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慢慢升高了。不到一个钟头，我就知道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蹲着拔草，腰酸；站着拔，背疼；弯腰拔，两个一起疼。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滴在泥土里，瞬间就被吸干了。草帽挡得住太阳挡不住热，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放在蒸笼里的馒头。
我姐比我快，我拔一行她已经拔了三行。赵城更快——他从头到尾没抬过头，蹲在那儿一直拔一直拔，动作不快但很稳，像一台永远不会没电的机器。我妈更快。她根本不用蹲，弯着腰就能拔，一手一棵一手一棵，拔下来的草往篮子里一甩，又准又狠。她的腰好像不是肉做的，是弹簧做的。
我爹爹在最远的那块地里锄草。他锄地的姿势很好看——锄头举起来，落下去，往前一拉，一排草就倒了。他做了一辈子这个动作，不用看都能锄得整整齐齐。太阳把他瘦高的影子投在菜地上，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
我站起来想伸个懒腰，看见我爸站在地头喝水。他举着那个印着“劳动光荣”的搪瓷杯，大口大口地灌。汗从他的鬓角淌下来，顺着脖子流进汗衫领口里。他喝完水，用手背擦了擦嘴，然后把搪瓷杯递给我。
“喝水。”
我接过来喝了两口。水温温的，带着搪瓷杯的铁锈味。但那是我爸递给我的第一杯水，我觉得它是甜的。
干到中午，奶奶来了。她挎着一个竹篮子，里面是午饭。她走到地头，把篮子往树荫底下一放，朝地里喊：“吃饭！”然后自己坐在树荫底下，摘了两片大叶子当扇子扇风。
我们围坐在树荫底下吃午饭。馒头是早上蒸的，已经凉了，硬了。咸菜是奶奶腌的，咸得要命。但饿了吃什么都香。我一口气吃了两个馒头，又喝了一碗凉茶。我姐吃了三个。赵城也吃了三个，但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数米粒。
“下午还要拔吗？”我问。
“废话。这才拔了三分之一。”我姐说。
“三分之一是多少？”
“就是还有两倍没拔完。”
我的腰已经开始疼了。但我不敢说。因为爹爹还在锄地，他弯腰那么久，都没喊疼。赵城也没喊——他从来不喊。我姐的手磨出了两个水泡，她也没喊。我妈呢，她还在说下午要把东边那块地的茄子也摘了，明天好卖。她说话的语气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好像摘茄子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好像她做的一切都很轻松。
我后来慢慢才知道，那叫“习惯了”。我妈四点半起床去摘菜去卖，叫习惯了。爷爷扛了大半辈子锄头，习叫惯了。赵城被人叫“没人要的野孩子”，叫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傍晚收工的时候，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我拎着篮子走在田埂上，篮子里总算都是草了——我下午又拔错了几次，但比上午少多了。我姐走在我前面，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她的篮子里装满了草，满得都快溢出来了。赵城走在我后面，脚步很轻，不说话，但他的影子跟我的影子叠在一起。
我妈回头喊了一声：“走快点，回家还要做饭！”
“来了来了！”我姐应了一声。
我爸已经蹬上了三轮车，在路边等我们。他的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但他看见我拎着篮子走过来的时候，伸手把篮子接过去放上了车斗。那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做了很多次一样。但那是他第一次帮我拎篮子。
然后他喊我：“上来坐。”
我看了看我姐，和其他人的脸色，我姐哼哼唧唧偏过脸，我正想说自己走呢，我爸把我拎起来，往车斗里一放，我的确也累的发懒了，车子被蹬起，我躲懒地坐在里头，和我爸一道回家去。
那天晚上我泡脚的时候发现脚底磨了两个水泡，一个在大脚趾下面，一个在脚后跟。我没跟任何人说。但我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翻了个身，跟我说了一句话。
“明天还去。”
“还拔草？”
“不是。去摘茄子。茄子不用蹲着。”
我姐来屋里说：“咱家来了个小小姐呢。”然后她把一瓶紫药水放在我枕头边上。
“你脚破了。自己涂。”
“你咋知道？”
“你走路一瘸一拐的，当我看不见？”
她目光盯着我露在外头的光脚上，然后头昂昂的关门走人，但她把紫药水留在了我枕头边上。
我妈看着我笑，我爸还蒙蒙的。
那一整个夏天，我拔了草，摘了茄子，浇了水，施了肥，学会了分荠菜和草，也学会了怎样在田埂上走路才不会踩到菜苗。我的手上长了薄薄的一层茧子，脸上的皮肤晒黑了一点——但还是一眼看上去很白，村里人说我晒不黑，是那种越晒越透亮的脸，将来肯定是“小美人胚子”的长相。我不懂“美人”和脸有什么关系，但既然是夸我好看，我就收下了。
我也慢慢知道了家里每个人的脾气。奶奶偏心我姐——这不用猜，肉永远往我姐碗里夹，零花钱悄咪咪地只给我姐不给我。但她也不是对我不好。
有一次我半夜咳嗽，她起来给我熬了一碗姜汤，嘴上说“吵死人了”，手里却把汤端到我床边。
