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一过，老太太就不大肯出门了。头一回是侯嫂在门口喊了三遍，她还在花厅的椅子里没动，说：“今天不看了。”侯嫂以为她没听清，正要再喊，谢明薇在台阶上拦了，说：“她听清了。”老太太那天坐到晌午，侯嫂把窗子上的棉帘换了一层新的，屋里添了一只铜炉，炭是晌午封的，用炭夹子夹得整整齐齐。园子里的事她每天要问两遍：银杏还剩多少，鸽子喂了没有，缸里的水冻了没有。问完就靠在椅背上，把紫檀拐杖横过来搁在膝头，像一件搁稳了的旧物件。眠眠有一回问她为什么不肯出花厅，她说：“我这把年纪，前头记着账，后头记着人。账上的事要算得清，人心的事要看得住——两样都在眼前，我才坐得踏实。”
不肯出门的原因不止一样。头一样是风：这园子里穿堂风多，一进东厢就先撞到一道风。第二样是地砖：地砖在冬天凉得早，坐下去一刻钟，寒气就从腿往上走。第三样她不肯说。侯嫂替她说了：“太太是怕出去了就得见人。”这句话说完屋里没有人接。老太太自己笑了一下，笑完说：“见人要费神。费神不如在家算账。”她说着把账本往膝上挪了半寸，那半寸挪得很有分寸，正好让光从右边过来。
后来眠眠问过一次。老太太说了一句：“屋里有炉子，外头没有。”眠眠问：“您上回出门是几时。”老太太想了想，没有想起来。侯嫂替她答了：老太太上一次走出门槛是十月初，去看那两株玉兰，看完就回来了，来回没有一刻钟。眠眠后来把这件事记在账本上，记的是“十一月初七，老太太出屋一趟，往返约一刻钟”，后头又添了一句。添这一句不是记她不出门，是记她还记得自己出不出门。
老太太另有一本册子，侯嫂不知道，老太太也不提。她记的全是些没头没尾的小事：哪一天银杏先落的，哪一天鸽子少了一只，哪一天园子里的水管冻了，哪一天谁在花厅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来。这一册不入账，也不许人翻。立冬以后她记得快了，一天能写两三行；写完锁进拐杖旁边那个小抽屉，抽屉的铜锁上有一道旧划痕，是几十年前磕的，划痕里嵌着一点黑。有一回眠眠进来替她收笔，看见她正把册子往抽屉深处推，眠眠当作没看见，伸手把砚台上的墨盖上了。老太太那时候说了一句：“这个抽屉，你小时候惦记过两回。”眠眠说：“我五岁那年惦记的。”老太太说：“我记得是七岁。”
侯嫂把一冬的活计排成一张单子，贴在灶房门背后：几时起、几时熄、谁去问老太太一句话，一天三趟，一句不能少。第一趟在辰时，问昨夜里水缸结没结冰；第二趟在晌午前，问中午吃什么；第三趟在天黑以后，问棉帘够不够。她排完念给老太太听了一遍，老太太闭着眼听完，睁开眼只改了一处：第二趟从晌午前挪到巳时后半。她说：“晌午我刚睡醒，脑子不全，问什么都慢。”侯嫂把那一行划了重写，划的时候墨透到了背面。往后这院子里谁都知道，问老太太的事要挑她醒透了的时候问；问完了答不上来的，回来问侯嫂，侯嫂再想法子。
那二十七项里，有五项是她自己加的。头一项是每天午后要在花厅走两趟——从东厢到影壁，再从影壁回来，走的时候一只手扶着椅背。这一项她不记在纸上，只记在心里。第二项是每逢初一十五要在堂屋那两只旧烛台上换新烛，哪怕白天不用，也要点一刻再灭。第三项是每天要问一句老太太今天想吃什么。第四项是每十天要把东厢的窗纱抖一遍。第五项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连那张单子上也没有写。
那张单子一共二十七项。头五项是晨起：几时起、几时开窗、几时添炭、几时换水、几时把廊下那两盆花挪进来。中间十七项是白天和傍晚的活，末了五项在夜里：几时封门、几时压炭、几时添灯、几时查一遍窗、几时把紫檀椅从东厢搬回来。二十七项她一个人做完要两个半钟头。侯嫂把这张单子贴在灶房门背后，贴了三年，纸边已经起了毛。她后来换过一次，换的那张是把旧单子照着描的，描得比原来那张还齐。
十一月初七，侯嫂把花厅柜顶的两只旧木箱抱了下来。箱盖上的灰一擦，露出当年的漆色，箱底垫着一层棉纸，棉纸底下是硬的。箱里是老太太攒了半辈子的旧东西。分东西是有规矩的：一样一样拿，拿一样报一样名字，谁的那一份，谁来取，取的时候她要听人当面说一句话，不说不行。铜镇纸给阿砚，“你写字压不住腕，这个正好”；一方旧砚给眠眠，“你写病历写得太快，压一压”；发黄的两卷画给阿望，“这两张纸，是你太爷爷在乡下画画时使的”；四本账册给谢明薇和沈国渊；第三只匣子给江照，“囡囡的娘，我早看着好了，她家不兴这个，嫁过来不是图这个，是图这把锁好，能压住账”。
分东西那天屋里坐了九个人。分到后半段，老太太累了，抬手让人停一停，说歇一刻再分。歇的时候她自己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屋里九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侯嫂在灶房把水开了又关。开了又关那一趟她做了三回。第三回的时候老太太睁开眼，说了一句：“不是给你们分东西。是给你们一件事做。”她睁眼的时候看见的是江照——江照那时候手里正捧着那串铜钥匙。老太太又说了一句：“拿了我的东西，就得替我记着。”
箱子上头原来还压着一样东西，是一只竹编的盖子，盖子是给箱子挡灰的。那只盖子在箱子上头压了几十年，压出一个和箱盖一样的印子，印子四周高一圈，中间低。箱子搬下来以后那只盖子还在柜顶上，侯嫂没有动它。老太太后来让人把那只盖子也取下来，取的时候她要自己看一眼。看完她把盖子扣回箱子上，扣得严丝合缝。她跟眠眠说：“这个盖子不是盖箱子的。这个盖子是压在上面的那只箱子的一部分。”
抱下来的时候她在梯子上喊了两回，让眠眠扶着。梯子是那架老木梯，第七级那一根横档有一道旧裂，去年就补过，补的是铜片。箱子落地的时候磕了一声，屋里的人都把头转过来。老太太那时候坐在东厢门口，看不见箱子，只听见那一声。她问了一句：“是空的吗。”侯嫂说：“不空。”老太太说：“那就好。”她说完把手里的拐杖往身前挪了半寸，没有再问。
两只木箱下来的时候，屋里的人都站了起来。箱子有半人高，箱板厚，抬了这些年没裂，只是盖子上的漆起了皮，露出底下发乌的木色。侯嫂抱了一只下来，剩下一只抱不动；江照上去搭手，两个人一人一头，抬到门槛那儿老太太发话了：“慢。”江照愣住了。她进门这些年，头一回听见老太太管她的动作。江照把箱子放轻了，放得很稳，放下以后那口箱子连一点响都没有。谢明薇要上去扶，老太太摆手说不用；“箱子上头有灰，两个人抬容易蹭花。”她说完拿袖子把箱面从上到下抹了一遍，抹完自己退开一步看了看，才让开条案。
箱盖是榫头拼的，拼了三面，第四面用的是活销。销是木头的，被人摩挲了几十年，磨得发亮，插进去的时候不用力就能拔出来。老太太不让侯嫂撬，她自己伸手进去，把那只销捏住，慢慢摇，摇了七八下才摇开。她摇的时候不看箱子，看的是销——她说这只销是她嫁过来那年就有的，是她婆婆给的。她后来跟眠眠说过一句：“东西开不开得动，看的是销，不是力气。”
那一沓老照片是一张一张过的。有几张她认得，有几张她自己都想了半天。最底下压着一张黄的，眠眠一眼就认出来：产房外头一条长凳，凳上坐着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襁褓。那是眠眠出生那夜，护士把孩子抱出来，老太太接过去，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替她把银锁锁上。眠眠伸手要拿，老太太把照片按住了，说：“这一张不能给你。”眠眠说：“为什么。”老太太说：“这锁如今在你抽屉里压着，可它不是你的——它是白露的。锁链一环扣一环，到他娶媳妇那天才开一回。”眠眠说：“那您留着它做什么。”老太太把照片放回箱子，说：“我留着它，是替你们记一个数。这一家添了几个人，我一个都不落。”
她过得很慢。每一张都先看边，边上齐不齐、有没有折过、有没有虫蛀的小眼，看完边才看正面。看正面的时候她不看人，看的是背景——树的位置、桌子的摆法、影子的长短。有一次她把一张举到窗前举了很久，久到云轻轻要去接，她没有给，只说了一句：“这一张的影子里头能看出时辰。”她说完把照片翻过来，指着背面的铅笔字念了一行年份。
