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2011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三月中旬,柳絮就开始飘了。
那些白毛毛在北京灰蒙蒙的空气里打着旋,落在南城工地的围挡上,落在塔吊铁锈斑斑的基座上,落在已经停工三天的水泥搅拌机上。我站在工地的临时办公室里,窗外是挖了一半的地基坑,去年冬天挖的,现在积了一坑浑浊的雨水,水面上漂着烟盒、泡沫饭盒、和一张被泡烂了的施工进度表。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腥味,混着柴油和铁锈的味道,从窗缝里一丝一丝地渗进来,像某种无声的预警。
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顾行长。那个在无数场高端饭局上坐在我对面、说话滴水不漏、每一次举杯都说“陈总你是我见过最敢干的年轻人”的顾行长。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和以前一模一样,平稳、清晰、带着信贷干部特有的从容。但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
“陈总,总行下了新规定,所有开发贷都要重新审核。你们那笔快到期的贷款,先还回来。走完流程再放给你。流程很快,最多两周。”
“两周?”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工地上那些停工的水泥搅拌机,它们灰色的筒身上被谁用粉笔写了一个“欠”字,不知道是哪个讨薪的工人写的,被雨水冲淡了一半,但那个字还认得出。
“对,两周。你先筹一笔过桥资金,把旧贷还了,新贷马上下来。这是正常操作,你放心。”
他说“你放心”的时候,语气和当年在酒桌上说“四万亿是国家往你口袋里塞钱”时一模一样——诚恳,笃定,不容置疑。我信了。
挂了电话,我对站在旁边的孟小飞说:“去把公司账上能动的钱都拢一拢,过桥用。”孟小飞那天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袖口的商标终于剪掉了,但他的眼神不对——不是以前的怯,是一种压得很深的慌。他说:“陈哥,账上没那么多。”我说:“那就找。把理财赎回来,把定存解了,把能收的回款都催一遍。”
他去了。他从来都去。
那笔钱我凑了整整三天。公司的流动资金、项目的预售回款、个人的理财产品、甚至沈禾名下的一张定期存单——那是她妈给她的嫁妆钱,十万块,她存了六年没动过。那天晚上我回家,她正在厨房煮面,我把存单的事跟她说了。她炒菜的手停了一下,锅铲悬在铁锅上方,油星嘶嘶地溅着。
“拿去吧。”她把存单递给我,手指上还沾着葱花,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烟气。那张存单被她在抽屉里放了六年,纸张已经微微发黄,边缘起了毛边,上面印着的银行logo褪了色。她递过来的时候没有看我,只是把脸别过去,看着锅里翻腾的面条。
“我会还的。”
“我知道。”
她还说了一句话,很轻,像是说给锅里的面条听的:“我只是想,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事之前不跟我商量了。”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钱凑够了。我还了贷款。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顾行长的电话。占线。再拨,还是占线。下午再拨,通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稳,像一台永远校准的仪器。
“陈总,不好意思,总行把你们那个片区的开发贷额度全部冻结了。新贷款批不下来。”
“你说什么?”
“政策变了。”他顿了顿,“我也没办法。”
四个字。政策变了。我握着手机站在工地上,塔吊的铁臂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上面的红色警示灯还在闪,一明一灭,一灭一明,像一颗还在跳动但已经不知道为谁而跳的心脏。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政策变了”这四个字。后来我会听到很多次,每一次都意味着同一件事: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