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队行在初春泥泞的官道上，辘辘声沉闷而单调。汪露缩在堆满麻袋的货车角落，裹紧灰布长衫，仍抵不住料峭寒风。同车的是几个贩运土产的小商人，面容愁苦，交谈间满是物价、战局和无处可逃的惶惑。她闭目假寐，手始终按在怀中藏着小包裹的位置，那里有周景灏的私章和那本册页。
一路并不太平。关卡林立，穿着杂乱军服的兵士随意拦车盘查，索要“买路钱”。汪露那张粗糙的路条被反复查验，质疑的目光在她年轻却憔悴的脸上扫来扫去。她低眉顺眼，只说去南京投奔“在政府做文书的表舅”，声音干涩平静。许是她气质中的书卷气与言辞清晰，许是塞给检查士兵的几个银角子起了作用，竟也一次次放行了。
越近南京，景象越发触目惊心。溃散的士兵三三两两，强夺民物；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神情麻木；路边时见废弃的车辆和来不及掩埋的牲畜尸体。空气中弥漫着焦躁与绝望。昔日国都的威严，尚未目睹，已先嗅到它腐朽崩塌的气息。
几经辗转，当汪露终于站在破败的南京城墙下时，已是二月下旬。高大的城门洞开，却无熙攘，只有萧瑟。城墙砖石上弹痕宛然，标语覆盖着标语，新的“维持秩序”布告旁边，是撕了一半的“戡乱救国”宣言。街上行人匆匆，面色惶然，店铺大多关门，只有米店盐铺前围着绝望的长龙。
她按着周景灏旧信上的地址，寻到鼓楼附近一处原本学者聚居的弄堂。弄堂里寂静得可怕，许多门户紧锁，贴着封条或军政机关的征用告示。她鼓起勇气敲响一扇虚掩的门，半晌，才有一个老妪警惕地探出头。
“请问，之前住这里的陈教授……还住这儿吗？”汪露低声问，报出周景灏一位故交的名字。
老妪打量她几眼，摇摇头：“早走啦！上个月就带着家小上飞机去广州了。这巷子里，有点门路的，十停走了七八停喽。”说罢便要关门。
“那……您知道中央研究院的人……现在哪里还能找到吗？”汪露急忙再问。
“研究院？”老妪古怪地笑了笑，指了个大概方向，“傅厚岗那边怕是没人了。听说史语所的好多书都装箱运走了，人嘛……天晓得。”
希望像被针扎破的气球，嗤地一声泄了气。汪露凭着模糊的指向，找到傅厚岗附近。挂着“国立中央研究院”牌子的建筑还在，却门庭冷落，只有几个持枪士兵懒散地站岗。她试图靠近，立刻被喝止。
“找谁？”
“我……我想打听一下，历史语言研究所……”
“早搬空了！里面没人！快走！”士兵不耐烦地挥手。
她不死心，绕着建筑走了一圈。后门处，碰到一个正在清理垃圾的老工役。她上前，悄悄塞了两个银角子，低声下气询问。
老工役叹了口气：“姑娘，别找了。能走的，去年底、今年初，就分批走了。有的去上海，有的直接去了广州、台湾。留下的……也都是些不管事的，现在这大楼里头，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机关占着，谁还管什么研究不研究。”他看看她苍白的脸，多说了句，“你要找的人，要是没提前走，这会儿……怕是也找不着了。”
最后一线通过正式渠道打听消息的希望，彻底断绝。汪露站在初春南京清冷的街头，看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划过灰白的天空，第一次感到深入骨髓的茫然与寒冷。她怀揣着微薄的盘缠和满腔孤勇而来，却发现她要寻找的那个世界、那些人，早已如烟云般消散。国大？更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她甚至不敢去打听。
无处可去，身无长物。她只能先找个最便宜的落脚处。在城南偏僻小巷里，寻得一家由澡堂子改成的“难民客栈”，大通铺，男女混杂，空气污浊，一个铺位也要价不菲。她用汪母给的金戒指换了一小叠迅速贬值的金圆券，咬牙住了下来。
接下来几日，她像个游魂，在南京城里碰运气。她去报社，想刊登寻人启事，却被告知“此类信息一律不予受理”。她去电报局，想往上海、广州可能的中转地址发电报，得到的回复是“线路繁忙，民用通讯已基本中断”。她甚至尝试去码头打听，可下关码头已然戒严，军船往来频繁，民用航运完全停滞，到处是试图挤上船而不得、最终绝望哭号的人群。那一幕幕，比安陵码头更甚，让她心惊肉跳，也让她更加清醒：想通过正常途径追寻一艘已经抵达基隆的船、一个已被卷入政权撤退洪流中的人，无异于痴人说梦。