眠眠问那张最底下的黄的是什么。老太太抽出来抖开，是一张极小的照片，只有巴掌大，边上被虫咬了一个小口。照片上是城南那座山，山腰的平台上立着一台望远镜，望远镜旁边站着一个人，脸看不清；旁边有人用铅笔画了一道箭，箭头上头两个字：小满。眠眠认得那道铅笔，是小满的，画箭头的人用力，笔尖把纸戳破了一个小眼。她说：“她那时候还没上小学。”老太太说：“她那时候刚学会数数。”她把照片放回箱底，压在襁褓那张上头，说：“这张不给她。她自己都不记得了，给了她也不信。”
那一张只有一寸见方，边上有一道折痕，折过三回，把画面切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三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大人的脸在边上，只剩半边。三个孩子她认得两个。第三个她看了很久，最后说：“这个我不认得。”她说这句的时候把照片举得很高。眠眠问：“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这一家的人。”老太太说：“因为那个不认得的孩子，身上穿的那件褂子，我后来又照着做了一件。”
有两张是老太太自己都想了半天的。一张是几十年前，城南山下那家照相馆刚开张的头两年，她跟祖父两个人站在店门口的木牌底下，木牌上写着店名，两个人的脸都虚着，只祖父的一双眼睛是清楚的。祖父那年刚学会抽旱烟，照片上有一点烟气，照相馆的师傅说这个洗不掉。另一张是十几年前，院子里的地砖刚换过，四个孩子并排蹲在花厅门口，脚边一只搪瓷盆，盆里是刚洗出来的衣裳；那张底下她自己添了一行字：四个都换过衣裳了。她说这一张搁了十几年，谁也没给过谁。
那一张是城南山下那家育婴堂门口。照片上有七八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裹在一条旧棉被里，被角搭在门槛上。照相的人不在画面里，画面右下角露出一只鞋——布鞋，鞋头有一块补丁。多年以后有人认出来那只鞋是照相人的。老太太想的就是这只鞋。她后来说：“我认了半天人，认出来的是一只鞋。认出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拍照的人，他比我们这些被拍的都小。”
给白露的是一只小木匣，匣里十来枚旧铜钱，铜钱上头压着一张他自己画的地图，画得歪歪扭扭，铜钱正好压住那个拐弯。老太太说：“这个给你零钱。你要学会自己买东西，自己算账。”白露今年上六年级，头一个月正学着把应用题的余数算对，他把那十来枚铜钱倒在掌心数了两遍，问：“太奶奶，你给我铜钱，是不是我要记账了。”老太太说：“是。你记你自己的。你十一岁了，该知道一斤排骨多少钱。”给林渺的是一副老花镜架——林渺今年初三，个子又蹿了一截，眼睛好得能一眼看清对面墙上的挂历。林知雾当年进音乐教室时带回来的第一批学生名单，老太太压了三十年，压在镜片布底下。架子上那张单子第一行写着“林渺”，后头跟着日期。林渺接过那副眼镜，说：“太奶奶，我眼睛好着呢。”老太太说：“那你替我收着。这上头记的是头一批，头一批里头有你。你爷爷那间教室开了十年，头一批走出去一个进了音乐学院，第二批还没有。”林渺低头看了很久，一个字也没说；苏晚晴在旁边坐着，攥着袖口。
匣子的木是黄的，比普通木头沉，盖上有一道小裂。小裂是早就有的，缝里嵌过一点东西，早掉出来了，留下一个空的小眼。白露把匣子接过来的时候，老太太让他先别开，先掂。掂完又让他听——把匣子侧过来，用指甲在匣盖上弹一下，听那个声音。匣子响得短，短的才说明里头装的是小而实的东西，不装纸。白露那一下听懂了，他后来跟人说，太奶奶给他东西，头一件教他的就是听。
老太太让他把铜钱先数一遍。白露倒在掌心，十来枚，大的一枚是圆的，剩下的边上都磨薄了，有一枚中间的四方形磨得只剩下一半，另一枚的方孔里塞着一点干泥。他数了两遍，第二遍数到第九枚卡住，抬头问：“太奶奶，这枚算不算一枚。”老太太说：“算。”他问：“那要是花到一半了呢。”老太太说：“花到一半就是花到一半。你把日子和数记上。空了就是空了，账不怕空，账怕糊。”白露把铜钱一枚一枚收进匣子，收到最后一枚，扣上盖子，两只手捧着，站得笔直。
大的一枚是圆的，字磨平了；小的十来个，串在一个旧绳子上，绳子换过两回，一回是麻的，一回是棉的。白露数了三遍，三遍都是十二枚。老太太在旁边看着他数，数完问他：“你数的时候按什么排。”白露说：“按大小。”老太太说：“钱不是按大小排的。钱是按年月排的。”她把那十二枚一枚一枚翻过来，让白露看每一枚上的年号。白露后来把那十二枚按年号排了一行，排完发现最旧的那一枚跟最旧的那一张照片是同一年。
白露把那张地图抽出来看了半天。画得歪，比例也不对，从大门口到山脚那一段只用了两指宽，山腰那台望远镜倒画得像一根钉子。他用铅笔标了三处记号：一个红点画在半路，那儿是变电房；一个圈画在第三个弯上，圈边上写了两个字，桥陡；最里头画了一个方框，框里写望远镜。那两个字写得最费劲，陡字的三笔描了两遍。侯嫂在旁边看了半天，问：“你这是画的哪一条路。”白露说：“上回带我走过一趟，就画这一条。”侯嫂说：“那你这上头少了一站。”白露把匣子抱紧了些，说：“少的那一站我还没上去过。”
那是他自己画的，画在一年级的美术课上。画的是从大门口到山上那台望远镜的路线：先过影壁，往东，沿着墙根走，走到那棵歪脖子槐树拐弯，再上二十七级台阶。图上标了三样东西：一个方块是家，一个三角是亭子，一个圆是望远镜。圆画得比实际大出一倍。白露说：“老师让画的，我画的时候没见过真的。”老太太问：“那你画它的时候，想的是什么。”白露想了想：“想的是它在那儿。”老太太说：“想着它在那儿，比看着它在那儿管用。”
给江照的是一串账房用的铜钥匙，给顾屿川的是一本空册子——账册的第三本还是空的，纸雪白，页码印着，一页没动过。老太太把册子递过去，说：“这本空的，你自己记一记你花了什么。”顾屿川说：“我记这个做什么。”老太太说：“你前天摔的那两下门，不顶事。记下来才顶事。”顾屿川站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把册子接了过去。屋里的笑和话都停了半息；眠眠走过去，替他把册子塞进外套口袋，手指在口袋上按了按。
江照把那一串接过来，先掂，再看那三把。一把是长的，一把是短的，长的开柜子，短的开抽屉。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后来跟眠眠说：“沈家账房的钥匙我见过三回，头一回是二十年前跟他们谈事，他们让我看的。”她说完把钥匙分开：三把里有一把已经不用了，那把锁的是一个空格子。她把那一把挑出来单独搁在桌上，问老太太这一把还开不开得。老太太说：“早不开得。”江照把它搁在桌上，没有再收。
谢明薇那边是四本账册，厚薄不一，最上头那本是这两年的。谢明薇一本一本翻，翻完问：“这四本记到哪儿了。”老太太说：“记到你手上为止。”谢明薇说她记不全。老太太说：“记不全的，底下添一句记不得。”谢明薇笑了一下，把最上头那本合上，说：“那我今天先拿这一本。”老太太说：“你拿。四本里你先拿一本，剩下三本等过年。”沈国渊站在旁边一直没插话，这时才伸手把第四本接过去，翻了两页就塞进大衣内兜，拍了拍，说了句：“这本重。”
四本账册她抱起来的时候动作很轻。那四本里有两本是去年才起记的，记的是她自己那一份进出；另外两本是从前的老本子。她抱着坐了很久，没有翻。老太太在椅上看着她，说了一句：“你那两本新的，记得比我的细。”谢明薇说：“奶奶，我不记账。我记的是人情。”老太太说：“人情也记账。记法不同，账是一样的。”谢明薇没有反驳，她把四本抱到膝上，按着最上头那本的封皮压了压。
铜钥匙一共三把，拴在一个铜环上，环上还挂着一片指甲大的木牌，木牌上刻着一个账字，刻得很浅，最后一笔几乎看不出来了。老太太把钥匙举起来，一把一把点给江照看：“这把开账房的门，一把开钱柜，一把开抽屉。”江照一把一把接了，接第三把的时候手停了一下。老太太看见了，说：“抽屉那把上回我给你，是去年三月。你压箱底了。”江照的耳根子红了，说：“我不敢开。”老太太说：“不是不敢，是你还没腾出地方。”江照把那串钥匙攥进手心，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那片指甲大的木牌上刻着一个字，刻得很浅，是“公”字，刻完又被人拿刀削过一遍，削掉了下半截，只剩上半截。老太太说：“原来那个字是‘账’。”她把木牌翻过来，指着背面一处颜色深的地方：“这里原来还有一个字，是年份。年份磨掉了，字还在。”眠眠后来问她为什么不重新刻一个。老太太说：“重新刻的那一个，是新的。这个是旧的。旧的不能做旧。”