我姐呢，她还是不跟我多说话，但她每天下午去村头小卖部买冰棍的时候都买两根——一根她自己吃，另一根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往我手里一塞，什么也不说。赵城还是不说话，但他每次洗碗的时候都会多洗一只——那只碗是我的。爹爹还是沉默，比我爸还闷，但他每次下地前都会把我的草帽放在门口的凳子上，怕我忘了戴。我爸还是不怎么跟我说话，但他每次卖菜回来都会从镇上带一包糖——不是特意给我买的，是“卖剩下的”，但每次都刚好是我爱吃的橘子味。
只有我妈，从早到晚都在说话。说今天卖了多少菜，说谁家又欺负人了，说我姐年年都考了第一名。她说话的时候嗓门特别大，但我知道那不是凶。那是她在说——我在这里，我活着，这个家还在。
到了七月，天更热了。
知了从早叫到晚，吵得人脑仁疼。我姐说知了叫不是因为热，是因为它们在找对象。
她那么小，竟然懂那么多！
我说这么难听能找到吗，她说你管人家。我想了想觉得也是，我又不是知了，没资格评价人家的情歌。
有一天中午，我趴在院门口的石墩上，被太阳晒得整个人都不想动。奶奶在堂屋里打盹，老太爷在屋里咳嗽了两声又安静了。我妈在屋里补觉——她每天凌晨四点半起来摘菜，中午必须睡一觉。今天是爹爹和我爸去镇上卖菜了，赵城在后院劈柴呢，斧头落下去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
一下，两下，三下，啪——木头裂开了。又一下，两下，啪——又裂开一块。
我姐不知道去哪儿了。大概又去同学家了，她勤快的，家里没办法让她和她同学那样去上补习班，她只能自个去学。
村里的小孩我都不认识。有几个来找过我姐的，站在院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看见我一个人蹲在地上画圈，就走了。我不是不想跟他们玩，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你能不能带我一起”。我怕他们说不行。被拒绝的滋味我太熟了。在老家时候，表哥就不怎么爱带我玩，他的朋友来了我就得躲进屋里。所以现在也一样——我宁愿一个人画圈，也不愿意被拒绝。
我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圈。画一个，不像。画两个，还是不像。画到第七个的时候，有点圆了，但仔细一看又歪了。我正盯着地上的圈发呆，忽然听见隔壁传来动静。
是搬东西的声音。乒乒乓乓的，有人在说话。隔壁许爷爷许奶奶的声音我认得，两个人都大嗓门，说话跟吵架一样。还有一个小孩的声音，很轻很短，像是不太愿意被人听见。
“放这儿吧。”是许奶奶。
“我拿得动。”那个很轻的声音说
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隔壁许爷爷许奶奶家有个孙子，这个我知道。我妈提过一嘴，说那孩子是上海来的，身体好像不太好，不爱说话。今年夏天又回来了。
我妈说这孩子也是命苦。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命苦，只觉得“上海来的”这件事很新鲜——舅舅曾经到上海出过差，去学习过一段日子，他回来带了很多上海的特产，他说上海有繁华的南京路，有热闹的黄浦江，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那么好的地方，这个小孩他来这个村子里干嘛？
我趴在墙根底下听了半天，听见关门声、脚步声、水龙头的声音，然后就没动静了。我想趴在墙头上看一眼，但那墙比我高，我够不着。我搬了两块砖垫脚，终于趴上了墙头，看见隔壁院子里晾衣绳上挂了几件小孩衣裳——小小件的，白的灰的蓝的，在风里晃来晃去。院子里没人。那几件衣裳看起来又瘦又小，比我的还瘦还小。
我正想下去，隔壁又传来了剧烈的争吵声，但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些干哑的劝解声，我不敢在冒头，我记得，舅舅舅妈总会吵架，吵到最后，矛头总会对准我。
什么你爸你妈非要养这个孩子，什么小吴力学习差的要死就是两个孩子玩在一起没心思学习，什么大大的学不好，小的小的也不爱学…
这些声音，纷纷扰扰的又一股脑和隔壁的争吵声重叠在一起，砸向我。
我捂着嘴不敢说话，正想下去，忽然看见旁边站了一个人。
他站在院墙的拐角处，正仰着头看我。他的脸很瘦很白，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半边眉毛。他穿着一件白T恤和深蓝色短裤，脚上是一双运动鞋，干干净净的，跟村里那些光着脚到处跑的男孩完全不一样。他的眼睛是单眼皮，睫毛很长，看我的眼神不是打量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像一只猫在墙角后面探出半个脑袋，随时准备缩回去。
我想问他叫什么名字，但转念一想，这姿势也太奇怪了——我趴在墙头上，他站在墙根下，我们俩像两个偷窥彼此的贼。
“你在干嘛？”他先开了口。
“你在干嘛？”我反问他。
他不说话，我妥协了。
“我有点好奇，就看看。”
他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就是那种——想笑但不太确定该不该笑的表情。像冰面上裂了一道缝。
“我叫许彦青。”他说。
“蒋安。蒋安的蒋，平安的安。”
他突然笑了，没头没脑的：“好名字。”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