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是在入学第二个月发现林墨的异常的。
那天的语文课上，他教了一首新诗——骆宾王的《咏鹅》。他在黑板上写下那二十个字，领着学生们读了三遍，然后让学生们自己抄写。按照惯例，一年级的学生只需要抄写前两句，二年级的抄写全诗，三年级的不仅要抄写，还要试着背诵。林墨当时坐在一年级的区域里，但她不仅抄写了全诗，还在诗的旁边画了一只鹅。那只鹅是用铅笔画的，线条简单，但姿态生动——脖子弯曲的弧度，翅膀微微张开的角度，甚至连水面上那一圈圈涟漪，都被她用几根弧线勾勒了出来。王老师巡堂时看到了那只鹅，他停下脚步，俯下身，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林墨的本子，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放下，没有说话，继续巡堂。
下课后，他把林墨叫到了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教室隔壁那间更小的屋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捆教材和作业本。王老师坐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林墨站在他面前。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铅笔——不是那种短到握不住的铅笔头，而是一支完整的、削好的HB绘图铅笔，笔身上还印着“中华”两个字。他把那支铅笔递给林墨。“这支笔给你。以后画什么，用这支笔画。”
林墨接过那支铅笔，握在手心里。笔杆是六边形的，棱角分明，带着新木头特有的那种干燥而微涩的触感。她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支全新的铅笔。她用的那些，都是爷爷从镇上捡回来的、别人不要的铅笔头，短的握不住，就用纸卷一个套，套在上面继续写。她握着那支全新的铅笔，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近乎奢侈的满足。“谢谢王老师。”她说，声音很小。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在林墨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林墨，你画得很好。比很多大人都画得好。”林墨的脚步停了一下。她没有回头，但她把那句话记在了心里。
那支铅笔，林墨用了很久。她只在画最重要东西的时候才用它——画爷爷的肖像，画奶奶在灶台前做饭的背影，画那只已经被卖掉的芦花母鸡。她舍不得削得太短，每次只用一点点，用完就把铅笔小心地放回那个用旧布缝制的笔袋里，和其他短铅笔头分开存放。那支铅笔的存在，像一个秘密的、关于“我可能真的有些不一样”的证据。
期中考试，林墨考了双百分。语文一百，算术一百。全年级只有她一个人拿了双百分。王老师在班上表扬了她，让全班同学向她学习。那些比她大两三岁的三年级学生，转过头来看她，眼神里有佩服，也有不服气。林墨低着头，盯着自己面前那张被红笔写满对勾的试卷，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目光。她只知道，她不想让爷爷失望。
消息传回村里，反应却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林家那个丫头，考了双百分？”村口的井台边，几个正在洗衣服的女人凑在一起说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路过的人听见。“考得好有什么用？女娃子家，迟早是要嫁人的。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别人家的人。”“她爷爷也是，供她读书供得那么起劲，也不知道图啥。将来嫁出去，还能记得他这个爷爷？”一阵笑声。林墨正好路过。她背着那个碎布拼成的书包，手里攥着那张被红笔写满对勾的试卷，本来想回家给爷爷看。听到那些话，她的脚步慢了下来，但没有停。她低着头，继续往前走，走过了井台，走过了那棵老槐树，走过了那条通向家门口的土路。她没有回头。但她攥着试卷的手指，收紧了一些。
她回到家，把试卷递给爷爷。爷爷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试卷小心地叠好，放进柜子里那个铁皮盒子里——那个盒子里装着林墨所有的奖状和成绩单，是他最珍贵的藏品。“好。”他说。只有一个字。但林墨看到，爷爷的眼角，有一道细细的、亮亮的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下闪了一下。
那天晚上，林墨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起井台边那些女人的话——“女娃子家，迟早是要嫁人的。”“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别人家的人。”她不太懂“嫁人”是什么意思。但她听懂了一件事：在那些人眼里，她无论考得多好，画得多好，都是一个迟早要离开这个家的人。她的努力，在她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感觉到胸口有一团东西在烧。不是那种剧烈的、灼痛的烧，而是一种闷闷的、持续的、像炭火一样慢慢煨着的烧。她不知道那团东西叫什么。她只知道，那团东西让她在听到那些话的时候，没有哭出来。那团东西让她在心里默默地想——我会证明给你们看。不是证明我有用，而是证明你们错了。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山上的雪化了，溪水重新流淌起来，路边的野花开出了一片细碎的黄色和紫色。林墨八岁了，个子没长高多少，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比同龄的孩子要沉一些。
那年春天，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背着一个画架，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下来，开始画画。村里的小孩们都跑去看热闹，围成一圈，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林墨也去了。她站在人群外围，踮起脚尖，透过人头的缝隙，看着那个陌生人的画笔在纸上移动。他在画村口那棵老槐树——不是画树的形状，而是画树的光影，画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的斑驳光点，画树干上那些粗糙的、开裂的树皮纹路。林墨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画画。她见过的画，都是“像不像”的画——画一只鸡，要像一只鸡；画一个人，要像一个人。但这个陌生人画的，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他画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光，是影子，是风穿过树叶时的那种感觉。她看得入了神。