后来眠眠问了一句：奶奶，还剩多少。老太太叫侯嫂把另外一只箱子抬上来，拍了拍箱盖：“这一箱分完，还有一箱。”眠眠说：“您这是在分家，还是在交代后事。”老太太把手里的照片放回箱子，抬眼看她，说：“我要是交代后事，我今天就不给你那方砚了。我给砚，是因为我的孙媳妇往后要替一屋子人记东西，她手底下得压得住。”她顿了顿，把箱盖按下去，按得实实在在，“孩子们，这一箱是家底，分完了一样也不少。家里又多了一个人。”
老太太没有立刻答。她把手放在箱盖上，按了按，像是在掂那一只箱的分量。掂完她才说：“这一箱分完，还有一箱。”屋里有人笑了一声，笑得很轻。老太太没有理那个笑，她接着往下说：“不是还有一箱东西。是一箱还没有到手的。”眠眠愣住。老太太把箱盖合上，说：“东西都有到手的日子。剩下的那些，我说不准。”
眠眠那天晚上回东厢，把这一箱的东西在纸上记了一遍。她记的不是物件，是分的时候老太太说的每一句话，谁的那一句，她照原样抄；抄完数了数，一共九句。她把这张纸夹在自己随身那个小本子里，夹在第一页。合上本子之前她又添了一行，添的是老太太最后那一句：家里又多了一个人。添完她坐了一会儿。阿砚进来，问她记什么，她说：“记一句账。”阿砚说：“你今天也开账了。”眠眠说：“我记的是人情，不进账本。”阿砚没有再问，把灯替她拧暗了一档。
她记完七行，末了一行她没有写老太太的样子，写的是那一句“东西都有到手的日子”。这一句她记了原话，一个字没有改。改字是她给自己定的规矩：大意可以顺，原话不能顺。顺了以后那一句就不是那一句话了。她后来跟江照提起过这个。江照说：“你还分这个。”眠眠说：“不分不行。账上分不清，出错的时候要赔。”江照笑了一下：“你们家这本账，倒像一份合同。”眠眠说：“本来就是一份合同。签的人已经有一个不在了。”
她记的不是谁分了什么。她记的是分的时候老太太的样子：先说给谁，再说给谁的什么，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她记了七个人，七行字，每行后面她自己加了一句短评。加到第六行的时候她停了笔——阿望那一只，老太太说得最简，只有四个字：“他也有一份。”她把笔搁在纸上没有动。搁了很久，她自己加了一句：这一份是补的。
老太太那句话说完了，屋里没人接。谢明薇低头去理那四本账册，理了两遍还是原来那个次序。江照把那串铜钥匙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过了两秒才说了一句：“分完这一箱，就该分人了。”屋里更静。老太太没有骂她，只说了一句：“人不用分。人是自己走的。”江照眼圈一下红了，转过身去看窗外，窗外的银杏正在往下掉，一片一片，掉得不快。侯嫂在门口站着，看见江照转身，就把手里的抹布往盆里一放，出去了。
屋里的静跟平常的静不一样。平常的静是各人有各人的事，这一种静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件事上想。侯嫂站在灶房门口，手上还沾着水，没有擦。谢明薇把那四本账册抱得更紧了一点。阿砚一直站着，站的位置在窗前，光从他背后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投到老太太脚边。老太太没有看任何人，她看着那只合上的箱盖。过了大概半分钟，眠眠开口了，问的是实务：往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分。老太太说：“等我哪天想起来再分。”
小满那晚从交换地打来电话——那边高一的课刚下——问太奶奶屋里冷不冷。老太太让她把手机搁在窗台上，听一听外头。小满听了半晌，说：“我这边没风。”老太太说：“你那边有的，只是不往你窗子上刮。”又说，“回来给你留一罐梨水，谁也不许喝。”电话那头静了两秒，小满“嗯”了一声，声音有点闷。老太太握着听筒，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挂了电话，她坐在椅子里，把账本翻开，在当月那一行上添了六个字：初七，分箱起。写完她把笔搁下，抬手在箱沿上拍了拍——像拍一匹要抖开的布，拍得很轻，也很稳；这园子里的东西，从今天起，一样一样都有了它自己的去处。
挂了电话她没有立刻睡。她把窗台上那只手机的位置挪了半寸，挪到靠窗缝那一侧，理由是信号好些。她后来试过三回，三回都一样。她还做了一件事：她把窗子推开一条缝，推到能听见院里那棵银杏叶响的程度。她站在窗边听了很久。她后来跟阿砚说：“那半年我夜里常开这条缝。开了以后屋里冷，冷了就知道她在的地方比这儿更冷。我就睡不着。睡不着正好，白天就好熬一点。”
那边的声音远，背景里有风。她把手机搁在窗台上，免提没有开，就那么贴着听。听得清的是三样：一是风穿过什么缝隙的声音，二是她女儿说话时中间的那几次停顿，三是偶尔传来的一两句别人的话。她在窗边站了十一分钟，那十一分钟里老太太在里屋没有出来。挂了电话她进屋，老太太正把眼镜往桌上放，问了一句：“她说什么了。”她说：“没说什么。”老太太说：“那就是好话。”
账本那一页，前后几行她自己也记得清楚。十一月初一：银杏落第一批，扫了一筐。十一月初三：囡囡会走七步。十一月初五：园子西头那根水管冻裂，换了一根新的。初七：分箱起。她写完那六个字，把笔搁在砚台边上，坐了一会儿，又把笔拿起来，在分箱起后头添了一个极小的始字，添完自己看了两眼，没有划掉。窗外起风了，风把窗纸吹得响了一下，她把账本合上，压了一块镇纸，才让侯嫂把灯芯剪短。
十一月初一：银杏落第一批，扫了两筐，初七清完。十一月初三：东厢换炭，用了四筐。十一月初五：囡囡会走七步。十一月初九：老太太把窗子换了个方向开。十一月初十：阿砚的袖口磨破一只。十一月十二：白露的作文本找回来，里头夹了一片叶子。这些行她自己记的，字写得比平常大一点——她说大一点看得清。十一月十四那一行是空的。空的那一行底下，眠眠后来添了两个字：“无话”。她添的时候老太太看见了，问她为什么添这两个字。眠眠说：“没有事也要记。没有事的那几天最要紧。”
梨水是第二天早上熬的。侯嫂挑了六只梨，挖了核，切成薄片，一层梨一层冰糖码在砂锅里，熬足两个钟头，熬到汤色发亮。她装了两罐，一罐搁在灶房窗台上，一罐收进地窖。地窖那罐上头压了一块青砖，砖上写了两个字：满。谢明薇说：“写个名就完了。”侯嫂说：“写名不牢，认罐子才牢。”她把罐子放进去，盖子盖严，退出来把地窖的门闩上，闩了两遍。灶房那一罐她没有压砖，搁在窗台最里头，外头又扣了一只倒扣的碗。
六只梨挖了核，切成薄片，一层一层码进砂锅，码的时候她把厚的那几片放在底下。冰糖她先放了两块，熬到第二个钟头揭盖尝了一次，又放了一块。她那三块糖是照着老太太给的方子上的分量，后来她跟眠眠说实话：“那一方是给病人喝的。病人喝着正好，我们喝着太甜。可老太太喝着不嫌甜，她就从来不改那一方。”她端出来的时候又放了一样东西：一小把枸杞，是她自己从外头买的，罐子上的标签她留着没有撕。
眠眠的飞机票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都买了，回程那一栏她划掉重选了三次。十一月十六凌晨，机场的灯白得没有一点睡意。她坐在到达厅最东边那一排椅子上，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桶——侯嫂熬的汤，萝卜炖牛腩，出发前一晚炖上，天没亮就装好，桶身上还带着家里的味道。旁边地上搁着一只行李箱，箱子里是给女儿带的东西：老太太那件棉坎肩，一件厚毛衣，两双棉鞋，和一小袋晒干的山楂。她把女儿爱吃的都想到了，唯独忘了一样东西——一颗星星，那是那边带不回来的。
