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春寒料峭中，一封来自南京的厚实挂号信，打破了荷叶洲小楼的宁静。
信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位故交寄来的。信中先是热情祝贺周景灏去岁年末出版的《江南园林与明清士人精神》一书在学界引起的热烈反响，继而提到，因该书“钩沉索隐，见解独到，于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之转化颇具深见”，所内几位耆宿联名推荐，拟将周景灏列为本年度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候选人之一，随信附有正式的提名表格与相关说明，望他“勿辞辛劳，惠允参评”。
这消息来得有些意外。那本书是他蛰居荷叶洲数年，结合早年游历所见与近来心境，潜心写就的，旨在探讨乱世之中，中国传统士人如何于方寸园林间安顿身心、寄托理想。出版过程并不顺遂，出版社因市道不好几经拖延，最后印数也少。他本以为只是在小圈子里有些回响，未料竟惊动了南都学界高层。
“这是好事啊，景灏。”汪露抱着咿呀学语的安儿，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安儿快半岁了，白白胖胖，一双眼睛黑亮亮的，极爱笑。
周景灏却捏着信纸，眉头微蹙：“树大招风。眼下这光景……这等虚名，怕未必是福。”
“可你的学问得到认可，总是值得高兴的。”汪露劝道，将安儿递给他抱。孩子到了父亲怀里，立刻抓住他衣襟上的盘扣，呀呀地拽。
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脸，周景灏心中那点疑虑被冲淡了些。或许，一个更稳固的学术身份，能为这个家在动荡的时局中，多换取一丝保障？他沉吟片刻：“也罢，且填了表格寄去。成与不成，尚在未定之天。”
表格寄出后，生活似乎又复归平静。安儿一日日长大，开始尝试翻身，口水滴答，成了夫妻俩无尽欢乐与忙碌的源泉。外间的世界却在加速倾颓。金圆券的崩溃比预想更快，市面上重现以物易物的混乱景象。周景宁来洲上时，常面色凝重地带来一些真假难辨的消息：某地失守、某部起义、经济整顿的雷声大雨点小。小楼的生计越发仰赖实物——周景灏用文稿换回的，有时直接就是米粮、布匹或煤油。
春末，提名之事尚未有进一步音讯，另一波涟漪却接踵而至。这回是安陵本地政教界几位头面人物的联袂来访。原来，因原定代表“另有任用”，本区需增补一名国大代表。周景灏虽素来远离实际政治，但其家世清白，周家又是鹊江镇有名望的家族、抗战期间坚持气节、近年又有学术著作引起关注，加之其“无明显派系背景”，竟被一些人视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来访者言辞恳切，大谈“共济时艰”、“代表乡梓文化界发声”。
这一次，周景灏的抗拒明显了许多。送走来客，他在书房里踱步良久，对汪露苦笑：“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我一个书生，何曾懂得那些庙堂之事？这浑水，蹚不得。”
汪露为他换上一杯新茶，温声道：“你的性子，自然不耐那些。只是，如今来请你，怕也不全是看重你，倒是因着你‘无派系’，像个‘花瓶’。你若坚辞，拂了这些人面子，他们虽不能奈何你什么，但在这安陵地界，日后若有些琐碎麻烦，恐怕也无人肯替我们转圜了。再者……”她顿了顿，“有了这层身份，寻常宵小或许会对这洲上小楼多些顾忌，于安儿也是多一分安稳。”
她的话，点破了名利之后的现实算计。周景灏沉默。他想起日渐猖獗的溃兵游勇的传闻，想起洲上这孤悬之地的脆弱。书生傲骨固然重要，但为人夫、为人父，肩头沉甸甸的责任，让他不得不更务实些。
几番推拒与劝说之后，周景灏最终勉强应承了这个“增补代表”的名义。手续走得极快，仿佛迫不及待要填补那个空缺。夏初，他便接到了赴南京参加国大会议的正式通知。会议期不长，但需离家长达半月。