那个陌生人画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才收起画架。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然后注意到了站在人群外围的那个瘦小的女孩——她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朝她招了招手。林墨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你喜欢画画？”他问。林墨点了点头。“你画过吗？”他又问。林墨又点了点头。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王老师送给她的中华铅笔，和一本用烟盒纸订成的小本子，递给他。陌生人接过本子，翻开，一页一页地看了起来。他看着那些用铅笔头画出来的、线条稚嫩但充满生命力的画——画鸡，画狗，画树，画山，画那个坐在门槛上抽烟的老人。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本子，还给林墨。“你叫什么名字？”“林墨。”“林墨，”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说，“你画得很好。如果有人教你，你会画得更好。”
林墨抬起头，看着他。“那你能教我吗？”
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我不能。我只是路过这里，明天就走了。”他看到林墨眼中的光暗了下去，又补了一句，“但你可以自己学。去镇上，去县里，去成都——那里有书，有老师，有画展，有你没见过的东西。你不要待在这个村子里。你待在这里，会废掉的。”
他说完这句话，背上画架，走了。林墨站在老槐树下，看着那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背影沿着土路越走越远，最终消失在暮色中。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直到奶奶在村口喊她回家吃饭。她转身往回走，心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你不要待在这个村子里。你待在这里，会废掉的。”
她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又为什么会离开。她只知道，他说的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她心里那片刚刚被翻松的土壤里。那颗种子会在那里沉睡很久，很久，直到很多年后，在某个恰当的时刻，突然破土而出。
夏天的时候，林墨开始跟着村里的大孩子去山上捡柴火。说是捡柴火，其实也是她观察和画画的好机会。山上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有她在家门口看不到的风景。她会在捡柴火的间隙，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土上画那些她看到的东西——一只趴在石头上的蜥蜴，一朵开在岩缝里的野花，一只飞过头顶的鸟。她画得很快，因为泥土上的画留不了多久——一阵风，一场雨，或者一个路过的脚印，就会把它们抹去。但她不在乎。她享受的是画的过程，是把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留在泥土上的那一小段时间。
有一次，她在山上画了一整天，直到天黑透了才下山。爷爷站在村口等她，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在夜风中摇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林墨跑过去，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爷爷”。爷爷没有问她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只是把煤油灯递给她，转身走在前面，沉默地带她回家。林墨跟在爷爷身后，手里提着那盏煤油灯，看着爷爷佝偻的背影在灯光中一摇一晃的，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酸酸胀胀的感觉。她跑了几步，追上爷爷，和他并排走着。“爷，”她说，“我今天画了一只好大的鸟。比老鹰还大。我在山上看到的。”爷爷没有回答，但她听到他轻轻地“嗯”了一声。那一声“嗯”，在夜风中，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里，像一种无声的认可。
秋天，林墨上了二年级。王老师开始教他们写作文。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班上的同学有的写“我想当解放军”，有的写“我想当医生”，有的写“我想当老师”。林墨是最后一个交的。她写的是：“我想当一个画画的人。我想画出我看到的所有东西——山，树，鸡，狗，爷爷，奶奶，还有我妈妈。我记不太清她长什么样了，但如果我能画出来，也许我就不会忘记她了。”
王老师把这篇作文在班上读了一遍。读完的时候，教室里很安静。那些平时喜欢起哄的男生，也没有说话。王老师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戴上，说：“林墨，你写得很好。”林墨低着头，盯着自己面前那张格子纸，没有说话。但她感觉到，胸口那团闷闷的、烧着的东西，似乎比平时小了一点点。
那天放学后，她没有直接回家。她一个人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坐下来，从书包里掏出那本烟盒纸订成的本子和那支中华铅笔。她想画妈妈。她闭上眼睛，努力回忆母亲的脸——但她发现，她已经记不清了。她记得母亲的轮廓，记得她说话的声音，记得她走的那天早上给她煮的那碗荷包蛋面。但母亲的具体五官，她越想，越模糊。她睁开眼睛，看着面前那张空白的纸，握笔的手悬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她忽然觉得很害怕——不是害怕画不出来，而是害怕有一天，她会连母亲的存在都忘记。她低下头，在纸上画了一个女人的轮廓。没有五官，只有一个模糊的、温暖的形状。她在轮廓的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是我妈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走了。我记不太清她长什么样了。但我知道，她给我煮过一碗很好吃的荷包蛋面。”
她合上本子，把铅笔放回笔袋里，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家。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瘦瘦的、正在努力长大的小人。她不知道的是，很多年后，当她坐在成都东郊那间漏雨的厂房角落里，用剪刀和针线在布料上发泄着那些说不出口的愤怒时，她会想起这个黄昏——想起那棵老槐树，想起那张没有五官的母亲画像，想起那碗她再也吃不到的荷包蛋面。她不知道那算不算天赋的代价。她只知道，那些让她痛苦的、愤怒的、不甘心的东西，和她画出来的那些东西，是同一根藤上结出来的果实。她不能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