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我们决定搬家。
不是搬去另一个小区，不是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是从别墅里搬出去，搬到一个连电梯都没有的老式居民楼里，租一间三十平米的毛坯房。那栋楼在回龙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外墙的马赛克瓷砖掉了一大半，露出里面发黑的水泥，远看像一张被烫伤的脸。楼道里没有灯，声控开关早就坏了，每天上下楼要用手摸着墙壁走，粗糙的墙面磨着指腹，沙沙的。每一层的拐角都堆着各种杂物——旧自行车、泡沫箱、一袋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土豆，土豆发了芽，嫩黄的芽从编织袋的缝隙里钻出来，像一群拼命想逃出去的虫子。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把东西打包。别墅里住了不到三年，沈禾在厨房里做饭的次数不超过一百顿——她后来太忙了，忙着帮我打理各种应酬，忙着带孩子上辅导班，忙着扮演“成功企业家夫人”这个她根本不喜欢也不擅长的角色。她的围裙还挂在冰箱旁边的挂钩上，围裙上印着一只卡通小猫，猫的脸上沾着一块干了的番茄酱，是她最后一次做饭时溅上去的。她把围裙摘下来，叠好，放进了蛇皮袋里。
“这个带不带走？”我举着那只青瓷花瓶问她。
她看了一眼，摇了摇头。“不带。它本来就不是我的。”
“六十块钱的东西。”
“不是钱的问题。”她把花瓶拿过去，放在窗台上。花瓶里的芦苇已经彻底枯了，穗子散了一窗台，被风一吹，沙沙地聚到角落里。“它属于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第二天一早，孟小飞开着一辆借来的金杯面包车到了楼下。他还是胖，肚子塞在方向盘后面，每转一次弯都要深吸一口气。赵磊和韩鹏也来了，韩鹏还戴着那顶油乎乎的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他们三个人帮我们把所有的家当搬上车。说是“所有的家当”，其实只有八个蛇皮袋、三个纸箱、和一台用了五年的老式热水器。
东西搬完之后，赵磊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手插在裤兜里。他环顾了一圈，目光从天花板上那盏沈禾亲自挑选的水晶灯上扫过，从墙上那块当年为了挂结婚照专门加固的钉子上扫过，从落地窗外那个我们种过西红柿和薄荷的小阳台上扫过。然后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陈哥，以前觉得你有这么大一个房子，真牛逼。现在觉得，房子这东西，太大了也没用。三十平米够了，三十平米就够把日子过下去。”
毛坯房在六楼，没有电梯。搬东西上去的时候，韩鹏背着我儿子那个最大的书包——里面装着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他从小学一年级攒到现在的全部——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每爬两级台阶就喘一口气，鸭舌帽的帽檐被汗水洇湿了一圈，颜色变深了。爬到四楼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跟在后面的我儿子。
“小子，”他喘着气说，唐山口音在狭窄的楼道里打旋，“你爸当年在机房里，三天三夜不睡觉，一个人干了五个人的活。你信不信？”
我儿子看着他，又看了看我。他大概没太听懂“机房”是什么、“三天三夜”意味着什么，但他点了点头。他点那一下头的时候，鼻子皱了一下——那是沈禾的习惯，一模一样。
毛坯房的门是一扇老式的木门，门框上刷了不知道几层漆，最外面那层是土黄色的，已经开裂了，裂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的碎片，像干旱的土地。门开的一瞬间，一股水泥粉尘的味道扑面而来——不是装修的味道，是更原始的、墙体和地板本身散发出来的那种冷硬的碱味，混着长时间不通风的潮湿霉气。墙壁是裸露的水泥，灰扑扑的，上面还留着施工时的记号笔字迹，歪歪扭扭的，写着水电管线的位置，字迹被年月冲刷得模糊不清，像是某种古老的、无人能破译的文字。地面也是水泥的，没铺任何东西，粗糙得能磨破袜子。窗户是老式的钢窗，窗框生了锈，玻璃上有几块怎么擦也擦不掉的白色涂料斑点，外面的光透进来，被那些斑点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落在水泥地上，像碎了的冰。
但沈禾走进来的第一步，不是皱眉，不是叹气。她走到唯一的那扇窗户前面，把窗户推开。钢窗的合页生了锈，推开的时候发出一声尖锐的嘎吱，像是某种沉睡了很多年的东西被惊醒了。十一月的冷风呼地灌进来，吹得她的头发全部往后扬，露出整张脸。她迎着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通风挺好。”她说。
然后她卷起袖子，从蛇皮袋里翻出一块抹布，走到墙角的水龙头下面拧开。水管里先是一阵尖锐的空气啸叫，然后是一股黄褐色的锈水喷出来，溅了她一袖子。她等了大概十秒钟，水变清了。她把抹布浸湿，拧干，开始擦窗户。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一个从别墅搬出来的女人，在三十平米的毛坯房里，踮着脚尖擦一扇生了锈的铁窗。她的背影和七年前在知春路出租屋里站在灶台前炒菜时一模一样。她的后颈还是那么白，脊椎骨的轮廓还是那么清晰。只是头发里多了几根白的，在灰白的日光灯下闪着细微的光。
“站着干嘛？”她头也不回地说，“把床铺了。床在最里面那个墙角。”
“哪张床？”
“就那一张。一米五的，我们三个挤一挤。”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那张一米五的床上。床垫是旧的，有一块弹簧坏了，睡上去中间凹下去一块，人会自动往中间滑。我儿子睡在我和沈禾中间，八岁的小孩睡觉不老实，一会儿把手搭在我胸口上，一会儿把脚蹬在沈禾肚子上。窗外是回龙观的夜空，和知春路不一样，这里的高楼少，能看见更大片的天。但是灯光也少，天是更黑的，只有远处一栋工地的塔吊上亮着几盏红色的警示灯，一闪一闪的，像是天边垂着的几颗红矮星。
毛坯房没有暖气。十一月的北京，夜里温度跌到零度，我们盖了两床被子，还是冷。冷从水泥地面往上渗，从钢窗的缝隙里往里灌，从墙壁的每一个毛孔里往外冒。我听见沈禾在黑暗里轻轻地搓手，手掌和手掌摩擦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最后的叶子在风里互相碰撞。
我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节处的皮肤因为干冷裂了好几道小口，摸上去糙糙的。
“还冷吗？”我问。
“不冷。”
“骗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黑暗里翻过身，面向着我。月光从没挂窗帘的窗户洒进来，在她脸上铺了一层很薄很薄的银灰色。她的眼睛在月光里亮晶晶的，像两颗刚从深井里打上来的水珠。
“陈默。”
“嗯？”
“你还记不记得你欠了多少？”
“记得。每一笔都记得。”
“还清之后，你想做什么？”
我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光秃秃的白炽灯泡看了很久。灯泡上落了一层灰，灰扑扑的，像是从来没有被人拧亮过。
“带你去吃火锅。”
她在黑暗里笑了。不是笑出声的那种笑，是嘴角弯起来，带动颧骨的肌肉往上提，然后脸颊上出现两个很浅很浅的窝。这个笑只有离她十厘米的距离才能看见。
“好。”她说，“东来顺。铜锅。多放辣多放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