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八年，农历己丑年。
年关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悚与清冷中捱过的。荷叶洲上的腊月，江风格外尖利，像是带着北地烽烟的寒气。安儿已满周岁有余，能在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上几步，嘴里咿咿呀呀地冒出“爹”、“娘”的模糊音节，小手指着门外江水或天上寒鸦，黑亮的眼睛里满是懵懂的好奇。这稚嫩的生命力，是小楼里唯一炽热的光源。
外间的天地，却已彻底变了颜色。去年秋冬之际，北方的战局便已急转直下，报纸上的“转移”、“大捷”字样越来越像苍白的呓语。入冬后，长江以北的消息渐渐断绝，取而代之的是漫天飞舞的传言和一日紧似一日的风声。安陵城里，人心惶惶，富户暗中变卖家产，官员家属悄然南迁，市面上一片萧条，连往日最热闹的年货集市也冷清得吓人。
腊月廿三，小年。周景宁顶着寒风赶来，帽檐上都结着霜花。他带来一小袋精米、两条风干鱼，脸色却比天气更阴沉。
“兄长，嫂子，”他坐下，接过汪露递上的热茶暖手，声音压得极低，“不能再等了。江防司令部的人已经到了安陵，征用了城里好几处大宅子。码头现在查得铁桶一般，只许进，不准出，除非有特别通行证。听说……北岸已经全线……丢了。”
最后几个字，他说得含糊，但在座的人都听得明白。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炭火偶尔的毕剥声和安儿在汪露怀里无意识拨弄衣扣的窸窣声。
周景灏沉默良久，问：“景宁，你有什么打算？”
“我？”周景宁苦笑，“一个教书匠，能有什么打算？守着祖宅和老娘罢了。倒是兄长你……”他抬眼，目光忧虑，“你的名字，恐怕不在寻常百姓的名册里。我听到些风声，安陵这边接到过南京的函件，要‘妥善安置’一批名单上的人士。你如今是国大代表，又挂着院士候选的名头……他们不会让你轻易留下的。况且，你这样的身份，就是留下来，也是祸福难料啊。”
这话证实了周景灏最深的隐忧。他看了一眼汪露，她正垂眸轻拍着安儿，嘴角抿得紧紧的。
“若是……”周景灏声音艰涩，“若是我们想走，现在可还有门路？”
周景宁摇头：“难如登天。船票早已炒成天价，而且没有军方或省府的路子，根本弄不到真正的舱位。就算上了船，这一路到上海、广州，也是千难万险。”他顿了顿，“不过……如果真有那边的正式安排，或许会统一调派船只。只是，那样的船，怕是只去……一个方向了。”
他未尽之言，是指台湾。这个地名，在过去一年里，从模糊的远方，渐渐变成许多人口中最后的退路。
腊月廿八，一封加急电报辗转送到荷叶洲。发电人是周景灏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一位至交，如今已随机构先期南撤至广州。电文极简，却字字惊心：
“大局已不可为，吾兄名在经册，务早作南图。粤港非久居地，亟宜筹赴台之策。盼速决。”
“经册”，便是那份“社会贤达与文化界重要人士”的名单。这封电报，如同最后通牒。
除夕夜，小楼里没有一丝喜庆。一灯如豆，照着一家三口惨淡的年夜饭。安儿不懂忧愁，抓着母亲喂到嘴边的米糕，吃得香甜。汪露细心剔去鱼肉里的刺，一点点喂给他，目光却不时飘向沉默的周景灏。
“吃些吧。”她轻声劝。
周景灏食不知味，勉强咽了几口。窗外，零星有几声寥落的爆竹响，更衬得洲上死寂。往年的江面渔火，今年也稀落了许多。
“九妹，”他放下筷子，声音沙哑，“我们恐怕……得走了。”
汪露喂食的手停顿了一下，继续将米糕送到安儿嘴边，语气异常平静：“去哪里？”
“……先去上海，或者广州，也许会……转去台湾。”说出这两个字，他自己都感到一阵虚浮的荒谬。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岛屿，隔着茫茫大海。
