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天，林墨十二岁，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镇初中。
录取通知书是王老师亲自送到家里来的。他已经调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林墨家门口。他把那张薄薄的纸递给爷爷时，说了一句：“老爷子，你家孙女，是块读书的料。镇初中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奖学金的事，他们会安排。”爷爷接过那张通知书，手指在纸张边缘摩挲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王老师，嘴唇动了动，只说出两个字：“多谢。”王老师摆了摆手，骑上自行车走了。林墨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的拐弯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高兴，又像是害怕。高兴的是，她考上了。害怕的是，她不知道镇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开学的第一天，天还没亮，林墨就起床了。奶奶比她起得更早，已经在灶台前忙活了——蒸了一锅苞谷粑，用油纸包好，塞进她的书包里，又往她口袋里塞了两毛钱。“路上饿了买点东西吃。”奶奶说。林墨知道那两毛钱是奶奶攒了很久的，她没有推辞，只是点了点头，把书包背好，走出了家门。
从石堰村到镇初中，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先沿着村口的土路走到山脚，然后翻过一座山梁，再沿着一条碎石路走大约四十分钟，才能看到镇上的房子。那条路，林墨一走就是三年。秋天的早晨，山路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路边的草丛里还挂着露水，走不了多久，她的裤脚就湿透了，贴在腿上，冰凉冰凉的。她走得很快，几乎是半跑着的——她必须在八点之前赶到学校，而她出发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她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偶尔有一只鸟被惊起，扑棱棱地飞走，在寂静的山谷中发出清脆的回响。她不怕黑，也不怕一个人走山路——她从小就习惯了。她只怕迟到。
镇初中比她想象的要大。三层的教学楼，白色的外墙，操场上有一根旗杆，旗杆下面是水泥砌成的升旗台。光是操场，就比她们整个村小还要大。林墨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穿着干净衣服、背着新书包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走进去，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误入了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着一件表姐淘汰的碎花衬衫，洗得发白，袖口有些磨损；一条深色的裤子，裤脚有些短，露出细瘦的脚踝；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底已经磨薄了，走路的时候能感觉到地面的凹凸不平。书包是奶奶用碎布拼缝的，各种颜色的布块拼接在一起，像一面移动的补丁旗。她攥了攥书包的带子，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她的教室在三楼，初一（二）班。她找到自己的座位——靠墙最后一排。不是因为她个子高，而是因为班主任排座位的时候，是按照入学成绩来的。她是第一名，按理说应该坐在前排。但班主任看了看她的穿着，又看了看她那个碎布拼成的书包，犹豫了一下，把她安排到了最后一排。“你先坐那儿吧，过段时间再调。”班主任说。林墨没有说话，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把书包放在桌肚里，然后抬起头，看着黑板。她不在乎坐在哪里。她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是为了读书。
但很快她就发现，坐在最后一排，意味着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她的视力没有问题，但黑板上那些粉笔字，在距离和光线的双重作用下，有时候会变得模糊。她不得不眯起眼睛，伸长脖子，才能在那些晃动的脑袋之间捕捉到老师的板书。她没有告诉老师，也没有要求调座位。她只是每天晚上回家后，把白天记的笔记重新誊抄一遍，把那些没有看清的内容，根据上下文和记忆，一点一点地补全。她的笔记本上，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每一科都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那是她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唯一能掌控的东西。
午饭时间，是最难熬的时候。
镇上的学生大多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食堂的菜不贵，一份素菜两毛钱，一份荤菜五毛钱，米饭一毛钱管饱。但林墨连这两毛钱也舍不得花。她每天早上出门时，奶奶会给她包好两个冷洋芋或者一块苞谷粑，用油纸包着，塞进书包里。到了中午，她就着开水，坐在教室角落里，默默地吃完那些已经凉透的食物。冬天的时候，洋芋冻得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她得先捂在手里暖一会儿，才能勉强啃动。苞谷粑更是硬得像一块石头，她只能掰碎了，泡在热水里，等它软化之后再吃。
她从来不去食堂。不是因为不饿——她饿，每天走两个小时山路，她比任何人都饿。但她不想让那些同学看到她从那个碎布书包里掏出冷洋芋的样子。她宁愿躲起来吃，也不要被人看到。
但有人还是看到了。
那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低着头吃她的苞谷粑。苞谷粑太硬了，她掰的时候用力过猛，碎渣掉了一地。她正弯腰去捡，门口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你就吃这个？”
