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窗外，北京亮起了万家灯火。
从十一楼的阳台望出去，能看到北四环的车流像一条金色的河，缓缓地、不知疲倦地流动。更远处，鸟巢和水立方的轮廓已经依稀可辨——奥运会还有一年，这座城市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化着，每一天都有新的楼封顶，新的路通车，新的年轻人拖着行李箱走出北京站，眼神里带着和我当年一模一样的、混合了不安与渴望的光。
次年秋天，我去河北出差。车在京石高速上开着，两边的白杨树叶子全黄了，风一吹，簌簌地飞起来，在夕阳的光里像一群金色的蝴蝶。我忽然让司机在前面的出口下了高速。
那是一个服务区旁边的小镇，灰扑扑的街道，路边有一排卖苹果的摊子。我走到一个摊子前面，一个老大爷坐在马扎上，面前摆着几筐苹果，苹果很红，表皮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霜，是那种在窑里存了一整个夏天的苹果，皮微微发皱，但香气很浓。
“多少钱一斤？”
“两块。”
我买了五斤。然后我在旁边的文具店买了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牛皮纸，趴在车引擎盖上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周哥：我在北京开了家公司，如果你有一天不想在那边待了，随时来。我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陈默。”
我把信折好，塞进苹果袋子里，用塑料袋扎紧，然后按照记忆中那个模糊的地址写上了“大兴区黄村镇”。那个地址是很久以前吴姐告诉我的，她说周远家在大兴，每天上下班要倒三趟公交，单程两个半小时。她叹了口气，说：“那孩子把自己熬干了。”
我不确定这封信能不能寄到。周远家的具体门牌号我不知道，大兴区那么大，黄村镇那么多小区，而且那已经是四年前的地址了。
但我还是把包裹交给了快递员。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号码，我不认识。接起来，那头沉默了很久，只有呼吸声，缓缓的，有节奏的。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了两个字。
“……谢谢。”
是周远。
他的声音沙哑了一些，老了一些，但还是那个语调，很平，没有多余的波澜。但在这两个字的末尾，有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微微上扬的尾音。
那大概是我听过他说的最短的一句话。但也是最长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北京已经进入了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是金色的，从玻璃窗外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桌角那一小塑料袋老陈醋上——那是吴姐几年前送给沈禾的最后一袋，沈禾一直舍不得吃完，每次做菜只滴几滴，说这是她在北京认识的第一个朋友的礼物。
那醋已经有些发酸了，颜色变成了更深的褐黑色。但在我眼里，它比任何名酒都珍贵。
我拿起手机，给沈禾发了一条短信：“晚上吃什么？”
三十秒后，她回：“刀削面。多放辣多放醋。”
她的短信永远是这样，不需要问句，不需要确认，永远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坐在满屋金色的阳光里，等着下班，等着回家，等着在厨房门口看她煮面，等着她往碗里倒醋的时候那股酸香蒸腾而起。等着晚饭后我们挤在沙发上看无聊的电视剧，她靠在我肩上慢慢睡着，睫毛轻轻颤动。等着明天早上一睁眼，看见她的脸埋在枕头里，头发乱糟糟的，嘴角还有一小条干掉的涎水痕迹。
等着每一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