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叔剥橙子，皮从来不断。
他用右手拇指的指甲剥。那片指甲留得比别的长，修得圆圆的，掐进橙皮，顺着转下去，一圈一圈，剥完了整张皮还连成一条，搁在桌上，自己会弯回去，拢成一个空空的橙子的形状。华龄儿见过很多回，每次都是这样。
华龄儿天刚亮就让祥哥叫醒了。仓库里的纸箱垫了一夜，压出一身折痕，祥哥用脚尖碰碰他的鞋底，说梁叔找你，在楼上。餐馆还没开门，后厨只有一个师傅在剁叉烧，刀落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很匀。他在后厨的水池边洗了把脸，自来水冰得手指发麻，他捧着水在脸上搓了两下，用袖子擦干。剁叉烧的师傅头也不抬，从蒸笼里拣了个叉烧包扔给他，他接住，三口吃了。夜里他是穿着衣服睡的，夹克没脱，右手一直放在口袋里，这会儿他把手伸进去摸了摸，折刀还在，旁边是那个压扁的烟盒，最后那支烟软塌塌地躺在里面，他没拿出来。
楼上是梁叔的小房间，原先是放杂物的，现在摆了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台小电视，墙上挂着一幅褪了色的关公像，关公底下一个小香炉，三炷香刚点上。
梁叔六十出头，个子不高，圆脸，头发染得乌黑，梳得服服帖帖，发根那里露着一线白。他穿一件咖啡色开襟毛衣，扣子一颗不落地扣到顶，金丝眼镜推在额头上，看报的时候才拉下来。桌上摊着当天的《星岛日报》，橙皮就搁在报纸上，压着一则什么人寻亲的启事。
“坐啦。”
华龄儿没坐，站在桌子对面。梁叔把橙子掰成两半，一半推过来。“吃。”华龄儿接了，拿在手里。
“昨晚的事阿祥跟我说了。”梁叔掰下一瓣橙子放进嘴里，慢慢嚼，“手轻了啊。”
“人多。”
“我知道，我知道。”梁叔笑起来，眼角挤出几道深纹，看上去像个开杂货铺的好脾气老板，“你这个人，就是太爱想。”
他没提昨晚那张纸条，只说：“姓郑那个，我认得他十年咯。他刚过来那年在我楼下洗碗，手泡得跟白萝卜一样。后来去皇后区自己开店，开张那天我还送了一对花篮。”他又吃了一瓣，“三千块，我不缺。可是街上的人都看着嘛。今天一个拖，明天十个拖，后天就没人记得欠的是谁的钱了。”华龄儿没接话，等他把意思说完。
“钱拿回来。人呢，身上要留点东西，留在看得见的地方，脸啦，手啦，让他出门买个菜，人家一看就知道。”
“手指？”
梁叔摆摆手：“阿祥就爱吓人。手指断了，他怎么炒菜？炒不了菜，钱怎么还？留个记号就好。记号要够明显，懂不懂？”
“懂。”
梁叔看了他一会儿，伸手过来，拿指背把他额前的头发往上拨了拨。那绺头发太长，一直垂在眼睛前面。梁叔的手指有一股橙子的味道，凉凉的。
“头发也该剪了，挡着眼睛，怎么看人？”
华龄儿没动，等那只手收回去，头发又落了下来。
梁叔从抽屉里摸出两个地铁代币和一张二十块，放在桌上。“中午自己吃点东西。”华龄儿去拿的时候，梁叔又说，“你阿爸阿妈的事，福建那边我托的人还在问。一有消息就告诉你。”
“嗯。”
这句话他听了好几年，每隔几个月梁叔就提一次，说法差不多，总是“还在问”。他每次都应一声嗯，像应别的事一样。
他在坚尼街进了地铁站，坐到皇后区换七号线。换车的站台上站着两个巡警，一个在看站牌，一个背着手往这边看。华龄儿没有改步子，照样往前走，走过他们，走到站台另一头，上了最后一节车厢。车厢里人不多，一个抱着购物袋的女人看了他一眼，把袋子往自己膝盖上挪了挪。他靠着门站着，额前的头发垂下来，正好挡住半边眼睛，他也懒得去拨，从头发的缝里看窗外。
七号线一路都在高架上跑，窗外是一排排矮房子的屋顶、晾衣绳和招牌，太阳照进车厢，晃得人睁不开眼。他一直没有坐，每到一站，看一眼站台上的人，再看一眼对面那扇门。高架上的车厢跑不了人，门一关，就只能等下一站。
