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分钟后，西蒙娜刚回到一楼的“办公室”。
其实就是入口处的折叠桌和一把歪腿椅子，桌上常年摆着一盏灯罩裂了缝的台灯、一个印着“里昂市政供水”的搪瓷杯和一本翻到卷边的租户登记册。
一阵连滚带爬的脚步声从楼梯上砸下来。
“西蒙娜太太！西蒙娜太太！”
一个年轻男人踉踉跄跄地冲进穿堂，脚上的布鞋有一只鞋带没系。
他脸色煞白，额头沁出一层细汗，嘴唇哆嗦着，声音都变了调。
“我家那小子，小皮埃尔，他烧到四十度了，抽筋了，一直在抽，我怎么叫他都不应……”
他说到最后几乎是在哭喊。
西蒙娜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椅子向后翻倒，她没有管。
她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梯，速度之快，那个年轻男人甚至追不上她，只能听见她的脚步在楼梯间里哒哒哒地往上蹿，夹杂着她大衣下摆扫过楼梯扶手的沙沙声。
楼梯间的墙壁上贴满了褪色的告示，“禁止在走廊堆放杂物”“每月十五号交租”“请保持楼道清洁”。
西蒙娜冲上三楼的时候，膝盖开始隐隐作痛。
她的右膝盖在十年前受过伤，那时候她还在工厂里干活，一台机器的传送带出了故障，她去修，机器忽然启动了，她的膝盖撞在了一块铁板上。
工厂赔了她一笔钱，不多，够她在这栋破公寓里交扔首付。
但那笔钱她一直没动，留着，不知道留着干什么用…
三楼的走廊比二楼更暗。
灯泡坏了两盏，一直没人换，剩下的一盏也忽明忽暗的，像一盏快要灭了的、垂死的灯。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窗户，窗户的玻璃破了一个角，北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像哭泣一样的声音。
她冲进那间逼仄的房间时，看见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蜷缩在一堆脏衣服中间，脸色潮红，嘴唇干裂，四肢在小幅度地、不受控制地抽搐着。
房间冷得像冰窖，窗户关不严，北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墙上的旧日历哗啦哗啦地响，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孩子叫小皮埃尔，三岁零两个月。
他母亲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走了，走的那天晚上下着雨，她把孩子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在枕头上放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
“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她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找她。
安托万，孩子的父亲，抱着那封信在楼梯间里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把信叠好，放进抽屉里，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西蒙娜把孩子连着脏衣服一起抱了起来。
动作之敏捷，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倒像一只护崽的母猫。
身体弓起，重心下沉，双臂一捞，孩子就稳稳地窝在了她怀里。
她抱着孩子冲进走廊尽头那间属于她自己的小屋。
说是小屋，其实是一间隔断出来的壁橱。
放了一张行军床和一个煤气灶之后，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侧身站立。
墙上钉着几排木架子，上面摆着瓶瓶罐罐，盐、糖、面粉、茶叶、一小罐自己腌的酸黄瓜。
还有一个贴着“感冒药”标签的铁盒，里面的药早就过期了，但她一直没扔。
她把孩子放在行军床上。
床单是蓝白格子的，洗得发白，但很干净，有一股肥皂的、淡淡的、像阳光晒过之后的气味…
孩子躺在上面，身体还在抽搐，但幅度已经小了一些。
她单手把灶上的水壶拎起来，往一只缺口的小锅里倒了些便宜的红酒。
那是上周一个意大利租客抵租用的，喝剩下半瓶，瓶口堵着一团棉花当塞子。
那个意大利人叫马尔科，是个玻璃匠，手艺很好，但生意不好，三个月没交上房租。
在上周他拎着半瓶红酒来敲门，说“西蒙娜太太，我没钱，但我有这个”。
西蒙娜看着他那双被玻璃划得满手是伤的手，说“放下吧”。
她把小锅架在火上，火苗舔着锅底，红酒很快冒出热气，空气里弥漫起一股廉价酒精煮过的酸涩甜香。
她又从抽屉里翻出半截肉桂棒和一袋已经结了块的砂糖，掰下一块丢进锅里，用一把长柄勺搅了搅。
砂糖在热红酒里慢慢地、不情不愿地融化。
肉桂棒在水面旋转着，释放出一缕缕浅棕色的、带着辛辣甜味的雾气。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她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
热红酒煮好了。
她用一块旧毛巾裹住小锅的把手，把锅里的酒倒进一个搪瓷杯里。
搪瓷杯上印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和一行看不清的字，杯口有几个磕碰出来的小缺口，但洗得很干净。
她端着杯子回到那对父子的房间。
她把搪瓷杯放在床头的木箱上，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滚烫。
她拧了一条湿毛巾敷上去，又掰开孩子的嘴，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喂了几口热红酒。
甜的热酒顺着孩子的嘴角流下来，她用手掌接住，又抹回孩子脸上。
安托万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他是一个泥瓦匠，三十一岁，但看起来像四十多岁。
他的脸上有常年日晒留下的粗糙纹路，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水泥灰。
他的腰不好，去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断了两根肋骨，养了三个月才好，养好之后继续干，因为不干就没有饭吃。
