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二个礼拜，阿尔瓦雷斯把十二年级的学生一个一个叫进办公室。轮到燕伯是礼拜二下午的最后一节，她桌上堆着一摞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用马克笔写着一个名字。她把写着Jan的那一个推过来，说里面是申请大学要用的东西，考试的日子，各种表格，截止的时间，还有几所学校的介绍，叫他回去慢慢看，看完了，十月底以前，再跟她讲讲想去哪里之类的。燕伯接过信封，放在膝盖上，等着她说完。
“你父母对你申请大学有什么想法？”阿尔瓦雷斯问。
燕伯想了想，说：“我父亲会出钱。”
阿尔瓦雷斯看了他好一会儿，拿笔在桌面上点了两下。“钱是一回事，”她说，“你自己想去哪里是另一回事。”
“我还没有想好。”
“那就去想。” 她把笔放下，冲他笑了一下，“想好了来告诉我。”
走廊上的人都拿着一样的牛皮纸信封，有的人当场就拆开了，站在储物柜前面一张一张地翻，有的人把信封卷成一个筒，到处找别人的脑袋敲。德韦恩把他那个信封夹在胳膊底下，靠在柜门上跟人说他要去打篮球，哪个学校要他，他就去哪个学校，说着说着看见了燕伯，就冲他抬了抬下巴。
“你呢？想去哪里？”
“不知道。” 燕伯说。
“你们德国人，” 德韦恩说，“是不是都要回德国去念？”
燕伯开柜门的手停了一下，钥匙还插在锁上。“也许吧。”
德韦恩就笑了，拿信封在他的柜门上拍了一下：“那你还填这些干什么？”
燕伯也没有答，只是把信封塞进书包，又把柜门关上了，关得比平常重了一点。
信封他拿回家才拆开。考试的报名表，几所州立大学的小册子，一张印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哪一天考试，哪一天截止，都用黑框框了起来。
夹在最后面的是半张淡黄色的纸，比别的都小，复印得有点歪，上面只有几行字：给同性恋的，和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的青少年，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有个聊天会，到时候会提供饮料，不用登记，也不用说名字。底下是一个西十三街的门牌号，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燕伯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他真的不知道这些纸是怎么来的，是每个人的信封里都夹了一张？还是阿尔瓦雷斯拿笔点着桌子想了一会儿，单单塞进了他这一个？
他想起她问他父母的时候，看了他好一会儿，可是那一会儿她的眼神里有什么，他又想不起来了。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他，康纳喊过他纳粹，喊过他Q-tip，这一类的词倒是一回也没有喊过。他把那张纸叠起来，夹进化学课本里，过了一会儿又抽出来，塞回了信封的最里面。
礼拜四放学，他没有回家，在德兰西街坐上F线，坐到十四街下了车，从第六大道往西走，拐进了十三街。那栋楼他远远地就看见了，红砖的，很旧，门口有几级台阶，窗户又高又窄，一看就知道原先是一所学校。他把帽檐往下拉了拉，在街对面一个楼门口站住了，看了一眼手表，差五分才到四点。
楼门口有两个人在发传单，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女人，女人手里还拿着一本黑皮的圣经。有人从台阶上下来，那个男人就迎上去把传单往人家手里塞，人家不接，他就跟着走两步，嘴里一直说着什么。燕伯离得远，听不清他说的话，只看得清传单最上面印着一个大写的词，是悔改。
四点过了，陆陆续续有人进去。有一个女孩子，剃着很短的头发，背着一个比她人还宽的书包，低着头快步上了台阶，传单递到她面前，她连看也没有看。有一个瘦瘦的男孩子，在台阶底下站了很久，转身走了，走到街角又转回来，才推门进去。燕伯站在对面，看着那扇门开了又关上，关上又开了，他的手一直揣在裤子口袋里，口袋里什么也没有。
四点十几分的时候，两个男孩子从第七大道那头走了过来。看上去跟他差不多大，一个黑人，一个是瘦高的白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到台阶底下，那个女人把一张传单递过去，白人男孩接了，看也没看就塞进了黑人男孩的外套口袋里，两个人都笑了，手也没有松开，就这样上了台阶，推门进去了。门关上之前，里面有一阵音乐漏了出来，很快又没有了。
拿圣经的那个女人大概早就看见他了。她隔着马路朝这边望了两回，第三回，她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等一辆出租车开过去，就穿过马路走了过来。她五十来岁，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脸上一直带着笑，走到燕伯面前，把一张传单递给他。
“孩子，你还来得及。” 她说，“上帝爱你，不管你做过什么。”
燕伯没有接。她又往前递了递，眼睛往对面那扇门那边斜了一下。
“你是在等着进去吗？”
“我在等人。” 燕伯说。
女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对面那扇门，好像不太信他说的，可还是笑着点了点头，把传单塞进了他胸前的衬衫口袋里。“那我替你祷告。” 她说完，转身又过马路回去了。燕伯低头看着口袋里露出来的那一截白纸，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抽出来，揉成一团，捏在手心里。
燕伯在那里站了二十分钟，一步也没有往前走。手表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对面的门开了三回，又关了三回。
他不觉得自己喜欢男人。他也没有喜欢过谁，女孩子没有，男孩子也没有，这件事他从来用不着去想。
