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姨的名字是华龄儿自己写进簿子里的。八月底的一个晚上，她在牌桌上输了四百六，当场拿不出来，梁叔叫人给她记上，华龄儿就在簿子上写了一个陈字，后面跟着输的钱—“460”，又在数字后面画了一个圈。三个礼拜过去了，那个圈还在那里。那天祥哥站在写字台旁边，随口说了一句他去一趟，梁叔剥着橙子，头也没有抬。
“女人家，阿祥你去不好看。” 梁叔说，“叫阿华去。”
祥哥收账是什么样子，华龄儿见过。祥哥不进门，就站在楼道里，把门敲得整栋楼都听得见，等人开了门，他先不讲钱，只往屋里看，看墙上挂的照片，看桌上摆的饭，还看床底下露出来的那只箱子，一样一样地都看过去，看完了才讲，讲得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第二天，那家人就会把钱凑出来。梁叔说女人家不好看，华龄儿知道他的意思，祥哥去了，整条街都会知道陈姨欠了梁叔的钱，以后谁还敢跟她坐一张牌桌。
九月十九号是礼拜六，下午两点多，华龄儿去了陈姨住的地方。那是东百老汇后面的一条小街，一栋六层的旧楼，楼门口有几级石头台阶，台阶边上的铁栏杆漆都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红褐色的锈。他按了按五楼的门铃，按了两回，都没有人应，一个提着菜篮子出来的阿婆在门口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他两眼。
“找陈姨啊？”阿婆说，“她礼拜六也要去衣厂赶货，五点才回来呢。”
华龄儿说了一声多谢，也没有走，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把那卷外套放在膝盖上。
六月七号那个礼拜天，他也是这样坐着的。那天中午，他上了燕伯那栋楼，走到四楼，敲了一下门，里面没有人应。钥匙就在他口袋里，他掏出来，看了一会儿，又放了回去。他下了楼，在楼门口的台阶上坐下，往西边看看，又往东边看看，跟在坚尼街上守摊子的时候一样。街上过去了几辆车，洗衣店的门开了又关，坐了一个钟头，燕伯没有回来，他就走了。
街对面有个男人在修自行车，把车倒过来架在地上，一圈一圈地转着轮子。华龄儿就看着那个轮子转，看它转慢了，那个男人就伸手再拨一下，又转起来。太阳从楼顶上慢慢挪过去，台阶上的影子越拉越长，有人从楼里出来，看看他，从他身边绕了过去。提菜篮子的那个阿婆买菜回来，在台阶底下站住了，用福州话问他：“你是她什么人？”
“认识的人。” 华龄儿说。
阿婆又看了他一会儿，打量了眼他膝盖上那卷外套，又往上瞅了瞅他额前那绺刘海，嘴里嘀咕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就扶着栏杆慢慢上楼去了。他一直坐到快五点，才看见陈姨从街口拐了过来。
陈姨五十出头，个子小小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还戴着那副蓝布袖套，一只手拎着一袋青菜，一只手拎着一小袋鱼丸。她看见台阶上的人，脚步停了一下，又走过来，走到台阶底下，抬头看着他，看了一会儿。他还没有开口，看她那个样子，倒像是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了。
“阿华。” 她说的是福州话，“上来坐，上来坐。”
陈姨住的那间屋子只有一扇窗，对着天井，白天也要开灯。屋里摆着一张双层床、一张折叠桌，墙角还放着一台缝纫机，上面堆着剪好的布片，是从衣厂拿回来晚上做的。墙上挂着福州同乡会送的月历，月历底下一张小供桌，供着一尊白瓷的观音，香炉里插着三根烧完了的香脚。陈姨让他坐，给他倒了一杯茶，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串光饼。
那串光饼用红绳子穿着，一个一个中间都有一个小孔，陈姨从绳子上掰下两个，放在他面前。
“是...东百老汇那家福州人开的饼铺烤的。”她说，“跟家里的也差不多。”
华龄儿拿起一个，咬了一口。饼很硬，但是越嚼越香，芝麻粘在牙上。
陈姨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他吃，看了一会儿，眉头就慢慢皱起来了。
“你又瘦了。” 她说，“脸都尖了。是不是又一天只吃一顿？”
“没有。”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 陈姨说，“问你饿不饿，你讲不饿，但是只要饭端到面前，你三口就扒完了。”
她讲的是他刚回唐人街那年冬天。他那时候其实也不小了，十六岁，可是在陈姨嘴里，好像他一直就只有那么高。
“你是哪个村的？”她问。