林墨抬起头。门口站着几个女生，为首的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那个女孩她认识，叫陈丽丽，是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坐在教室的第二排。陈丽丽看着林墨手里那块被掰碎的苞谷粑，又看了看她脚边那些碎渣，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好奇和优越感的表情。“你就吃这个啊？天天看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吃，你不腻吗？”林墨没有说话。她把苞谷粑重新包好，放回书包里，站起身，走到教室后面，拿起扫帚，把地上的碎渣扫干净。然后她坐回座位上，翻开课本，开始预习下午的课程。陈丽丽站在门口，看了她一会儿，撇了撇嘴，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放学后，林墨一个人走在回家的山路上，走着走着，眼泪忽然掉了下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陈丽丽说的话，比这更难听的她也听过，她从来没有哭过。但今天，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忍不住了。她一边走，一边用袖子擦眼泪，但眼泪越擦越多，怎么也擦不完。她干脆不擦了，任由眼泪流着，走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哭了一路。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她用袖子把脸擦干净，深呼吸了几下，推开门，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爷，我回来了。”她说。爷爷正在院子里劈柴，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问她为什么眼睛是红的，只是说了一句：“锅里热着饭，去吃吧。”林墨应了一声，走进屋里，端起那碗温热的红薯稀饭，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她喝得很慢，让那股暖流从喉咙慢慢扩散到全身。她告诉自己，明天还要早起，还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还要面对那些穿着干净衣服的同学。她不能哭。哭没有用。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林墨的名字排在年级榜单的第一个。语文第一，数学第一，英语第一，政治第一，历史第一——五门课，五个第一。总分比第二名高出三十多分。成绩榜贴在教学楼一楼的大厅里，红纸黑字，格外醒目。课间的时候，很多学生围在榜单前看，议论纷纷。“林墨是谁？”“就是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穿得很土的那个。”“真的假的？她怎么考的啊？”“谁知道呢，可能是作弊的吧。”林墨从人群旁边走过，听到了那些议论。她没有停下来辩解，也没有去看那张榜单——她不需要看，她知道自己是第一。她只是继续走，走进教室，坐回最后一排，翻开课本，开始做下一道题。
但那天下午，班主任把她叫到了办公室。班主任姓刘，四十多岁，教语文，是一个瘦高的男人，说话慢条斯理的，但眼神很锐利。他让林墨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在她对面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林墨，你这次考得很好。”他说。“嗯。”林墨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刘老师斟酌着措辞，“和同学们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你总是一个人，不和大家来往，这样不太好。”林墨低着头，没有说话。“我知道你家境比较困难，”刘老师继续说，“但这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试着多和同学们交流，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老师，”林墨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平静，“我来这里是读书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刘老师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的女孩，看着她那双平静得近乎冷漠的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教了这么多年书，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调皮的，乖巧的，聪明的，迟钝的——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用这样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那语气里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自怜，只有一种近乎冰冷的笃定。仿佛她早就想清楚了这一切，早就接受了这一切，早就做出了选择。“……好吧。”刘老师最终说，“你回去吧。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林墨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她没有回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林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两个小时山路到学校，坐在最后一排听课，中午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吃冷洋芋，下午放学后再走两个小时山路回家，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复习、预习，直到深夜。她没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她唯一的娱乐，就是在课本的空白处画画——画老师的侧脸，画窗外的树，画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鸟。她的课本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这些小小的涂鸦，像是另一个平行的、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有一天，美术老师在上课时注意到了她的课本。那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女老师，姓吴，扎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说话轻声细语的。她走到林墨的座位旁边，无意中看到了她课本空白处的那些涂鸦，停下了脚步。“这是你画的？”吴老师问。林墨点了点头。吴老师拿起她的课本，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涂鸦——那些线条流畅的侧脸，那些姿态生动的鸟，那些被光影切割的树影。她看了很久，然后把课本轻轻地放回林墨的桌上。“你画得很好，”她说，“非常有灵气。你要不要参加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林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我没有时间。”她说。吴老师看着她，没有追问，只是说：“如果你改变主意了，随时来找我。”
