要懂得敬畏权势，懂得自持收敛。鹓雏之名，不是说文采飞扬，而是心怀高洁，有所不为。
我卒于东宫舍人任上，文稿大多散佚，没有长篇典籍流传后世，也未曾封爵受邑。史册之中，留给我的文字简短，只记下：元敬有文学，少与收及德音齐名，河东三凤。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文学馆学士，后为太子舍人，专掌文翰，号为称职，寻卒。寥寥数行，便是我留在新旧唐书之中的记载。
回望这一生，生于乱世，目睹王朝更迭，有幸遇秦王拨乱反正，跻身登瀛十八学士。叔侄同入文学馆，本是一段佳话，奈何叔父早逝，我亦操劳而亡。世人称我鹓雏，我自问这一生，不曾折节，不曾阿附，身处机要，守密自持，掌文翰而尽心，遇权要而不狎。
风云变幻的初唐，谋臣各展奇策，儒士传习经籍，武将征战沙场，而我薛元敬，以一支笔侍奉王府东宫，以审慎二字走完一生。不求名垂万古，只求在职一日，不负文书，不负知遇，不负河东鹓雏的本心。纵使身后文章散佚，只要能守住君子立身的分寸，此生便无遗憾。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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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薛元敬--鹓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