他两只手一会儿插进口袋，一会儿抽出来，一会儿攥成拳头，一会儿又松开。
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他咬着下嘴唇，咬得很紧，咬到嘴唇发白。
西蒙娜没有看他，说了一句：“去请于连医生，就说是我说的，账先挂着。”
安托万愣了一下，然后疯了似的冲出门去。
西蒙娜坐在床沿上，把孩子抱在怀里，开始用一种沙哑的、走调的声音哼一支歌。
那是她去世多年的母亲教给她的，一首关于普罗旺斯薰衣草的童谣。
歌词她只记得大概了，大意是薰衣草开花了，紫色的波浪在山坡上翻滚，蜜蜂来了，蝴蝶来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姑娘跑进了花田里，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后面的部分她记不清了，就自己编了些音节哼过去。
她的声音粗糙而温柔，孩子在歌声里沉沉地睡去，呼吸逐渐平稳。
西蒙娜看着孩子的脸。
孩子的睫毛很长，像两把合拢的小扇子，安静地贴在眼睑上。
他的嘴唇是浅粉色的，微微张着，露出一排小小的、乳白色的牙齿，他的手指蜷在她的手心里。
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她的儿子叫路易，六岁的时候死于脑膜炎。
那天早上他还好好的，吃了她做的面包，喝了牛奶，在门口踢了一会儿球。
到了中午他开始说头疼，她以为是他跑累了，让他去睡一会儿。
到了下午他开始发烧，烧得很快，从三十八度到四十度只用了一个小时。
她抱着他跑去医院，跑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抽搐了。
医生抢救了三个小时，没有救回来。
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她永远不会忘记的表情，那不是悲伤，是疲惫，是那种“我已经尽力了但没有用”。
他摘下口罩，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走了。
留下她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怀里抱着那件她出门时裹在路易身上的、蓝色的小毯子。
毯子还是暖的，但毯子里的身体已经凉了。
她抱着那条毯子走回家，把毯子叠好，放在路易的枕头上，在床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她把毯子洗了，晒在阳台上，蓝白格子的毯子在阳光下飘着。
后来她又怀过一次孕，但胎停了。
医生说她的身体不适合再怀孕了，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丈夫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
“那就这样吧”
再后来丈夫也走了，不是死了，是走了，带着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去了南方。
走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张他们结婚时的照片。
西蒙娜没有再婚。
她把那栋小房子卖了，在里昂买了这栋破公寓，当起了房东。
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些事。
她跟租客们说的最多的话是“交租”。
她跟安托万说过“你老婆跑了是她没眼光”。
她跟莉丝贝特说过“你再在走廊里堆布料我就给你全扔了”。
她跟穆萨说过“你那个修车铺的噪音再传到三楼来我就把你的扳手全没收”。
她跟老维克多说过“你再在楼梯间里抽烟我就把你赶出去”。
但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路易。
她看着怀里的小皮埃尔，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她哼的那首薰衣草童谣，其实是路易最喜欢的一首歌。
他小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听，不听就不睡。她会坐在他的床边，一只手拍着他的背，一只手摸着他的头发，一遍一遍地哼。
他会把脸埋在她的怀里，呼吸着她的气味，慢慢地、慢慢地闭上眼睛。
她哼着哼着，声音开始发抖音她想叫出那个名字，她想说“路易，妈妈在这儿”，但她不能说。
路易已经不在了。
路易六岁那年就死了。
路易死的时候也是发高烧，也是抽搐，也是嘴唇发紫，也是怎么叫他都不应。
她把小皮埃尔抱得更紧了一些。
她的眼泪没有掉下来，她很快地吸了一下鼻子，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然后她继续哼歌。
后来于连医生来了。
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背微驼，提着一个磨得发亮的黑色皮药箱。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大衣，领口竖着，露出一截格子围巾。
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眉毛还是黑的，又粗又浓，像两道刷子。
他的鼻子很大，鼻头红红的，指尖有些发黄，许是抽烟留下的痕迹…
他给孩子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八。
用听诊器听了胸，他得出了结论：普通的幼儿高热，来得凶去得也快，烧退了就没事了。
他从药箱里翻出一瓶退烧药水，是棕色的玻璃瓶，瓶口用软木塞塞着。
于连医生在门口抽了一根烟。
他抽烟的时候眯着眼睛，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破了一个角的窗户，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灰色的光线中慢慢地、一圈一圈地上升、扩散、消失。
他对西蒙娜说：“你这条命迟早要折在这栋楼里。”
西蒙娜说：“那也得先把你那份药钱收了再说。”
老头笑了笑，把烟掐灭在门框上，走了。
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了很久，一步一步的，不急不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