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终于读完了最后一个字。
我怔怔地坐在原地，久久无法动弹。
我无法想象。
我根本无法想象，言绥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
那个时候的他，肯定觉得这只是一次远距离的分别而已。英国和梧桐市虽然遥远，但有飞机，有网络，总还有再见的机会。
如果······如果那个时候的言绥，能够预见到如今的局面——不是坐在飞往英国的航班上，而是浑身插满管子，毫无生气地躺在ICU冰冷的手术台上，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他会怎样？
他肯定会大喊大叫，会暴躁地跳脚，会指着老天骂街吧？他那么爱漂亮，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每天都要洗头发，衣服要穿得干净时尚。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现在可能浑身缠满绷带，脸上毫无血色······他一定会把所有人都骂遍，然后哭丧着脸，拽着医生的白大褂，一遍遍哀求：“医生！求求你！一定要保护好我的脸啊！别的······别的也请尽量！但脸真的很重要！”
言绥，你看。
我总是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而你，还老是得意洋洋地说，你对我“了如指掌”。
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信纸上的字迹变得氤氲一片。我苦笑着，轻轻摇了摇头，仿佛那个总爱嘴硬的少年就站在我面前。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信封，忽然，指尖触碰到了一个偏硬的物体。信封里······还有东西？
我愣了一下，小心地将信封口撑开更大些，朝里面看去。然后，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指，从信封底部，夹出了那个硬质的物件。
是一张银行卡。
深蓝色的卡面，边缘有些磨损的痕迹，正是那天晚上，在公园长椅边，言绥掏出来，信誓旦旦说要供我读书的那张卡。他说，里面有他存了二十万的“私房钱”。
这张卡曾象征着他不知人间疾苦的慷慨，也曾刺痛过我敏感的自尊。而此刻，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掌心，却仿佛重逾千斤。
银行卡的背面，还用透明胶带粘着一张对折的小纸条。我颤抖着手指，将它小心地揭下来，展开。
纸条上是言绥那熟悉的字迹：
（密码是本少爷的生日！不准说不知道！）
（钱虽然不多，但你必须给我花光！等我下次回来要检查的！如果让我发现你分文未动，哼哼······就等着接受本少爷的“毒打”吧！）
末尾，还画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自以为很凶的简笔画小人。
“哇——！！！！”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
本来，读完信，痛哭过一场，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勉强让自己从悲伤中浮出一点头来。我咬着牙，告诉自己：陈语棠，你不能垮。你不能把自己拖垮。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重身体，用最好的状态，去等待，去祈祷，去迎接关于言绥的好消息。你要坚强，你还有简娜，还有陈璟······
我甚至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撑住，可以慢慢把情绪缓下来，先履行一个活着的人的责任。
可是······这张轻飘飘的纸条，这张他留下的纸条，还有手中这张银行卡······它们像最后的一击，彻底击溃了我所有垒起的心理防线。
什么坚强，什么撑住，什么保重身体······通通都不重要了！
我大哭起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猛烈。我感觉自己的胸腔仿佛要被这剧烈的悲恸撕裂开来，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的气息，眼前一阵阵发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自己是不是哭出了血泪？不然，为什么心口会这么痛，痛得像是真的在滴血？
我本来······本来可以慢慢缓下来的。只要不去触碰那些记忆······
可是，言绥，你偏偏不放过我。
你留下了这些。这封信，这张卡，这张纸条。只要一想到“言绥”这个名字，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回忆画面，仅仅是这两个音节在脑海里响起，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完全不受控制地往下掉，砸在手背上，砸在信纸上，砸在这张他留给我的银行卡上。
滚烫，又冰凉。
怎么办啊，言绥······
你搞这种事情······你让我怎么办？
你把你的心意，你的牵挂，都用这种带着你印记的方式，蛮横地塞给了我。
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还会对别人产生感情？
你真是······太狡猾了。
人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奄奄一息了······却还能用这种方式，让我对你死心塌地一辈子。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我？看穿了我那颗有些死心眼的心？你就是抓住了我这一点，对不对？
所以你才一遍又一遍地，用玩笑，用“练习”，用写信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你喜欢我。