票拿到手她没有立刻放进包里。她在窗口站了一会儿，把票对着光看了看——那张票是薄纸印的，字是热敏的，摸上去发涩，摸多了字就淡。她后来知道这张纸的寿限只有三个月。她当时不知道。她只是觉得那张纸薄得不像话，就又买了一只硬壳的证件套，把票放进去，又把护照放进去，放完发现护照比套大，又换了一只。来回换了两回，最后换了一只最厚的。那只套她用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再换。
买票那天是星期二。她在窗口排了四十分钟，前面有二十几个人。她站在队里算钱：这一趟的钱，是她一整个月下乡补贴的三倍多。她算完没有跟排队的人说，也没有跟后面的人打招呼。前台问：“身份证。”她递过去。前台又问：“是本人吗。”她说：“是我女儿。”前台抬头看了她一眼。她后来跟眠眠说：“那一眼我记得。我那时候想的是——她大概以为我是替儿子买票的。”
回程那一栏她划掉重选了三次。第一次选的是当天夜里的，划掉是因为那边夜里没有车；第二次选的是第二天早上的，划掉是因为早班机比她算的落地时间早两小时，她怕接不上；第三次选的是第二天中午的，选完没有再划。选完她把票根撕下来一小条，塞进钱包夹层。那一小条她后来没有扔，一直留到第二年春天。她自己说不清留它做什么。付完钱她从柜台出来，走到门口又回去问了一句：“改签要不要提前。”柜台说：“四十八小时以内随时。”她说：“那就好。”
机场是夜里十点多的飞机，她下午三点就出了门。保温桶过不了托运，侯嫂不肯把盖子拧松，说松了走一路要漏。眠眠拗不过，只好抱着。值机的时候柜台那姑娘看了一眼桶身，说：“这个可以随身。”眠眠说：“我知道。”那姑娘又说：“桶得过安检机。”于是她抱着桶从安检机旁边的侧门走，那道门矮半尺，她把桶举过头顶才过去。过了以后她在心里算了一下：从家门口到座位，这一趟她抱着这个东西走了两百多步，桶身一直是热的。
她下午三点就出了门，比她算的早了两个半钟头。保温桶过不了托运，她想了一路，最后把那罐梨水倒进一只保温壶里。壶是旧的，壶嘴有一道细裂，她用胶布在外头缠了两圈。缠完她掂了掂——能装大半壶。她倒掉了一小半。倒的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看着那半壶水从壶口下去，落下去的声音跟平常不一样，因为是甜的。她后来跟阿砚说：“我倒掉的那半壶是甜的。后来剩的那半壶淡了，我还倒了一勺尝，还是甜的。”
出发前一晚她在东厢收拾行李，收拾到一半，白露跑进来，把一样东西放在箱子上就往回跑。是她自己晒的那一小袋山楂，前几天装好了的，白露替她拎到了车上，走的时候忘了说。眠眠把他叫住，问：“你跑了三回。”白露站在门口说：“我就送个东西。”她把山楂收进箱子，问他：“还有么。”白露想了想，说：“妈，你到了给我打一个。”她说：“我不一定有空。”白露说：“那你忙完打。”说完他跑了，跑到廊下又回头喊了一句：“山楂别放冷冻。”她站在屋里听着那串脚步声下了台阶，才把箱盖扣上。
白露跑进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攥得指节都白了。他把那东西放在桌上才松开——是一只很小的铁盒，比火柴盒大一点，盒盖上有一块漆掉了。他没有说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说他攒了多久。眠眠问他：“这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打开看过一回，里头是空的。”眠眠问：“那你怎么不写上名字。”白露说：“写上了就不灵。”他说这句的时候理直气壮，好像这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一句。眠眠后来把那只盒子带到了天上，又从天上带了回来。带回来以后她打开看过一回，里头还是空的。
广播从十点半开始说话。起飞时间往后推了四十分钟，屏幕上的航班号闪着红字。眠眠给家里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阿砚接的，问几点落地，她说要看情况，可能是明天。他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我明天有个会，会短一点。”她说：“会开完你就在家待着，别去医院。”他说：“好。”第二次是白露接的，声音是刚睡醒的：“妈，你上飞机了吗？”眠眠说：“上了，在等。”白露在电话那头算了一会儿——六年级上学期他会算两位数的加法了——说：“我姐那个飞机是不是坏了。”眠眠笑了，说：“没坏，天上有点事。”他“哦”了一声，又问：“那你几点回来。”她说：“明天。”白露说：“那你明天早上叫醒我。”眠眠说：“好。”她挂了电话，坐在那儿，忽然想：她上一次一个人在夜里等一个孩子回家，是什么时候？她想不起来。这半年家里没有人在深夜等过谁——老太太八点睡，白露九点半上床，阿望初二，作业到十点半，囡囡八点。整座院子按点熄灯，安静得像一口盖好的井。她这一趟回来，那口井要重新开声。
候机厅的灯是白的，白得照人。屏上的字每隔一会儿跳一次，跳一下颜色就变一次，从绿变黄，从黄变红。眠眠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包里。她坐在那一排最靠边的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后来跟阿砚说，那四十分钟她一次也没有看手机——她是在数屏上那条横线的往返，一来一回算一次。数到第三百次的时候广播改了口吻，改得慢了。她说她是从那个口吻里听出坏消息的。
那四十分钟里候机厅没有停。卖咖啡的推车过去两趟，第二趟那姑娘在过道中间停了半分钟，问了三个人要不要热的东西，三个人都摆手，她推着车走了。靠东边一排有个举着纸牌接人的男人，牌子换了三回，第一回举两个字，第二回举三个字，第三回他把牌子反过来拿，字朝自己，人也背过去了。眠眠看了他一会儿，站起来去问：“是不是接人。”那人说：“等人。”她说：“等人您别背过去。”那人把牌子转回来，冲她笑了一下，又把牌子举高了两寸。
卖咖啡的推车过去两趟，第二趟那姑娘推得慢，推到她们这一排停了一下，问了一句：“喝点什么。”眠眠说不要。姑娘推走了。十分钟以后又回来一趟，这回她手里端着一杯热水，纸杯，递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免费的，凉了不好喝。”眠眠接了。她后来不记得那姑娘长什么样，只记得那杯水是热的，杯壁烫手，她两只手交换着捧，捧到起飞时间那条横线开始闪。飞机真正推出去的时候，她手里还剩小半杯。
十一点四十，广播说航班取消当天的计划，改为次日中午。候机区一时乱起来，有人去改签，有人在跟客服争执。眠眠没有动，她把保温桶抱紧了些，坐回原处。她的手是凉的——不是冷，是那种悬着的心把血都收走了以后留下的凉。她想起给老太太号脉的那些个夜晚，想起父亲说过一句“我还能自己走”，想起江照摔门那晚她站在楼下抱着囡囡，一个钟头里她数了三次自己的脉。这半年她走南闯北，接过三台连着的手术，睡得最长的一个觉是五个钟头；她一直以为自己撑得住，撑不住的时候，人才发现自己撑的是别人没注意的地方。她打开手机，通讯录里翻到女儿的名字，看了三秒，没有拨出去；又退回来，在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满，接机，保温桶，牛腩汤。她把这条看了两遍，锁了屏。她没有给家里再打电话，也没有发消息。
候机区一时乱起来。有人去改签，有人在跟客服争执，还有两个人坐在原地不动，膝上放着同一个牌子的包。有一个女的对着电话说：“我不是要退票。”客服说：“这边只办理改签。”那女的说：“我不是要退票。”她说了三遍，第三遍声音低下去了。眠眠站起来，走过去替她问了柜台，柜台给了三个选项：改签、退票、等通知。她替她选了等通知。选完她回到自己那一排坐下。那女的在她身后说了三个字：“谢谢你。”她没有回头。
夜里十二点半，出站口那扇自动门开了一次。眠眠猛地站起来。是两个男人抬着一副折叠担架出来，上头躺着个老人，输液袋挂在门边的架子上。她往边上让了两步，站到栏杆边上去了。担架过去，喇叭响了一声，门合上。她慢慢坐回椅子上，手心沁出一层汗。她在心里告诉自己：不是她。这句话她对自己说了很多遍，每一遍都不太够用。
