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永泽登场
2010年4月29日，下午。
南方大学图书馆五楼，是整栋楼最冷清的地方。
一楼有□□的新生，二楼有占座考研的人，三楼四楼常年满员，只有五楼，藏书多是旧学科和绝版书，来的人少，连管理员都换成了快退休的老先生，一坐一下午，戴着老花镜修钢笔。五楼的窗户朝西，下午的太阳斜进来，把一排排书架照出一条条光的走廊，灰尘在光里慢慢地浮。空气里是旧纸的味道——那种干燥的、微微发甜的、时间本身的气味。
刘小川喜欢这个味道。
他来找一本绝版的《中国现代诗选》，据说五楼有。中文系的现代文学课要写一篇关于八十年代诗歌的论文，他不想只读选本，想读一读1985年最初的那一版，摸一摸那个年代纸张的手感。他在书架间找了半个小时，索引卡上写着索书号，可那个位置空着，旁边一格也空着，再旁边塞满了几十本没人借的《英语语法大全》。他一排一排地找，蹲下来，踮上去，像在一片林子里找一棵具体的树。
没找到。正打算走的时候，对面书架伸过来一只手，拿着一本书。
“这本？”
刘小川接过书。封面是深蓝色的，布面，边角磨得发白了，书名是烫金字的，《中国现代诗选》，1985年版。他翻开扉页，扉页上有一行铅笔字，字迹瘦而稳：
“给永泽。爸爸。”
刘小川愣了一下，抬起头：“你叫永泽？”
对面书架走出来一个人。
高个子，比刘小川高半个头，穿一件白色衬衫，袖口扣得很整齐，扣到手腕最末一颗。他的头发很短，梳得很整齐，一根乱的都没有。脸上带着一种从容的笑，不是讨好人的笑，是那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也知道要去哪里的笑。他看起来比刘小川大几岁，不是年龄的大，是那种连疲惫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大。
“陈永泽。法学院大四。”他伸出手。
刘小川握了一下。陈永泽的手很干，很有力，握的时候不重不轻，松开的时机刚刚好，这双手像是被专门训练过怎么跟人握手。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这本书？”
“我不知道。”陈永泽说，“我在这里坐了一个下午，看到你在书架间转来转去。你找得很认真。不是那种翻两下就走的那种认真。你把索引卡的柜子都翻过了。现在没几个人会去翻卡片柜。”他往旁边的椅子抬了抬下巴，椅子上放着一本摊开的《民法学》和一个钢笔盒，“我就想看看你在找什么。”
“你坐了一个下午？”
“我在等人。人没来。”陈永泽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他没有解释等的是谁，为什么等，也没有一点失望的意思，就像等一个人没来，跟等一场雨没下，是同一件事。“这本书我多买了一本。送你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陈永泽说，“好书应该给会看的人。”
刘小川低头看手里的书。扉页上那行铅笔字，“给永泽。爸爸”。他犹豫了一下：“这是你爸爸给你的。”
“所以我才多买了一本。”陈永泽笑了，这次的笑里有一点别的东西，一闪，又收回去了，“我爸这人，送东西从来不挑好的买。他挑的是‘该有的那本’。该有的那本，一般都买两本。一本留着，一本送出去。他说东西只有一件的时候是私产，有两件了才是礼物。”
他转身走了。白衬衫走进一排排书架的光和影里，走了几步，回头说：“你叫什么？”
“刘小川。”
“中文系？”
“嗯。”
“好。改天喝酒。”
陈永泽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五楼很轻，像翻过一页纸。刘小川站在书架间，手里拿着那本诗选。阳光的角度变了，光的走廊移过来，正好落在他脚前。
他翻开目录：北岛、顾城、舒婷、海子。纸页黄了，脆脆的，翻的时候要托着底。他翻到海子的《九月》——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他站着读完这首诗。读完，合上书。封面上的烫金字在灯光下反了一下光。