盘缠在飞速消耗。她不得不像许多困在城里的难民一样，每日去施粥棚排队，领一碗稀薄的粥水。她开始变卖身上稍微值钱的东西——母亲给的一对银耳坠，周景灏早年送她的一支派克钢笔。每卖一件，心就像被剜去一块。但活下去、继续找下去的念头，支撑着她。
一天，在粥棚外，她听到两个看似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低声交谈，言辞间提到“和平谈判”、“李代总统”、“划江而治”等字眼。她心中一动，等他们离开时，不远不近地跟了一段。那两人拐进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汪露犹豫片刻，也走了进去。
书店里光线昏暗，书架上空空落落，店主是个戴着眼镜的清瘦中年人，正和那两个学生低声说着什么，见她进来，立刻止住话头，用审视的目光看她。
汪露定了定神，走到柜台前，摘下头上遮脸的旧头巾，露出清减却依然不失秀雅的面容。她从怀里取出周景灏的私章，轻轻放在柜台上。
“老板，打扰了。我想打听个人。这是我丈夫的私章，他叫周景灏，以前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候选人，也是……国大代表。一个多月前，从安陵乘‘永兴号’去了……基隆。我和孩子在码头错过了。我想知道，南京城里，还有没有可能……找到认识他的人？或者，有任何办法能打听那边的消息？”
她的声音平稳，却带着长途跋涉和希望一次次落空后的沙哑与疲惫。店主拿起那枚鸡血石私章，仔细看了看边款“露结为霜，灏泽同心”，又抬眼打量她，目光中的警惕稍减，化为一丝复杂的怜悯。
“周景灏……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在《东方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店主缓缓道，“姑娘，不瞒你说，你要找的这类人，十之**，都已经不在这里了。就算还有没走的，现在这情形，谁还敢、谁还能帮你联系那边？”他摇摇头，将私章推回，“这东西，收好。别再轻易拿出来。至于打听消息……”他压低了声音，“现在满城都是新的耳目，打听这个，是惹祸上身。”
那两个学生也同情地看着她。其中一个忍不住道：“这位大姐，你别太难过了。现在这局面，个人……太渺小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先得保全自己。”
道理她都懂。可“青山”在哪里？“柴”又何时能燃？汪露默默收起私章，道了声谢，转身欲走。
“等等。”店主忽然叫住她，从柜台下摸出一本薄薄的、纸张粗劣的油印小册子，迅速塞进她手里，低声道，“这个，或许有点用。上面有些上海民间救助站和难胞登记处的地址信息，虽然是旧资料，但……到了上海，万一走投无路，可以试试看。南京……马上就要变天了，不是久留之地。早做打算吧。”
那是一本《沪上难民临时指南》，日期是去年底的。汪露紧紧攥住，如同攥住一根微弱的稻草。“谢谢。”她深深鞠了一躬。
走出书店，寒风扑面。她翻开小册子，里面密密麻麻的地址和说明，很多已被红笔划去或注明“已失效”。但她还是仔细地、一页页地看着。上海，那个远东最大的都市，最后的航运枢纽，龙蛇混杂，希望与毁灭并存的地方……成了她下一个，也是最后的目标。
她知道，在南京已无法可想。身上的钱，或许还够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如果还有火车，如果能挤上去。
夜里，回到污浊的通铺客栈，她蜷缩在角落，就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再次翻开那本“荷洲小记”。周景灏的字迹旁，她写下的“妾向风波行”墨迹已干。她抚摸着那些字，又看看册子里夹着的、安儿百日时模糊的小照，眼泪无声地淌下，迅速被粗糙的纸张吸干。
她没有发出声音。哭泣是奢侈的，会耗尽力气。她只是紧紧咬着下唇，直到尝到血腥味，然后将册子和小照重新贴肉藏好，裹紧单薄的被子，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明天，要去火车站碰运气。
南京，这座承载了太多王朝兴衰、也即将见证又一次政权更迭的古都，留给她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梦，和一条更加艰险的、通往黄浦江畔的未卜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