抬那副担架的四个人脚步不齐，前面两个快，后面两个慢，中间有一处接不上。担架出去的时候离她那一排只有十几步，看得清上头盖着一条蓝布，蓝布的边角翻起来一点。她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把头偏过去。她坐在原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把那一幕看完。看完她把脚往里收了一寸——那时候她脚上穿的是那双白皮鞋，鞋跟已经踩塌了。她后来说：“我不是怕。我是那天忽然知道，人这一辈子是被抬着走的。”
凌晨两点，她把外套裹紧了一些。候机厅的灯灭了一半，剩下的也调得暗黄。她把手机打开，翻到女儿走时寄回来的那张明信片——山，屋顶，一排歪歪斜斜的小房子。照片背面是白露的字：“姐，园子里的银杏黄了一半，落了没人扫。”她看着看着，眼皮沉了一下。就那一下。再睁眼时，广播在说话：延误原因已排除，航班将于明日中午十二点四十分降京。人群一下子活了。她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腿麻了。她把保温桶的盖子拧开又拧上——汤还是温的，她一滴没动，惦记着要留给她落地的时候喝。
凌晨两点，她把外套裹紧了一些明信片——山，屋顶，一排歪歪斜斜的小房子。照片背面是白露的字：“姐，园子里的银杏黄了一半，落了没人扫。”她看着看着，眼皮沉了一下。就那一下。再睁眼时，广播在说话：延误原因已排除，航班将于明日中午十二点四十分降京。人群一下子活了。她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腿麻了。她把保温桶的盖子拧开又拧上——汤还是温的，她一滴没动，惦记着要留给她落地的时候喝
第二天下午一点十分，她从出口走出来。女儿瘦了，头发长了一些，穿着那边的羽绒服，背着那个跟了她半年的双肩包；高一的课表她抄了一份，压在包最底下那一层，边角已经卷了。小满看见她，没有跑，也没有喊，只停在那里，叫了声“妈”。眠眠走过去，把她上下看了一遍，最后停在她脸上：“你剪头发了。”小满说：“宿舍楼下的阿姨剪的，五块钱。”眠眠伸手在她耳朵后头把一缕头发拨了拨，说：“五块钱剪成这样，不亏。”小满把背包卸下来抱在怀里，看了一眼她怀里的保温桶：“还在呢。”眠眠说：“还没喝。”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没说话。快上高速的时候她才开口：“我一夜都在看那扇门。”小满问：“开过几回。”眠眠说：“我数着，一回。”小满看着窗外，没有接话。眠眠说：“半夜十二点半，门里出来的不是她——是两个男人抬着一副担架，上头躺着个老人。我站起来，又坐下了。”她把车里的暖气调高一格，“后来天亮，那扇门又开了一回。这一回才是你。”
她们那天没有直接回家。女儿要先吃一顿饭，说的不是吃饭，是要吃一样东西——一样她在那半年里天天吃、家里没有的东西：一碗没有汤的、只有酱油和葱花拌的干面。她们找了一家小铺子，铺子只有四张桌子。女儿要了两碗，一碗多放醋。母女两个面对面坐着吃。眠眠后来跟阿砚说：“那碗面我吃了三口就吃不下去了。不是不好。是我看着她吃，想起来她走之前也是这么低头吃的。”她说完把面推到一边去了。后来那碗面凉在桌上，谁也没有再动。
那把小铺子出门的时候，小满先去解了车门的锁。桶还是她拎着，拎到车门边才递过来。出门前她说过一句“还没喝”，出了门就没再提，桶却一直抱在怀里没有放下。母亲接过去拧了拧盖，没有拧紧，留了一道缝。车上她们不再提那碗面。小满坐了半程，把车窗摇上去，摇到一半想起风是往东吹的，又把窗子留了一条缝。后半程她看窗外往后退的树，数到一百二十几棵就不数了；数完她才开口，问的是学校几点上课。
十一月末有个星期六，天黑得早，五点半天就黑透了。城南那座山半腰有个观测点，架着一台老望远镜，铁架子，镜筒缺了一角漆，一年只在秋末到开春这一阵子开台。守山的老师傅姓什么大家都记不清，只叫他老师傅。陆怀庸开车，云轻轻天没黑就把一锅姜汤灌进保温壶，一路抱着。车上坐着小满、阿望、白露，还有眠眠和阿砚。囡囡太小，江照留下看孩子。老太太也没来，她只让侯嫂把姜汤再灌满一壶，说山顶上冷，谁空着手回来就在门口罚喝三碗。
上山那天是五点半起，五点半天还没有亮全。云轻轻在厨房煮姜汤，煮了两锅。阿望把望远镜的铁架子擦了一遍，擦完去搬石屋里的两把椅子。椅子是竹的，坐面已经裂了，他用麻绳把裂缝捆了一道。老太太没有上山——她那天睡得早，走的时候儿子在门口说了一声“娘，我们上山去”，老太太在里头回了一句：“山顶上风大，你们把袖口放下。”这一句是那一行人下山以后江照学给老太太的。老太太听完了什么也没有说。她自己那天在东厢理了一上午的笸箩。
石屋在坡的背面，从大路上拐进去要走一段土路。屋子是当年那台望远镜的厂家派人来守的，守屋的老头前年还在，前年秋天走的；铺盖收在墙角，卷成一卷。门上挂着一把锁，锁已经开了，钥匙不知去了哪里。墙上有他拿炭添的字，添的是“今晚有星”三个字；炭淡了，侧着身子才认得出。屋顶塌了半边，塌下来的那半边被人码在墙根，码了两层。地上一层的土，土上头有脚印，都是往里走的，没有往外走的。这半年的土，谁也没有扫过。
这家人上一次上山是半年前。三月末的一个夜里，也是这台望远镜，也是这一家人；那一回是小满刚在学校的天文社报上名，说要带全家去看一次。那天老师傅把防尘罩揭开，擦了一遍，教的还是那几句：先找亮的，再顺着亮的一颗一颗数开。阿望后来问过她一句：姐，你那天让了报名表，表上写的谁。小满说，写的是我。半年前那夜云压得极低，一整宿没开；到后半夜风起来了，云裂开一条缝，露了四五分钟，五分钟里谁也没找着星。下山的时候天边发白，阿望回头帮老师傅把防尘罩重新盖上，盖得端端正正，扣扣对齐。小满走在最后，山路上她只说了一句：“没看成。姐，对不起。”
那一回是小满刚在学校的天文社报了名，回来跟家里说：“山上有一台望远镜，谁都可以去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阿望正在做题，抬头问了一句：“真的。”她说：“真的，谁都可以。”她当时说这句话，其实还没有去问过那台望远镜是谁的。她后来跟眠眠说过：“我那时候只想让阿望相信一件事——有些东西，不用花钱，也不用谁批，你走上去就能用。”那半年前的夜里，他们七个人在山上待到十一点半，回来的路上阿望睡着了，是阿砚背下来的。
那半年小满记的东西，全是天气。记录本上第一页是“九月三日，晴，晚上一碗面，三个蛋”，往后一天一行，从没断过：晴，多云，阴，风，雨，雾。她跟人说，那边夜里灯太亮，抬头只能看见一层灰，像谁在窗玻璃上哈了一口气；那边高一的教室窗户比这边大一倍，一开灯，半个操场都亮。走的前一天她添了一行：“十一月三日，阴，有雾。”整整一百二十七天，一颗星也没记上。她到今天都说得出自己亏在哪里——她那半年不是没有抬头，是抬头看的那一片里，什么都没有。
那本子的封面上有一行字，是她自己写的：一天一行，一行不空。她把封面上那一行又描了一遍，描完还在下面添了两个字：“算数”。眠眠后来问她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她想了很久，说：“就是——记下来的算，说过的和想过的都不算。”眠眠把那三个字抄在了自己账本的空白处，抄完在后面加了一句她自己的：她这一年记下来的，一共只有三行。
回来第三天，星期六，小满带全家把那半年的账还了。车上阿望坐在前排——他初二了，个子又蹿了一截，膝盖顶着前座椅背；白露在后排背课文，背到“蚓”字卡住，扭头问：“这个念什么。”小满说：“问哥。”白露说：“哥也不会。”阿望回过头说：“蚓，蚯蚓的蚓。”白露说：“你怎么什么都会。”阿望说：“我不会，我刚查的。”全车都笑了。白露上六年级以后，放学头一件事是找人讲话，这半个月天天对着日记本说话，眠眠怀疑他是在练一篇作文。观测点前老师傅正在拉铁闸，看见车，眯着眼认了半天才想起来：“去年也来过吧？那一晚云不开，你们白跑一宿。”小满说：“是。”老师傅把防尘罩整块卸下来，说：“今晚晴。半月中旬最冷的一晚，也是最清的一晚——冷空气一沉，星就亮。”