借书要走流程，这本书不是馆藏的，是私人的。他快步追到楼梯口，陈永泽已经下楼了。刘小川对着楼道喊：“书怎么还你？”
楼上又传来脚步声，陈永泽探回头：“不还。送你了。扉页的字是给我爸看的——他要是哪天来广州，看见这书在一个中文系学生手里，他会高兴的。”他顿了顿，“本来是给我的。我读法律的。他到死都想不通，他儿子为什么不肯当诗人。”
“他还，”
“他健在，在深圳。”陈永泽说，“‘到死’是夸张。文学的修辞。你们中文系不是最讲这个？”
他笑着下了楼。
刘小川回到座位上，把那本书小心地放进书包最里层。
后来刘小川知道，陈永泽是法学院的风云人物。
保研名单上第一名的那个名字，就是他。模拟法庭最佳辩手。院学生会的台柱子。家境好，父亲在深圳做建材生意，九十年代就买了车。女朋友是外语学院的院花，两个人在食堂一起吃饭，会有人偷偷拍照。所有人都喜欢他。师兄喜欢他，因为他办事漂亮；师弟喜欢他，因为他请客大方；老师喜欢他，因为他永远坐第一排，永远预习过。所有人都想成为他。
大一的师弟在篮球场上说：“我以后要是能活成陈永泽那样，就值了。”
刘小川当时也在场，没接话。
后来又有几次交集。他跟陈永泽喝过一次酒，在北门外的大排档，陈永泽点菜很快，跟老板用粤语砍价也很快，倒酒的时候给刘小川倒七分，自己倒满。他们聊诗，陈永泽背海子背得很熟，连冷门的《太阳·七部书》都知道；聊法律，聊到“程序正义”，他的眼睛亮起来，说法律是人类发明的最接近慈悲的东西；聊到一半，女朋友打电话来，他接了，声音立刻换了一副温和的、音量刚好的腔调：“嗯。在北门。跟同学。嗯。十点前回。嗯。 byebye。”
挂了电话，他给刘小川满上，继续聊，仿佛刚才那一分钟不存在。
但刘小川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打电话之前，陈永泽在掏手机的时候，顺手把桌上的两瓶空啤酒瓶挪到了桌子底下，用脚踢到墙根。他没有醉，也没有失态，他只是本能地、下意识地，不许任何一点“不像陈永泽”的东西留在桌面上。
还有一次，五月，刘小川在图书馆五楼又碰见他。陈永泽坐在窗边的位子上，对着摊开的笔记发呆。夕阳照在他脸上，他没有平时的笑，脸上什么都没有——不是悲伤，是空。像一栋房子，家具都在，主人不在。听见脚步声，那副从容的笑瞬间回到脸上，快得像演员听见提词。
“又来？”他说，“你的论文写完了？”
“快了。”刘小川说，“你呢，法学论文写到哪了？”
“写完了。两篇。”陈永泽把笔帽扣上，咔哒一声，“一篇给导师的。一篇给我爸看的成绩单用的。”
刘小川看着他。他想起那本扉页写着“给永泽。爸爸”的诗选，想起“他到死都想不通他儿子为什么不肯当诗人”。他忽然明白了一点什么。
成绩好，家境好，女朋友漂亮。所有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想成为他。
但刘小川后来发现，陈永泽自己不想成为自己。
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他认得这种病。他知道一个人把自己活成别人要的样子，是什么滋味，他没有陈永泽的漂亮履历，可是那份“表演一个正常”的手艺，他在三年里练得比谁都熟。沈静在病里演正常，他在悲伤里演正常，而陈永泽，在最正常不过的人生里，演得比他们俩都卖力。
区别只是，沈静知道自己病了。陈永泽不知道。
那时候的刘小川还不知道这个白衬衫的男生后面会跟他走到哪里，也不知道五月份之后会发生什么。他只是抱着那本1985年的诗选走出图书馆，夕阳把整个校园照成金红色，紫荆花落了一地。
他忽然想起《九月》里的另一句，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想了想，掏出手机，给从化的山里发了这个月的第一条短信：
“今天读到一句诗：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等我攒够十句，去讲给你听。”
从化的回信，第二天早上到。四个字：
“第一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