“安儿还小，经得起海上颠簸吗？”她问得实际，声音却有些发颤。
“总比留在这里……安全。”这话他说得毫无底气。留下，前途未卜；离开，同样是吉凶难测的漂泊。
“东西……怎么收拾？这房子……”
“只带最紧要的。金银细软、我的书稿、你的画、安儿的衣物。”周景灏打断她，像是怕一停下就无法继续，“房子……锁上吧。也许……还能回来。”
最后一句，说得那样轻，连他自己都不信。汪露不再问，只是更紧地搂住了怀里的安儿。
正月里，消息终于如溃堤般传来。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中正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报纸上用巨大篇幅刊登着文告，字里行间却透出大厦将倾的无力与仓皇。安陵城里的军政机关陷入一种诡异的半瘫痪状态，人心彻底涣散。码头上开始出现身穿呢子军装、携带家眷箱笼的军官，凭着手令匆匆登船，往下游而去。
周景灏知道，不能再等了。他通过周景宁和仅存的关系，开始疯狂地寻找任何离开的可能。他变卖了书房里大部分珍藏古籍，汪露也默默拿出了母亲给的所有首饰。金条和银元换来了一纸模糊的承诺：正月末，可能有一艘从安陵直放上海的货轮，会预留几个舱位给“有资格的人士”，但具体时间、船号，一概不知，需随时待命。
等待的日子，每一刻都是煎熬。小楼里弥漫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平静。汪露不再作画，而是将周景灏最重要的手稿、书信，以及那本只写了一页的“荷洲小记”，用油纸层层包好，塞进一个小小的藤箱。她为安儿赶制了几套更厚实的衣裳，又拆了自己的旧毛衣，重新织成小小的背心。周景灏则焚毁了大量可能引起麻烦的信件和书刊，火光在盆中跳跃，映着他晦暗的脸。
安儿似乎感受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变得有些黏人，常常张开手臂要父亲抱。周景灏抱着他，在即将告别的房间里缓缓走动，指着书架、画案、窗外的石榴树，一遍遍低声说着：“这是爹爹的书……这是娘亲画画的地方……这是安儿学会走路的地方……” 安儿似懂非懂，将小脑袋靠在他肩头。
正月末的一个黄昏，周景宁气喘吁吁地跑来，带来了等待已久的消息：
“船定了！后天，二月二日凌晨，在安陵三号码头。是‘永兴号’，挂外国旗的货轮，名义上去上海。兄长，这是通行证和舱位凭据！”他将一个密封的信封塞给周景灏，压低声音，“听说这是最后几班了，以后……怕是真的走不了了。船上挤得很，行李务必精简！明晚，我来接你们过江去城里，在码头附近找个地方落脚，等船！”
尘埃落定，反而有种麻木的平静。只剩下最后一天一夜，收拾行装，告别家园。
这一夜，无人能眠。汪露最后一次擦拭着画案的每一寸木头，周景灏检查着藤箱里的每一份文件。安儿睡在摇篮里，浑然不知命运即将逆转。
子夜时分，周景灏独自登上小楼顶层露台。春寒料峭，江风刺骨。黑暗中，江水呜咽奔流，对岸鹊江镇只有零星几点鬼火般的灯光。他望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又即将被迫逃离的土地，想起半生漂泊，最终在此筑巢，却连短短三年的安宁都无法保全。书生报国，无力回天；丈夫护家，颠沛流离。平生所学，满腹经纶，在这改天换地的洪流面前，轻如鸿毛。
他摸出怀中那枚“露结为霜，灏泽同心”的私章，紧紧攥在掌心，冰冷的石头硌得生疼。楼下，传来汪露极轻的、哄安儿入睡的哼唱声，断续飘来，融入无边的黑暗与江声。
残冬将尽，惊雷已在天边滚动。他们像被巨浪裹挟的微末草芥，只能紧紧抓住彼此和幼子，奔赴那不可知的、命运最后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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