那半年她在山上记的东西，这一次全搬到了本子上。本子摊开在车座上，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到一半她把车叫停了。她把那一页对着车窗的光举起来，让弟弟看：“你看这一行。”那一行写的是十二月三日，晴，晚上一碗面，一个蛋，字迹比别处小。她后来跟眠眠说：“那一行我记得最清。那天她是从山上下来的，鞋上有泥，进门先洗脚。洗完脚她坐下吃饭，吃完饭把鞋刷了，鞋刷完才去记这一行。她刷鞋用了十分钟，记这一行用了两分钟。”
镜筒上那层灰擦掉以后，露出的那圈铜是亮的。小满教阿望找星，方法是祖父那一辈传下来的：伸出食指，中指半屈，跨过一节指节往远处看，就能把一颗星定住不跑。她仰着头从西南那一片最高的地方扫过去，扫到一颗亮得不像话的长在地平线上头。她说：“先找它。天上星星多，这一颗最好认。”阿望举了半个钟头才找着，找到的时候叫了一声，把白露吓得从三脚架后头钻出来。白露也要找，阿望把自己的手举到他眼前：“你顺着我这根指头看过去，别抬头。”白露顺着看，看见了，喊：“是个大的！”陆怀庸在后头说：“那叫织女星。”白露问：“织女是谁。”云轻轻说：“牛郎的媳妇。”白露当场就算开了：“那牛郎在哪儿。”
找星的方法是祖父那一辈传下来的：伸出食指，中指半屈，两根指头成一个圈，把圈套在目镜上，眼睛贴在圆心那一侧。这个法子笨，可是稳——它不许你看见眼睛，看见眼睛就等于看见自己的睫毛，睫毛一动，看见的东西就跟着动。白露试了三回都套歪了，第三回他找到窍门：中指不要半屈，要再弯一点，弯到跟食指成直角。阿望试一回就成了，成了以后不吭声，看着白露试第四回。白露第五回成了，成了以后说了一句：“这个不难。”阿望说：“嗯。”
小满和弟弟在星底下待了很久。云轻轻把姜汤倒进搪瓷缸子里，白露两只手捧着，嘴上还在找牛郎星。眠眠在石阶上坐下，仰着头看；一颗星她叫不出名字，她也不叫人。半年前她也在这儿看过一回，那回她什么也没看进去——她那时候看的是天幕上那一层灰。一层灰隔着两百多公里压在她和这片星空之间，压了半年。天幕在她眼皮底下塌下去了：她以为看见的是天顶，其实那是一层厚云，压在自己窗玻璃上，纹路粗，糊得看不透。
姜汤倒进搪瓷缸子里，是云轻轻临走前在山脚下煮的，煮了一整锅，装了三只缸子：一只是老太太的，一只是江照的，一只是白露的。她没有给阿望，也没有给小满。她后来解释说，这两个大的一会儿要上山，上山不许手里端东西。小满说：“娘偏心。”云轻轻说：“我给你们两个也留了两只。”她留的那两只是空的，是从家里带上去的，为的是让他们下山以后有地方把空缸子放下来。
阿砚在收镜头。小满说：“爸，往回半寸。”阿砚照做了，从容地转了半圈又一点，问：“清了没有。”小满凑到目镜上看了很久，说：“再回半寸。”他又回半寸。清了。阿望在旁边看得入了神，问：“爸，你怎么知道拧多少。”阿砚说：“我不知道。”阿望说：“那你怎么就敢拧。”阿砚说：“我看的是你姐的脸。她皱着，你就回；她松了，你就进。”阿望笑了：“这也算本事。”阿砚说：“这算。”眠眠在后面听见了，转过脸去看他，看了一会儿，把脸转回天上。她这一路上没说过几句话，可她心里记下了这一句——她想，这个人一辈子只会用这一种法子站在别人身后：不问你疼不疼，只看你的脸。
那半寸她让他转了两次。第一次转完她凑过去看，没有说话；第二次转完她才说：“清了。”阿砚问：“怎么知道清了。”她说：“我看的是边缘。边缘上原来有一圈虚的，虚的就是镜筒没对正；对正了边缘就实了。”阿砚后来跟眠眠学这句话，学完自己补了一句：“她这话说得生硬，可她说得对。”他还说了一句眠眠没有记进账本的话：“收镜头这件事，本来不是我的活儿。是她教我的。”
下山的时候，山脚下有人往上看，镜架的灯还亮着一盏，一小团黄。小满在车后座翻开那本记录本，找到一百二十七天最后一行，在底下又添了一行：“十一月末，回京。城南山上，晴，织女星一颗。”她写完把本子合上，抬头去看窗外——路已经拐了弯，山看不见了，只剩一个黑影子压在路的那一头。阿望坐在她旁边，还在仰着头找星；城里看不见星，可他还保持着那个仰头的姿势。她伸手指了指天上，对身边的弟弟说：“这一颗，替我等了你半年。”
那一盏是阿望走的时候顺手拧着的，拧了两格。他自己后来不记得拧过，是白露看见的——白露说：“他下山的时候手在灯上停了一下。”那盏灯是一块旧灯泡，接的是一节干电池，亮不了多久，亮到二十来分钟就暗下去，灭的时候是一点一点地暗的。下山的人里有几个在半路上回头看，看了很久。有人后来打听过那台望远镜还能不能去看，问的人不止一个。
封账在十一月末那个夜里。书房里点着两盏灯，眠眠在矮几那头，老太太在圈椅里，账本摊在两人中间，照旧是那本旧黄历。前头几行都是短的：“十一月初七，银锁不出”；“十一月十六，眠眠夜航，次晨得女”；“十一月廿九，满望同山，看星一颗”。老太太念一行记一行，念到“满望同山”这一行，把老花镜推上去又拉下来，说：“这一笔好。记年，不记钱。”眠眠把这一行抄进账本，抄完，笔尖往下挪了半分。小满那行底下还有半张空纸，够写很长很长的一行；她也知道，那半年缺的不是地方，是人。
她后来跟白露说过那晚上的账。白露问她记了什么，她说没有记什么，就是把这一年从一月一日排到十一月三十日，排了一遍。排完她发现这一年里有三件事是她记不出来的：一天是老太太在廊下摔了一跤没有告诉人；一天是阿望那道数学题她其实会做，是装的；一天是阿砚的袖口磨破，她记的是换了一件，其实是她自己拿针线缝的。这三件她都没有落成账。她说：“落了就成了一件大事。这三件都不是大事。”
两盏灯，一盏在矮几这头，一盏在老太太那边。账本摊在两人中间，摊开的那一页是四月。四月那一页写得最密，一页上挤了十一条，十一月那几行是空的。屋里没有别人，阿砚在门外的书房里，没有进来——他后来跟眠眠说：“老太太封账是要她一个人在屋里。我进去她就不说了。”屋里那两盏灯的光都不亮，是灯罩旧了、光透出来发闷的那种黄。蜡烛没有点，眠眠后来问过为什么不点，老太太说：“点蜡烛是为了看别的账。今天这一本不用。”
挪到小满那一行，她停住了。账本从五月那一页翻过来，中间空了半本；她这一年寄回来的家书是三封，照片四张，电话打了多少回她心里有数，账本上一行也记不下来。她起笔写了七个字：“五月初九，满去，一别半年”，写完看着那半行空处，觉得太轻——轻得不像半年，像一天。她把这一行往下写。写白露送她上车那天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没敢抬；写阿望初二，等车开出去才发现自己忘了说再见；写六年级上排位子，有个不说话的男生站到门口看她跑完，才回身去扫那半间教室；写阿望在坡上摔了七次，第八次没摔；写江照摔了门；写老太太把两只旧木箱抱下来，一样一样往外分。写到她自己最不该写的一处：写女儿走的前一天晚上，把高一的课表抄了一份压在包底，那张纸她带去了又带回来。写到最后半行，笔尖顶到了纸的折痕上——一整行，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
账本从五月那一页翻过来，中间空了半本。空的那半本不是没有东西——是她这一年寄回来的家书是三封，照片四张，电话两回；再加上三回考试、两回搬宿舍、一次她差点忘了带伞，还有一回她在信里写“我今天很没意思，可我不想你们担心”。这些都没有落成账。眠眠后来把这半本空页数了一遍：二十四页。她数完跟老太太说：“这里有二十四页是空的。”老太太说：“空着比写着好。写着是给人看的，空着是给她自己的。”
老太太凑过来看。她把老花镜推上去，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第八次没摔”那儿她抬了一下眼，念到“江照摔了门”那儿她停了两秒，又念了一遍。她没有问是谁摔的门，也没有问后来怎么样；她把这一段念完，抬起头，说了一句：“写得密。”眠眠说：“挤了。”老太太说：“挤就挤。账本上挤一行，抵得上半年。”
她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念到“第八次没摔”那一句她抬了一下眼，念到“她没有提钱”那一句又低下去。念完她把那一页往前推了半寸，意思是让光从别的方向照过来。她后来说：“同一页纸，从上头照和从下头照，看见的不一样。账这东西得换着看。”眠眠那天夜里在灯下把她念过的地方重新看了一遍，发现她漏掉了一行。那一行是十一月二十六，空的，只有一个句号。她把这个也说与老太太听。老太太说：“那个句号是她自己写的。我念的时候故意没念。”