那半个橙子他一直揣在夹克口袋里，坐到一半才想起来，拿出来剥了，一瓣一瓣吃完，皮捏成一团，下车时扔进了站台的垃圾桶。
郑家的店在一条斜街上，门面只有一间，招牌是红底白字，“郑记”两个字下面是一行英文，写着中餐外卖。前头一个柜台、两张小方桌，后面就是厨房。他在街对面的报摊站了一刻钟，看清了：这个钟点午饭的人散了，晚饭还早，店里没有客人；后门开在旁边的窄巷里，巷子通向另一条街；街口有一部公用电话，离店门二十来步。
从报摊这边望过去，玻璃门上贴着菜单，红纸已经晒成了粉色，菜单后面能看见柜台那头的女人，低着头，手一直在动。他把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又拿出来对了一遍门牌，折好放回口袋，右手在口袋里碰了碰那把折刀，卡榫还是松的，他用拇指压住，过了街。
他推门进去，门上的铃铛响了一下。
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四十来岁，头发用一个黑发夹别在脑后，正在叠外卖单子。她抬头看见他，叠单子的手停住了，脸上那点招呼客人的笑还没出来，就收了回去。靠墙那张小桌上有个男孩在写作业，十来岁，铅笔夹在耳朵后面，一张英文练习纸上画满了格子。华龄儿扫了一眼，格子里是一个个单词，有几个他认得，在街牌上、货单上见过，更多的他不认得，男孩写得一笔一画，比他写得好。
女人朝后面喊了一声，喊的是福州话。
老郑从厨房出来，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他比华龄儿想的矮，背有点驼，围裙上一片片油渍，手背上有几块炒锅烫出的旧疤，指节上还沾着包云吞的面粉。他认得华龄儿，没有问是谁派来的，先去倒了一杯茶，放在小方桌上。
“坐，坐。这礼拜生意差，房东又来催……”
华龄儿没坐，也没碰那杯茶。老郑说了很多。说上个月冷气坏了，修了四百；说儿子学校要交钱；说那天晚上手气太背，本来只想玩两把。他一边说一边拉开柜台底下的抽屉，把钞票一沓一沓拿出来，又进厨房，从米缸里摸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掀开盖子，把里面卷着的钱也倒出来。他把钱码在柜台上，数了一遍，数到后来声音越来越低。一共一千一百四十块。
“不够。”华龄儿说。
“月底，月底一定……”
华龄儿伸手抓住他的左手腕，把那只手按在柜台上，五根手指压平。老郑没有挣，整个人僵在那里，只有喉结动了一下。柜台那头，女人把一叠外卖单子攥皱了。靠墙那张桌上，男孩的铅笔停在半空，没再落下去。
那只手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手腕上戴着一块镀金的表，表带松，滑到了腕骨下面，表面上有一道划痕。
“表。”
老郑愣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腕。“这个……结婚那年买的，不值什么钱……”
华龄儿看着他，没有再说第二遍。老郑用右手去解表扣，解了两次才解开。华龄儿接过来，掂了掂，放进口袋。他又按着那只手停了几秒，看着那几块烫疤，看着指节上没擦干净的面粉。手指断了，怎么炒菜。他想起梁叔说这句话时嚼着橙子的样子。
他松开了手。老郑把手缩回去，揣在围裙底下，不停地搓。华龄儿把柜台上的钱拢起来，对折，塞进夹克内袋，拉上拉链。
“剩下的，月底。”
“是，是，月底。”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这三天别开门。脸上贴块纱布。有人问，就说是让人打的。”
