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四月，我独立完成了顺发商贸的系统升级，一周之内解决了一个困扰客户三个月的报表生成bug。五月，我把公司最老的一个V1.8版本从濒临崩溃的状态拉了回来，那个版本连周远都说过“救不活了，劝客户重装吧”。六月，曹莉签下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单子——一家连锁超市的财务管理系统，老板老高在全员会议上专门点名表扬了我。
老高是一个很少出现在办公室的人。他是福建人，四十多岁，矮胖，圆脸，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但眼神里有一种生意人特有的锐利。他平时跑业务、谈客户、陪人喝酒，公司日常管理都扔给周远。但那次会议，他专门从酒局上赶回来，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股白酒和香烟混合的气味。
“那个小陈，”他站在会议室前面，白衬衫的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客户跟我夸了你三次。三次啊！我老高做软件这么多年，被客户当面夸三次的技术员，你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谁？”曹莉在下面接话，嗓门一如既往地大。
“第一个，”老高竖起大拇指，往周远的方向一指，“你们周组长。”
大家都笑了，鼓掌。周远也笑了一下，嘴角往上扯了扯，但那笑意没有到达镜片后面的眼睛。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声地敲着，节奏很慢，一下，两下，三下。
会议结束后，老高把我单独叫到他那间逼仄的小办公室。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永远关不严，留着一道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挂着的工商营业执照轻轻摇晃。桌上放着半瓶喝剩的铁观音，茶汤已经凉了，颜色深得像酱油，飘着一股微苦的冷香。
“小陈，坐。”
我坐下了。椅子是坏的，右扶手松了，一靠就往后仰，我赶紧挺直了腰板。
老高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和上次周远给我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一模一样，但厚了不止一倍。
“年中奖金，一万块。”
我的呼吸停了半拍。一万块。那是2004年，我毕业还不满一年。地下室月租二百八，一份鱼香肉丝盖饭五块钱，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名字可以和“一万块”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
“老高……高总，这太多了——”
“不多。”他打断我，胖乎乎的手摆了摆，手背上有几道被酒气催红的血管，“你给公司创造的价值，远超这个数。但我现在不能给你太多，公司还在爬坡。”
他顿了顿，身子往前倾了倾，椅子发出吃重的呻吟。
“另外，我打算升你做技术副主管。周远还是你领导，但你可以独立带项目了。工资涨到三千五。”
我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日光灯又在闪，滋滋的，但那一明一灭的光此刻看起来像某种欢快的节奏，一闪一闪地给我打着拍子。走廊尽头，孟小飞正端着一碗泡面从茶水间出来，看见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歪着头打量了我三秒。
“哥，你中彩票了？”
“差不多。”
“多少钱？”
我没告诉他数字，只是从信封里抽出一张一百的，塞到他手里。他低头看着那张钞票，张了张嘴，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也模糊了他眼睛里的东西。
“你干嘛——”
“请你吃饭。这半年你帮我接了多少电话，我心里有数。”
他攥着那张钞票，没说话。瘦长的手指把钞票捏得起了皱，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然后他猛地把碗里的面汤喝了个精光，放下碗，用一种很轻很快的声音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大概是“谢谢”。
那天晚上，我请沈禾在东来顺吃了火锅。铜锅里的炭火噼啪炸开细小的火星，清汤翻滚着枸杞和红枣，羊肉切得薄如纸片，入水即白。她往料碗里倒醋，山西老陈醋，是吴姐带给她的，黑亮亮的醋液落进蒜泥和香油里，酸香猛地蒸腾起来。
“升职？”她的筷子停在半空，眼睛瞪得滚圆。
“技术副主管。工资三千五。”
筷子从她手里滑落，掉进锅里，溅起一滴滚烫的汤，落在她手背上。她嘶了一声，但没有去擦，而是猛地站起来，隔着桌子探过身，在我额头上响亮地亲了一口。
那个吻带着羊肉的膻香、陈醋的酸冽、和她自己唇膏的蜜桃味，软软凉凉地印在我眉心。旁边的服务员阿姨正端着盘子路过，抿着嘴笑，假装没看见。
“三千五，”她坐下来，掰着手指算，“加上我的两千八，我们一个月能存四千多。一年就是五万。五年就是——”
“你算那么远干嘛？”
“我就喜欢算。”她下巴微扬，那个倔强的弧度，和大三那年在宿舍楼下说“那我也投北京”时一模一样。
那是我在那家公司最快乐的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是整个青年时代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每天早晨推开公司的玻璃门，迎接我的是熟悉的咖啡苦香、曹莉中气十足的打电话声、孟小飞偷偷摸摸敲键盘打游戏的细碎声响、吴姐推着塑料筐走过道时咕噜咕噜的车轮声。那是我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拥有的第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