说完她做了一件事。她把笔从眠眠手里要过去。眠眠要扶她的手，老太太摆摆手，伸出三根指头握住笔杆——她的手指头三年前就不听使唤，握笔要靠这三根。笔尖在纸上落下去，顿了一下，又往下走，走了三个字。写完她把笔搁在砚台边上，把手在纸面上按了按，按得很轻，像怕把墨按花了。她说：“这行底下头，再添一句。”眠眠低头去看，那三个字是：她没瘦。“为什么写这个。”眠眠问。老太太说：“账上记事不记好坏。丢了两筐煤，我记两筐煤；多收了三斗租，我记三斗租。可这一行我得记一句人话。”她把老花镜拉下来，握在手里，“她走那天我抱过她，抱的时候觉得她身上一根骨头都数得清——那时候太瘦了，我抱得心里虚。回来那天她站在门口，我第一眼看的是腮帮子：陷了一点。可她的眼睛是亮的。”老太太把话说了半句就停了，剩下半句在嗓子里转了转，转成了另一句，“半年，就这三个字管用。”
她伸出三根指头握住笔杆。三根指头是并着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笔杆，中指在下面托着。笔杆在她手里是斜的，斜度跟眠眠握的时候不一样——她握得比眠眠低了一寸。她写的时候身子往前倾，倾得不多，可是上半身都得跟着那三根指头使劲。她写了很久，那三个字一共十一笔，写完她把笔放下，放下的时候手在桌面上按了一下，按得纸响了一声。她把手收回去的时候三根指头是抖的。她自己也知道抖，所以写的那一段她比平常更慢。
眠眠问：“奶奶，这三个字算一笔什么账。”老太太没有立刻答，把账本往自己这边拉了拉，拉到一半停了，抬手示意眠眠自己拿回去。她自己倒先开了口，说她这两年记性在退，记着的事有一半要靠嘴说；她添这三个字，是因为这是她亲眼看见的，别的都可以问别人，这三个字她不用问。她说：“我记不住的事我就不记，免得耽误下一辈人。”阿望站在门边听完，转身去倒了半碗温水端回来；老太太接过喝了一口，说了句“这孩子懂事”，就把话收住了。
老太太没有立刻答。她把账本往自己这边拉了拉，拉到一半停了，抬手示意眠眠别动。她想了一会儿，说：“算一笔我等的账。”她说完自己又改口：“不是等。是记着我还在等。”眠眠后来把这一句记在那一行的后头，记的时候她没有加自己的评。她后来说，这一句不需要评——老太太自己已经在句子里留了余地。
白露是这时候从门口挤进来的。他捧着他那本空册子——老太太十一月初七给的，他记了二十几天：排骨三块五，铅笔两支一块，公交两毛，豆浆五毛。他把册子摊开递过去：“太奶奶你看，我记对不对。”老太太翻了两页，看完把册子合上，说：“你记的是钱，我记的是人。两样都得记，少一样都记不全。”白露问：“那你记的是啥。”老太太说：“我记的是这一年谁长了一寸，谁掉了一颗牙，谁的名字添进了族谱。”她把册子还给他，又说，“明年那一册，你添头一行。”白露问：“我添什么。”老太太说：“我等着看。”
他记了二十几天：排骨三块五，铅笔两支，作业本一本，还有几笔是他自己的饭钱。他记的规矩是三样：不记人名，不记日子，不记他要买的那一样东西。眠眠问他为什么不记日子。白露说：“日子不用记，日子自己会过。”他说完把册子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画了一棵树，树下画了七个人，七个人里有一个画得特别小。他画完把册子合上，说：“这个不是账。”眠眠说：“我知道。这个是另一本。”
夜里十一点，人散了。老太太回屋前把笔递回给眠眠，说：“记上。”眠眠接了笔，在那三个字底下头添了一行：十一月末，封账，一家齐。写完她抬头，老太太已经走到门口了，拐杖在门槛上顿了顿。她在原地又坐了一会儿，才把账本合上，两只手压在封面上。书房里那两盏灯一盏一盏灭下去。阿砚进来收灯，看见她手底下压着那一页，没有立刻抽走，等她自己松开。眠眠说：“你看我记的这一行。”阿砚俯身看了一遍，看到最后那三个字，停了停，说：“这三个字比一整页都重。”眠眠说：“她自己添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半年她只看得住这一件。”阿砚把灯罩转了半圈，让光落在那三个字上，才把台灯端走。
她说的是：“记上。”眠眠把那三个字底下头添了一行：十一月三十日，本年最后一笔。写完她想再添一句，添不出来，就把笔搁下了。老太太回屋以后，书房里就剩她们两个。眠眠把两盏灯灭了一盏，留的那一盏挪到离账本近的一边——挪的时候她发现灯罩上有一道裂，裂是从上往下走的，走到一半停住了。她后来跟阿砚说：“那道裂是老太太今天下午自己弄的。她不想这一页照得太亮。”
账本最后那一页上，“她没瘦”那三个字压在纸的折痕上，笔画比上下两行都重，是三根手指头握出来的。眠眠后来翻到那一页，总要先看那三个字一眼，才肯往下看。老太太说过，账上记事不记好坏，可这一行她记了半年的账，只记得住这半句人话——满丫头走的时候她抱过她，半年之后她只敢说这三个字：她没瘦。
那三个字写上去以后，老太太没有再动那一页。眠眠有一次想拿它去压一页新纸，老太太看见了，说：“别压那页。”眠眠问为什么。老太太说：“那一页要空。”眠眠说：“可是账本翻久了会散。”老太太说：“散了就散。那三个字要是在，就够了。”眠眠后来把新纸换到了前头那一叠。她后来说：“她这一辈子做的多半是反着来的事。反着来的人不多，所以你才记住。”
那三个字后来被人问起过不止一次。头一回是整理旧账那一年，那本黄历账的书脊散了，要一页一页分开来数，数到十一月那一页，有人捏着不放，问那三个字是谁添的，为什么添在这行的底下。问的人年纪不大，以为按规矩总该有个说法：记错的不涂，旁边另点一个，这一条她懂；可这三个字既没有涂，也没有另点。翻册子的人把名册翻到尾，添字的那一笔没有落在任何人名下。这一页就没有跟着原样订回去，单夹进一册旧册子，一放又是好几年。中间族里传过一阵闲话，说这三个字是替谁问的、替谁答的，话头换过三回，没有一回对得上。闲话传到第四年才淡，淡下去是因为翻册子的说了句实话：那三个字不入册；入册的只有一年一年记下来的账，一家人心里放不放得下，不归这本账管。那页再取出来数时，折痕已经压得发白了。
眠眠后来翻到过那一页三次。第一次是封账那一夜，她把三个字又看了一遍。第二次是半个月以后她擦灰，擦到那一页的时候把抹布停住了。第三次是第二年开春。那道折痕是从上往下折的，折到一半正好压住那个“没”字的最后一笔。她后来跟江照说过这件事，江照问她：“折过的地方会不会磨掉字。”眠眠说：“会。所以我要把它压平。”她说完伸手去抚那三根手指头按过的地方。那里比别处粗一些，粗得像纸的背面。
十二月初，语文老师在课上布置了一篇作文：写一个你身边的人，六百字。布置完还添了一句——写家里人也行，可要写今天你看见的他。白露今年上六年级，一篇作文纸他只写得下二百二十来个字，六百字要写满三页。他在座位上算了一遍，越算越觉得那是个填不满的坑。他回东厢写坏了三张稿纸。第一张写陆怀庸，写到“爸爸很忙”就没了；第二张写阿砚伯伯，写到“他很有耐心”就没了；第三张写囡囡，写到“她很可爱”就卡住了。他把三张揉成团扔到地上，又一张一张捡回来，捡回来铺平，铺在桌上压着。他跟人讲道理有一套——上回那个同桌替他扫了半间教室他都讲得清——可这一回他讲不清，因为写一个人要写六百字，光写“很好”是填不满的。
交卷的日子是星期五。那三天里白露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写了什么。石头问过一次，问他写了谁，他说：“一个不在跟前的人。”石头又问是谁，他不说。石头后来跟林渺说：“他写的是外头那个人。”林渺问：“你怎么知道。”石头说：“因为他写的时候笑了两次。”林渺后来跟苏晚晴学这句话，苏晚晴听完把手里的勺子放下，放下以后半天没有拿起来。
题目是写一个你身边的人，六百字。布置完老师又添了一句：写家里人也行，可要是只写他好，你这个人就没有了——你得写他身上一处让你觉得麻烦的地方。白露听见这一句就明白了。他后来跟石头说：“我一下子就知道第三段写什么了。”石头说：“你还没想第一段。”白露说：“第一段是礼，第三段是橘子。第二段我想了两天。”石头说：“你怎么先想第三段。”白露说：“因为最难的一段想通了，别的就都好想了。”