可是八月初那天晚上，在四楼门口，灯灭了以后，他拉着华龄儿的手腕，一直没有松开，从那以后，每一回等门，等的东西就跟原来不一样了。从前华龄儿夜里回来，他在半睡半醒里听见锁舌弹开的声音，翻个身就又睡着了。现在他不睡，他躺在床上听，听楼门响，听脚步声从一楼上到三楼，到三楼和四楼中间那段黑的地方慢下来，听钥匙插进锁眼，门开了又关上，听那两只鞋一只一只地摆好，然后才闭上眼睛。有时候脚步声到三楼就停了，是三楼那家打麻将的散了局，他就接着等下一阵。他也说不清自己在等什么，等到了，心里那一点东西也没有放下去，反倒提了起来，一直提到天亮。
他要是过了马路，推开那扇门，里面的人大概会递给他一杯饮料，不问他的名字，也不问他是哪里人。
然后呢？他要讲什么呢？讲他家里住着一个人，那个人睡在沙发上，鞋尖朝着门，夜里出门以前会说一声天亮以前回来。这些话他讲不出来，一讲出来，这件事就成了一件可以讲给人听的事，有了名字，跟那张淡黄色的纸上印的那几个字一样。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揣了回去，过了马路，没有往那扇门走，往东去了。
他没有坐地铁，顺着百老汇一直往南走。天还亮着，九月的太阳斜斜地照在楼的西面，下班的人从地铁口一股一股地涌出来，街边的报摊上挂着当天的报纸，头版上还是总统的事，独立检察官的那份报告上礼拜登出来了，一个小报的标题大得占了半个版面。燕伯一路走，一路也没有看清那些字。走到休斯顿街的路口，他才想起手心里还捏着那团纸，纸已经让汗浸软了。他把它扔进了街角那只铁丝垃圾筐，扔进去以后，又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看它卡在一只咖啡纸杯和一张报纸中间，才接着往前走。过了休斯顿街，两边都是苏荷那些铺子，橱窗里的模特穿着黑衣服，一个一个站得笔直，脸上没有五官。他就这样一直往南走，走到坚尼街，往东拐了。
他答应过华龄儿不来坚尼街，这句承诺他只打破过一回，是七月四号那天晚上，但是今天走着走着，双腿又不自觉地拐过来了。坚尼街上还是那么挤，卖手袋的，卖手表的，卖墨镜的，摊子一直摆到人行道的边上。他压着帽檐，贴着楼边走，走到包厘街的路口，红灯亮着，他停了下来，抬起头，就看见了华龄儿。
华龄儿站在路口对面，胳膊底下夹着那卷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也正在等灯。他先看见的大概是那顶帽子，又看见了帽子底下露出来的一点头发，眉头就皱了起来。灯一绿，他就走过来了，走到燕伯面前站住，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遍。
“你怎么在这里？”
“路过。” 燕伯说。
“从哪里路过？”
燕伯顿了一下。“图书馆。”
华龄儿往他来的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是西边，百老汇那边，又回头往东边看了一眼，东百老汇在那边。“图书馆在那边。”他说。
“不是那一家。”
华龄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燕伯没有躲，也没有再说什么，那张淡黄色的纸还夹在家里那个信封的最里面，并不在他身上，那张传单也早就扔进了休斯顿街口的垃圾筐，可他还是觉得有一张纸就揣在胸前的口袋里，隔着衬衫都看得见。
“又是图书馆。”华龄儿说。
他倒也没有往下问，只是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侧过身子，拿下巴往北边点了一下。
“坚尼街你别走。走包厘街。”
两个人就沿着包厘街往北走。华龄儿走在靠马路的那一边，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走过一家卖灯具的铺子，橱窗里几十盏灯一起亮着，照得人行道上白花花的一片。到了德兰西街，华龄儿才停下来。
“我今晚要晚一点，”他说，“牌局散了才过来。”
“好。” 燕伯说，“门链...算了，你知道的。”
华龄儿点点头，转身往回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冲他把帽檐的方向指了一下，意思是压低一点。燕伯把帽檐往下压了压，等他走远了，才转身回家。
那天夜里他照旧没有睡。快四点的时候，楼门响了，脚步声上来，一楼，二楼，三楼，到了三楼和四楼中间那一段，慢了下来，像是在一级一级地摸着走。钥匙插进锁眼里，转了一下，门开了，随后又轻轻地关上了，两只鞋一只一只地摆在门边。燕伯躺在黑暗里，静静听着，一直听到客厅里的沙发轻轻响了一声，才又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华龄儿还睡着，侧着身子，脸朝着门，一只手伸在沙发垫底下，那卷外套压在胳膊底下，他的头发好像又长了一些，刘海全掉下来，盖住了半边眼睛。眉骨上那道疤已经淡成了浅浅的粉色，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燕伯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一会儿，看到他睫毛底下那一小片青乌，看到他睡着了嘴角也是抿着的，看到华龄儿的手指在沙发垫底下动了一下，燕伯才有些刻意地挪开眼睛，轻手轻脚地进了厨房。
他喝了一杯水，把餐桌上那个牛皮纸信封装进书包，信封最里面那张淡黄色的纸还在原来的地方，他没有拿出来，也没有扔。
出门的时候燕伯把门轻轻带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转得很慢，好像怕出了一声响，就会把沙发上的人吵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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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第 4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