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已是一月末了。
我的实习也进入尾声。最后一周的工作不再繁重，大部分内容只剩下收尾的归档和整理：将前几周筛选出的书本、剪报、信件，按照时间顺序编上编号，妥帖地放进小盒子，或归到书架最底层。好比一场大雪落尽后的清扫，把最后的痕迹收好，安静等待下一个季节。
可是，我的心却不肯安静下来。似蜡油将尽却还在燃烧的烛火，总是在最微弱的时候反而晃得厉害。
那天，在94层高楼、星光与雪落之间，戴米恩向我告白。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承认，我心动了......可是，我却没能说出半句回应。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内心像是放了一场盛大的烟火，灿烂得让我想奔跑过去抱住他，可在那火光落下的瞬间，嗓音却像落进了水里，失了声音。
我像个傻瓜一样愣在那里。他只是轻轻地看着我，像早已知道我会慌乱。
“我不急着知道你的回答，”他说，“我可以等。”
之后的那个周末，我的世界变得轻盈而虚浮。脚下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不稳，却也柔软得让人不忍踩实。我的心像摆锤，在雀跃与迟疑之间往复不止：一边沉浸在那晚的温柔，一边又重拾那些我以为早已放下的自我怀疑。
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我当时迈出那一步，会不会，什么都变得更简单？可我没有。我退缩了。像总是躲在壳里的小动物，还是不敢相信有人真的会喜欢我。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却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重播。可即便如此，手上的整理工作还是得继续。某种意义上，整理文件的过程，反倒成了我在这一周里最稳定的锚点——只要我能把纸张一页页地分类编号，也许，我的心也能慢慢理出头绪来。
终于到了周五，工作的最后一日。
清晨，教授、带教老师，以及研究室的几位同事一同聚在会议室，为我开了一个简单的小会。他们说了许多让我几乎抬不起头的鼓励与夸奖，语气认真，却又带着那种只在分离时才会出现的轻柔。
特蕾莎悄悄从帆布袋里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盒子，轻轻放到桌上。打开，是一块她亲手做的蜂蜜核桃千层蛋糕——那是她家乡的味道，她笑着说。我们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把那块蛋糕分成小小一块一块，细细吃完了它，像是吃掉这段不长的日子里一切未说出口的默契。
临别时，我们约定好：以后无论身处哪里，都要保持联络，哪怕世界辽阔、人事更迭，也一定要再次重聚。
下午，终于，我只剩下最后一个纸盒需要处理了。我照着打印好的对照表，一页页核对，把报纸一张张放进长期保存的资料柜。虽然是最不起眼的工作，我却做得格外小心，视为这段时光封箱前的告别。
纸盒终于要见底了。
我俯下身，随手拈起底部的一张，纸角已经有些发黄。正要低头确认，却忽然停住了。
它没有在列表上。
我皱了皱眉，又凑近仔细确认了日期。
《申江晨报》
民国十七年，九月七日。
我心头震了一下。这个年份……太熟悉了。熟悉到像是梦里醒来一瞬就忘掉的句子，重新落进掌心。
我又被什么拉住了视线，缓慢而不可抗拒地盯向那张泛黄报纸的标题。
望川号。
世纪海难。
上海 — 旧金山。
那几个字像石头，铺天盖地砸下来，掀起心海中成吨的水声。
无人生还。残骸未寻。
我的手一抖，报纸边缘刮过手背，划出一道细长的血痕。疼得清晰，我却没能动一下。喉咙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紧，一口气卡在胸腔里，既吐不出，也咽不下。眼前的字仿佛泡在水中，被拉扯、揉碎，拼凑不清，像是陷入某种循环的噩梦，却还在挣扎着不肯醒来。
不可能。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我脑中轰鸣，每一个“不可能”都像是徒劳无功地在墙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就算……就算他和简玉枝真的没能在一起，就算他最终还是独自一人回家，就算他再失落、再迷茫……也不该是这种结局。
不是他乘的那一艘，不是——旧金山、1925年，那时候那么多人出海，那么多条船……
一定是巧合。
我这样对自己说。拼命说。可是手指却越来越凉，像握住的不是纸，而是一块尚未冰透的墓碑。
我想起他说过的那些事，也想起那些夜里，我们一句一句，说着不轻易向人坦白的怀疑与软弱。我甚至还记得他说起玉枝时，眼睛里的光，像是野原上被风吹亮的火苗。那样真切、那样炽热……怎么会熄灭呢？
家森，他不会这样就消失的。就算他终究离开了这段时间、这场命运，他也该被温柔地铭记，而不是被塞进一张无人问津的旧报纸里，像一滴泪落进浩浩汤汤的历史里，什么也没留下。
我不想承认。我不肯相信。
可我只能紧紧抓着那张薄如蝉翼的纸，指节发白，眼前一点点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