那天夜里他敲了眠眠书房的门。眠眠在灯下改一批东西，一格一格地看，看得慢。他进去站了一会儿才开口：“妈，我写不出来。”眠眠问：“写到多少了。”他说：“三百二。”眠眠说：“那还差二百八。”他在椅子上坐下，脚够不着地，鞋尖翘起来：“我卡住了。”眠眠问：“卡在哪儿。”他说：“写到一半就想说‘他很好’，这四个字写完，后面就没了。”眠眠把笔帽扣上，想了想，说：“你换一个人写。”他问：“换谁。”眠眠说：“你试试你外公。”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开口。他问的是：“妈，我写外公，写他好还是写他不好。”眠眠放下笔：“你想写什么。”他说：“我想写他一年见不了几回，可是我一回他就。”眠眠说：“那就写这个。”白露又问：“可是他要我把麻烦也写出来。”眠眠说：“对。麻烦才是真的。”白露站在门口想了很久，问的第三句是：“那我把橘子写进去，行不行。”眠眠说：“行。你要是写出来了，他老人家看见会高兴。”白露说：“他不看我的作文。”眠眠说：“那你就写给那个剥橘子的人看。”
白露愣住了。他外公一年见不了几回——每年清明一趟，年根下有时候一趟，来的时候坐半天，喝两杯茶，说的话加起来不到二十句。他把这个理由说了，眠眠说：“正因为见得少，你才记得清。”他想了想，说：“我记得的都是片段。”眠眠说：“片段也是数。”他坐在那儿，拿手指在膝盖上点了点，像在数什么。数到第七下，他抬起头：“妈，我说出来你别笑。我外公是一个不肯坐下的人。”眠眠没有笑，她说：“好，那你就写这个。”
他外公一年见不了几回——每年清明一趟，年根下有时候一趟。来的时候坐半天，喝两杯茶，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白露记得的不是那些话，是他进门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把自己的鞋在门口摆正。摆得很正，两只鞋头朝外，鞋跟对着门槛。有一年那双鞋摆歪了，外婆伸手去扶，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别动，我摆。”那一句白露记了三年。他后来在作文里把这一句原样写了上去，一个字没有改。
他写了三晚。第一段写外公站在堂屋当中讲医——外公讲五页，钉两个钉，桌子上一碗茶一碟花生。白露那天剥了一整把花生，凑到他耳边问，这个值几年分红。外公说，这不抵钱。白露问，那它有什么用。外公说了三个字：记性值钱。白露后来把那半把花生全推到了妈妈面前，说这个给你，你记性大。这一段他写了三百多字，写完了自己数了一遍，删掉一半，剩一百八。第二段写外公的膝盖。上楼要扶柜子，扶完还要站一会儿再迈第二步；家里人都知道，谁也不去扶，因为一扶他就不肯走了。白露写他站在那儿，悄悄换一只脚撑住，另一只脚歇；写从来没有人问他疼不疼，他只会问一句：你今天的作业写完没有。
第一段写了四遍，四遍都在写外公站在堂屋当中讲医。第二段写了三遍，写的是他来了以后家里的一样东西会变——茶会换成另一个罐子，院子里的鸡会被赶进柴房，囡囡会一天都不哭。第三段只写了一夜。他后来跟眠眠说：“前两段我写的时候不难受。写第三段的时候我把橘子拿出来了，摆了一次，又收回去了。”那一夜他在书房坐到十一点，把稿纸撕了一张，换了一张。第二张上他只留了第三段，前两段一个字没有写。第二天早上他才把前两段补回去。
第三段是最难写的，也是他写得最慢的一段。他写的是外公剥橘子。有一回外婆给外公剥了一个，外公接过来，说我来；他把橘子皮绕成一条长长的圈，一圈一圈绕下来，绕成一朵花似的，摆在盘子边上。剥完他分成四瓣，先递给他母亲，再往眠眠面前推，最后自己拿最小的一瓣。白露写到这里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我想写外公为什么不肯坐下，可我写不出来。他跟眠眠说：妈，我那六百字里最要紧的是那个橘子，可我不会写。眠眠没有给他句子，只问了一句：“你那天看见的是什么。”白露想了想说：“我看见他把最小的那瓣留在自己碗里了。”眠眠说：“这句你写上。”
外婆给外公剥了一个，外公接过来，说：“我来。”他把那瓣剥开的橘子一瓣一瓣分开，分完没有给自己吃，倒过来看了一遍，把最小的那一瓣拨到碗的边上。拨完他把碗往外婆那边推了半寸。他自己没有说这是给谁的，外婆也没有问。白露写到这里停了一次，去厨房看了一趟——厨房的灯是暗的，案板上摆着那只小碟。他回来接着写。他后来跟眠眠说：“我那一次去厨房，不是想吃橘子。我是去看看那瓣最小的还在不在。”
交卷那天语文老师把这一篇抽出来，在班上念了第三段。念到“把最小的那瓣留在自己碗里”那一句，教室里静了一下。念完，老师在讲台边上问：“白露，你外公为什么不坐下。”白露站起来，两只手捏着裤缝，想了一会儿才说：“因为他一辈子都站着给别人看病。他觉得坐下来就老了。”老师没有立刻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说：“这一篇不打分，我贴后墙。”那张稿纸贴到后墙上，位置正对着白露的座位——这是他第二次被贴到那儿了；上一回他写的是一个坐轮椅的同学。
念到“把最小的那瓣留在自己碗里”那一句，教室里静了一下。静完有几个人低下了头。念完老师没有立刻说话，等了五六息，才说了一句：“这一段我知道是写的谁。我不说名字，你们自己知道。”白露坐在第四排，手放在桌上，手心全是汗。他后来说，那五六息是他一生里最长的五六息。他从那以后再没有写过作文写得这么慢的，也没有哪一篇写得这么快的。
初八那天有个星期天，顾清和到沈园来——名目是看老太太，实则惦记着上一回讲义上那第五页的空白。他前脚进门，后脚就在客厅报架上看见了那张稿纸，是白露抄的一份，抄得工整，字描得粗，一个是一个。他站在报架前看了一遍，看到第三段“剥橘子”那里停住了。他从口袋里取下笔——那支他钉讲义、写医案用了几十年的钢笔——在稿纸背面写了一行小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抄了一份带走了。
顾清和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袋，袋里是讲义。他进门先去看老太太，看了半刻钟才坐下。坐下以后他没有喝茶，把纸袋打开，抽出第五页，那一页是空白的——不是没有印，是印了框，框里没有字。他把那一页摊在膝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笔帽拧了两次才拧开。他跟眠眠说过：“我是来补这一页的。补上我就走，不吃饭。”眠眠说：“您已经吃了半块点心。”顾清和说：“点心不算饭。”
那晚眠眠把那张稿纸拿给阿砚看。阿砚在书房翻到第三段，看了两遍，看到背面那行字，把它转过来给他们看。上面写的是：你外公说他记不得我扶柜子这件事，他记得我换脚，这件事我记得他记不清，也没人教他。眠眠看了半天没说话。阿砚把稿纸放回桌上，说：“这孩子写得准。”眠眠说：“他写的是外公。”阿砚说：“他写的是我们这一排人。”他把稿纸推正，手在纸上按了一下，“一个不肯坐下的人——这一家子，谁不是。”
背面那行字是白露后来补的，补的时候他已经交了卷。那一行一共七个字，落在纸背最下头，字很小，要对着光才看得见。阿砚看了两遍，把它翻过来又看了一遍。他后来跟眠眠说：“这七个字是他写给那个剥橘子的人的。”眠眠问：“你怎么知道。”阿砚说：“因为正面是写给我们看的，背面才是写给他自己的。他懂这个。”眠眠把那页稿纸夹进了账本，夹在十一月三十日那一行的后头。她没有在账上记这件事。她后来说：“这一件不入账。这是一件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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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7章 山上的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