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我心里刻下最深的印记。让我哪怕在你离开去了英国，也会时时刻刻念着你的好，想着你的话，然后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一样，傻傻地等着你，盼着你，还不知道你在那边的任何消息。
就算······就算你在英国，遇到了更漂亮、更优秀的女孩，谈了七**十个女朋友，我在遥远的梧桐市也一无所知。我只能守着你的信，你的卡，和你那句“等我回来检查”的威胁，像个旧时代的糟糠之妻一样，守着一段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意的“约定”和回忆。
言绥，你的算盘······打得真精啊。
你把我算得死死的。
可是······
可是我还真的······就是这种人。
倔强，认死理，一旦认准了，就难以回头。
不管你现在怎么样了，是昏迷不醒，是伤痕累累，还是未来可能会留下什么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的心脏还在跳动，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
我都不会放弃你。
我不管你还要不要我，不管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不管你的未来会不会有我的位置。我都决定了。我要死皮赖脸地跟着你，缠着你，直到你亲口对我说：陈语棠，我讨厌你，我不想再见到你。
不过······我才不相信你会说那种话呢。
你那么喜欢我。
信里写了那么多遍“喜欢”，藏了那么多的真心。你怎么会舍得，看着我真的走开呢？
对吧，言绥？
所以······求求你了。
求求你，活下来。
你听得到吗？我在心里，用尽全部的力气在呼喊，在祈求。我在求漫天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佛，我在求这无常又残酷的命运。
只要你活下来。
我什么都不要。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霸道总裁”式的照顾。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活下来。
活下来，言绥。
你一定要活下来！
————
（彼时，北京，某顶级私立医院）
手术室门上那盏代表着“手术中”的红色指示灯，从傍晚时分亮起，直到天际泛起鱼肚白，依旧没有熄灭。那红光，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沉重。
黎茵，言绥的母亲，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整整一夜，未曾合眼。眼睛里面布满了血丝，可她却毫无睡意。
她原本乌黑亮泽的头发，因为连日来的焦虑、哭泣变得干枯毛躁，失去了光泽。更刺目的是，在那片黯淡的黑色中，竟然冒出了许多白丝，短短几天，仿佛老了十岁。
医生已经出来过三次，每一次，手里都拿着同样的东西——病危通知书。那薄薄的一张纸，每一次签字，她都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也跟着死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悔恨。
如果······如果那天她没有一遍遍催促言绥，怕他误了航班；如果她没有因为儿子的抗拒和不情愿而心生烦躁，语气强硬；如果司机不是在她的催促下提高了车速······那么，也许就不会在那段高速路上，与那辆疲劳驾驶的大货车迎头撞上······
都是她的错。是她，亲手将儿子推向了这场灾祸。这个念头日夜不停地在她脑海里回响，折磨得她几近崩溃。
见妻子又一次捂住脸，发出破碎的呜咽，一直沉默地站在窗边、同样一脸憔悴的言兆安（言绥的父亲）就知道，她又陷入了那个自我谴责的怪圈。
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此刻眼袋浮肿，胡茬凌乱，眼中也布满了血丝和忧虑。他伸出手，将妻子颤抖的身体揽入怀中，手臂收紧，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竭力维持的镇定：“茵茵，别哭了······不能再这么哭了，眼睛会哭坏的。言绥要是知道······知道他妈妈为了他哭成这个样子，他心里该有多难受？他不会怪你的，这不怪你······真的不怪你······”
黎茵在他怀里用力摇头，不管丈夫如何安慰，不管旁人怎么劝解，她都无法从那个自我谴责的泥沼中挣脱出来。是她，是她害了儿子。这个认知，深深扎在她的良心里，拔不掉，忘不了。
这几天，她和丈夫眼睁睁看着儿子在生死线上挣扎，承受着一次又一次手术的痛苦。那个平时总是活力四射、笑容灿烂的儿子，此刻毫无生气地躺在层层监护之中，无论他们如何在他耳边呼唤，他都给不出任何回应，不会像以前那样笑嘻嘻地喊“妈”，也不会不耐烦地皱眉头。
大大小小的手术，黎茵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场。颅脑的、胸腔的、骨折修复的······每次刚刚看到监护仪上的数字稍微稳定一点，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红色的警示灯再次亮起，儿子又被匆匆推入那扇隔绝生死的大门。每一次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都像是在赌桌上押上自己的一切。
主治医生是这家医院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见惯了生死，但面对言绥这样复杂严重的伤势，也曾面露难色，私下对他们坦言：“我从医几十年，见过不少危重病人，但像令郎这样，全身多部位受到如此严重冲击和损伤的，确实不多见。他能撑到被送来医院，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说明他对生命的渴望非常强烈。现在······我们已经用上了所有能用的手段，但医学不是万能的。接下来的路，很大程度上，要看他自己······看他求生的意志，究竟有多强。”
“尽人事，听天命。”老教授最后那句话，像一块巨石，重重压在夫妻俩心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