临行前夜，夫妻俩都睡得不踏实。安儿仿佛感知到父亲即将远行，夜里醒来哭闹了几次。周景灏抱着他在屋里轻轻走动，望着窗外江心的渔火，心中满是不舍与隐隐的不安。
“此去金陵，我会尽快回来。”他低声道，“会议不过是坐而论道，走个过场。你带着安儿，紧闭门户，万事小心。景宁我已嘱咐过，他会常来照应。”
汪露倚在门边，月光照着她沉静的侧脸：“你放心去。家里有我。倒是你，金陵繁华地，也是是非场，言语行动，需格外谨慎。”
“我晓得。”周景灏将睡着的安儿放回摇篮，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不过是去应个卯，露个脸，绝不多言惹事。这‘代表’之名，于我如浮云，我们的根本，始终在这荷叶洲，在你和安儿身边。”
翌日清晨，周景灏乘船离开。汪露抱着安儿，站在小楼前的埠头目送，直到那叶小舟消失在蒙蒙江雾之中。安儿忽然哇地哭了起来，小手朝着父亲离去的方向抓挠。汪露轻轻拍着他，哼着不成调的儿歌，心中第一次涌起如此清晰而强烈的牵挂。
南京之行，对周景灏而言，是一场光怪陆离而又倍感无力的体验。金陵城依旧有六朝金粉的余韵，但街头巷尾弥漫的焦虑、物价的疯狂、官僚系统的颟顸与会议桌上的言不及义、争吵推诿，都让他感到窒息。他谨言慎行，除了必要的签到和投票，几乎不参与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或私下串联。他冷眼旁观，心中那点对时局残存的幻想，彻底破灭。这里的气息，比安陵更加腐朽而绝望。
会议间隙，他倒是与几位中研院的旧友新知见了面。众人对他那本书赞誉有加，院士提名之事似在稳步推进，但言谈间，亦不乏对未来的深深忧虑。有人暗示，研究院已有部分机构在筹划南迁，甚至更远的退路。
“景灏兄，你是做实学的人，又得了提名，将来在研究院总有一席之地。”一位友人私下道，“只是这江山……怕是要倾覆了。学问之道，亦需有存续之土壤。有些事，早做筹谋为好。”
周景灏心中凛然，只含糊应道：“学问在心，何处不可为？只是故土难离……”
半月后，他如蒙大赦般回到安陵。踏进小楼，抱住扑过来的安儿和眼圈微红的汪露，才觉得漂泊的心重新落了地。家的气息，驱散了金陵的喧嚣与颓丧。
然而，带回来的消息却更加沉重。他证实了研究院可能南迁的传闻，也亲眼见到了最高层面的混乱与无力。更让他心惊的是，在南京，他竟意外接到了来自更高层、更隐秘的“示意”：因其新晋的国大代表身份以及正在被考虑的院士资格，他已被列入一份“社会贤达与文化界重要人士”的名单。有“相关方面”委婉提醒，时局若真有不可为之日，这份名单上的人，是“应当且会被安排优先转移”的。
这意味着，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可能不再有选择“留下”的自由。
夜里，他将这最深的忧虑告诉了汪露。油灯下，两人相对无言，只有安儿在摇篮中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窗外，江水奔腾不息，仿佛预示着无法抗拒的洪流。
“如果我们必须走……安儿这么小……”汪露的声音轻颤。
“未必到那一步。”周景灏握住她的手，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或许还能有转圜。就算……就算真要走，我也定会护你们母子周全。去南方，找个安静地方，教书、写书，一样过日子。”
话虽如此，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已笼罩下来。曾经渴望的学术认可与偶然卷入的政治身份，如今却成了可能迫使骨肉分离、背井离乡的枷锁。周景灏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到，个人的命运，在时代齿轮的碾压下，是多么微不足道，又是多么身不由己。
名动京华，带来的不是荣耀与安稳，而是更深的忧惧与抉择的艰难。荷叶洲的宁静，从此蒙上了一层再也挥之不去的、迫近的阴影。他们紧紧依偎，守着怀中稚子，如同惊涛骇浪前紧紧靠在一起的三只雀鸟，不知巢倾之日，何时会突然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