林墨没有改变主意。她确实没有时间——她的时间已经被学习填满了，每一分钟都有它的用途。但她把吴老师的那句话记在了心里。“你画得很好，非常有灵气。”那句话像一颗小小的火星，掉进了她心里那团已经快要熄灭的炭火中，让它重新亮了一下。只是一下。但至少，它没有完全熄灭。
初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林墨正在做数学题，忽然听到后排传来一阵窃笑声。她没有理会，继续做题。但窃笑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一些她听不太清楚的议论。她转过头，看到后排几个男生正围在一起，传阅着什么东西，一边看一边笑，时不时还朝她这边瞟一眼。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站起身，走到那几个男生面前。“给我。”她说。为首的男生叫张强，是班上出了名的捣蛋鬼。他手里拿着一个本子，看到林墨走过来，不但没有收起来，反而举得更高了。“哟，林墨，你自己画的画，自己不看啊？”他把本子翻开，举到林墨面前。林墨认出了那个本子——那是她用来打草稿的本子，上面除了数学公式和演算过程，还有一些她随手画的涂鸦。其中有一页，画的是一个女人的侧脸——她凭记忆画的母亲。画得并不好，线条有些生硬，比例也不太对，但她一直舍不得撕掉。现在，那页画被张强捏在手里，展示给周围的人看。“你们看，这是她画的她妈！她妈不要她了，跑了！她还在画她妈，哈哈哈哈哈——”张强模仿着林墨画画的样子，挤眉弄眼地做出夸张的表情。周围的几个男生也跟着笑了起来。
林墨站在那里，看着张强那张笑得扭曲的脸，听着那些刺耳的笑声，感觉到胸口那团闷了很久很久的东西，忽然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上去的。她只记得自己的指甲划过张强的脸，留下三道深深的血痕。张强惨叫了一声，捂着脸蹲了下去。其他几个男生愣住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林墨没有停下来。她扑上去，对着张强的后背又抓又打，像一只被逼到绝路的小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教室里一片混乱，尖叫声，叫喊声，桌椅被撞倒的声音，混成一片。直到刘老师赶过来，把她们拉开。
办公室里，林墨低着头站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道被抓破的血痕，她没有处理，血已经凝固了，结成一道暗红色的痂。张强坐在另一边的椅子上，脸上贴着纱布，还在低声哼哼唧唧。他的家长已经赶到了——一个穿着体面、说话大声的女人，正在和刘老师交涉。“你看看！把我儿子抓成什么样了！一个女娃子，下手这么狠！这种学生，必须处分！开除！”刘老师皱着眉头，一边安抚家长，一边时不时地看一眼林墨。林墨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等家长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刘老师走到林墨面前，蹲下来，试图和她的目光平视。“林墨，”他说，“你为什么要打人？”林墨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低，但很清晰：“他先惹我的。”“他怎么惹你了？”“他拿我妈的事笑话我。”刘老师沉默了。他看了看林墨那张依然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又看了看张强那边正在大声抱怨的家长，叹了一口气。“林墨，不管怎么说，打人是不对的。你应该告诉老师，让老师来处理。”“告诉你？”林墨终于抬起头，看着刘老师。她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冷冰冰的、让人看了有些心寒的平静。“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最多批评他几句。他下次还是会笑我。我自己动手，他就不敢了。”
刘老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看着眼前这个十三岁的女孩，看着她那双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眼睛，忽然感到一阵无力和悲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女孩，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对于这个女孩来说，也许，暴力真的能解决问题——至少，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最终，林墨被记了一次警告处分，并在全班面前做了检讨。她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那张写好的检讨书，用毫无起伏的语气念完了它。念完之后，她回到座位上，坐下，翻开课本，继续做题。她没有看张强——张强坐在教室的另一头，脸上的三道血痕还清晰可见，他再也没有看过她一眼。从那以后，班上再也没有人敢当面嘲笑林墨了。但她也变得更加孤立了。没有人愿意和她同桌，没有人愿意和她一组做值日，没有人愿意和她说话。她成了班上那个“不正常”的人——成绩好得吓人，脾气也大得吓人，最好不要招惹。林墨不在乎。她本来就是一个人来的，一个人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她不需要他们。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林墨依然是年级第一，总分比第二名高出四十分。刘老师在班上宣布成绩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林墨低着头，盯着自己面前那张成绩单，没有笑，也没有任何表示。她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下学期，我还要是第一。
寒假里，林墨帮爷爷上山砍柴。她挥舞着柴刀，把那些枯死的树枝砍断，捆好，背下山。她的手被柴刀磨出了水泡，破了，又磨出了新的水泡，最后变成了坚硬的老茧。她不在乎。她一边砍柴，一边在心里默默地背着下学期的课文，默念着那些英语单词，复习着那些数学公式。她的嘴巴在动，但没有声音。爷爷走在她前面，偶尔回头看她一眼，看到她嘴里念念有词的样子，没有问她在说什么，只是继续往前走。
有一天，砍完柴回家的路上，林墨在山路边看到了一株野花。那是一株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开在岩缝里，花瓣上还挂着冬天的残雪。她停下脚步，蹲下来，看着那株花，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用冻得通红的手指，轻轻碰了碰那朵花的花瓣。花瓣很薄，很脆弱，在她的触碰下微微颤抖。但它在零下的温度里，在几乎没有土壤的岩缝里，开了。她站起身，继续往前走。她没有把那朵花摘下来——让它在那里开着吧。她走在回家的山路上，背着那捆比她人还高的柴火，脚步稳当，没有停歇。她不知道的是，很多年后，当她坐在成都东郊那间漏雨的厂房角落里，手里握着剪刀和针线，在布料上裁剪出那些嶙峋的、尖锐的形状时，她会想起这朵开在岩缝里的紫色小花。她会想起它如何在冰雪中，在没有土壤的石缝里，固执地开出一朵花来。她不知道那算不算一种隐喻。她只知道，她和那朵花，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