老郑张着嘴看他，像是没听明白。女人先反应过来，在柜台后面用力点了点头。
门上的铃铛又响了一下。他没有马上走，在街口那部公用电话旁边站着，装作翻电话簿。过了几分钟，郑记门上那块“营业”的牌子翻了过去，女人出来，踮着脚把卷闸门拉下来一半，又回头往街两边看了看，弯腰钻了进去。
他这才往车站走。钱贴着胸口，表在裤兜里，隔着布一下一下地走，走得比他的步子快。回程的车上人多起来，他还是站在门边。梁叔会不会派人去看，什么时候去，派谁去，他一样一样想过去：祥哥懒，不会亲自跑皇后区；阿坚嘴不严，派他去，郑家的女人一哭，他就什么都信了。三天以后老郑开门，脸上贴着纱布，街上的人看见了，就算有人起疑，也说不出什么。他把这些想完，车已经进了隧道，窗玻璃黑下来，映出满车厢的人，他没有去找自己在哪一块玻璃上。
回到华埠，天已经黑了。赵六在老地方摆摊，看见他从地铁口上来，隔着半条街就抬起下巴：“搞掂啦？”
华龄儿没停，经过折叠桌的时候点了一下头。
“那么快？”赵六在后面说，“我还以为你要去一整天啊。”
梁叔还在楼上那间小房间，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在放香港的新闻。华龄儿把钱和表放在写字台上。梁叔把眼镜拉下来，舔了一下拇指，把钞票捻了一遍，捻得很快，捻完把钱整整齐齐码好，用橡皮筋箍上。
“一千一。”
“一千一百四。剩下的月底。”
梁叔嗯了一声，拿起那块表，翻过来看看背面，又拧了几圈发条，贴到耳朵边上听。表在他耳边走着，他眯着眼睛听了一会儿，好像在听什么很远的声音。
“人呢？”
“打了，脸上。”
“哦。”
梁叔把表放下，朝他伸出一只手。“手给我看看。”
华龄儿把右手递过去。梁叔托着那只手，翻过来，又翻回去，拇指慢慢抚过他的指节。指节上干干净净，没有破皮，没有红肿，只有左手那几道上个月留下的白印，跟今天没有关系。梁叔看得很仔细，像在看一张借据上的签名。
房间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关公像底下的香烧短了一截，灰弯下来，还没断。
梁叔拍了拍他的手背，松开了。
“小孩子的手，干净一点也好。”他笑着说，拉开写字台左边的抽屉，把那块表放了进去。抽屉里已经躺着十几块表，金的，钢的，皮带的，有的还在走，有的早停了，一块挨一块，像店里的货。梁叔把抽屉推上，从另一边抽出一张五十块，放在桌上。
“辛苦你啦。下个月月底，你再跑一趟，剩下的拿回来，顺便看看老郑的脸好了没有。”
华龄儿把五十块拿起来，折了一折。
“搞掂了就早点去睡，”梁叔已经把眼镜推回额头，转过去看电视，“这几天街上不太平，别到处走。”
他下了楼，从餐馆后门出去。街口的报摊正在收，他用那张五十块买了一包烟，找回来的零钱塞进口袋，摸到了那个压扁的旧烟盒，里面那支烟已经软得不成样子，烟丝漏了一口袋底。他把新烟盒放进内袋，旧的那个没扔，换到了另一边口袋里。
路口那盏新换的路灯白得刺眼。他在灯底下停了一下，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又翻过来，看了看指节。
什么也没有。他把手揣回去，走进了路灯照不到的那一段。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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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第 5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