华龄儿没有答，只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嚼那块饼。陈姨等了一会儿，见他不出声，也就不再问了，自己慢慢讲起来。她讲她是福清人，出来已经九年了，男人呢，在餐馆做厨房，要到礼拜一才休息，两个孩子都留在乡下，跟着阿嬷，大的那个今年读初中了。她讲现在村里起了好多新楼，四层的，五层的，外面都贴着白瓷砖，屋顶上还盖个小亭子，全是拿美国寄回去的钱起的，一家比一家高。
“起好了，也没有人住。”她说，“年轻的都出来了，剩下老不死的，一个人守着一栋楼，晚上就留一盏灯。”
她讲着讲着，又讲到了自己那四百六。
“我本来是不赌的。” 她说，“八月里大的那个写信来，说是要交补习的钱，我男人那个月的钱已经寄回去起楼了，我一时凑不出来。有人叫我去打两圈，讲手气好的话，一晚上就赢回来了。”
讲到这里，她自己先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头一晚是赢了，赢了八十块。”她说，“第二晚就输了四百六。你也是知道的嘛，梁叔那里，哪里有人赢得走的。”
华龄儿没有接这句话，那一桌的账是他对的，谁输谁赢，他比谁都清楚。
她给他添了茶，又讲起坐船的事。她讲九三年夏天，皇后区海边搁了一条船，一船都是福州人，天还没有亮，船上的人往海里跳，往岸上游，有人不会游，就淹死在水里，报纸上登了好几天。
“那年你刚来第二年吧？”她说。
华龄儿还是没有答，只是把茶杯往手里拢了拢。九三年夏天他在外州那家餐馆的后厨洗碗，那件事，他倒是从来没有听人讲过。
“坐船的事，真是讲不得。” 陈姨叹了一口气，眼睛看着那尊观音，“你阿妈那时候也是坐的船，她留下的那个铁盒子，还是老林带出来的——”
她的话到这里就断了，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天井对面那家的收音机在放闽剧，咿咿呀呀的声音隔着窗户传过来。陈姨的脸色变了，变得很快，她站起来，又坐下，两只手在袖套上来回地擦。
“我讲错了。”她说，“讲的是别人家的事，我讲混了。人老了，嘴巴就乱讲，阿华你不要听啊。就当没听过，没听过。”
华龄儿看着她。他手里还拿着那块咬了一半的光饼，芝麻掉在裤子上，他也没有去拍。
华龄儿把那半块饼慢慢放低了一点。
“...什么铁盒？” 他问。他说的是普通话。
“没有什么铁盒。” 陈姨说，“没有，你听错了。”
她站起来，走到供桌那边，从观音像后面摸出一个信封，打开，把里面的钱倒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两遍，是两百八，她把钱推到他面前。
“我所有的钱，就这么多了。” 她说，“剩下的...下个礼拜，你宽我几天，下个礼拜一定补上。”
她的手一直在抖，数钱的时候抖，推钱的时候也抖，推完了，就把两只手藏到了桌子底下。
华龄儿没有去拿那些钱。他坐在那里，看着桌上那一小沓钞票，有新的，也有揉得软塌塌的旧票子，看了很久，才把那块光饼放回碟子里，站起来，把外套夹到胳膊底下。
“钱你收起来吧。”他说。
陈姨愣住了，抬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又叫了他一声：“阿华——”
他已经开了门，下楼去了。
他走到街上，天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他在街角站了一会儿，才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摸出那只塑料皮夹，里面夹着这几个礼拜卖卡分到的钱，他一张一张地数出四百六，单独折好，放进了另一边的口袋。
那天夜里散了局，他坐在折叠桌边上对账，对到陈字那一行，他把那四百六放进了钱箱里，在那个画了圈的数字后面写了一个清字。写完了，他又看了一会儿那个字，才翻到下一页去。赵六在旁边数筹码，斜着眼睛瞟了一眼。
“收到了？”赵六问。
“收到了。”
赵六就笑起来了。“还是阿华有本事。” 他说，“女人家的钱最难收，哭起来没完没了，阿祥去了都没有用。”
华龄儿没有抬头，把那一页压平了，接着往下对。
从牌局出来已经快三点了，他没有往燕伯那边走，先往东百老汇拐了一下。鱼铺早就落了铁闸，闸门底下漏出一线水，在路灯底下亮亮的，一股腥味。两部公用电话在杂货铺的外墙上挂着，那根缠着胶布的听筒线垂下来，在风里轻轻地晃。他白天坐的那只塑料筐也翻过来扣在了墙角，上面压着半块砖头。他站在电话旁边，看着鱼铺那道铁闸，站了很久，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辆垃圾车从街口慢慢开过去，后面跟着一股酸味。
梁叔说福建那边托的人还在问，说了六年，每一回都是这几个字，还在问。
老林在这条街上杀鱼也有两三年了，就在那两部电话的斜对面，每个礼拜天中午过来买一张卡。这条街上的事，传到梁叔耳朵里，从来都不会过夜的。
他把手伸进外套的里子，摸到左边胸口靠下的那个地方，隔着布按了按，那个布包扁扁的，方方正正，七针的线头在指头底下一个一个地，都数得出来。他按了很久，才把手拿出来，慢慢往燕伯那边走去了。
燕伯楼下的洗衣店早就关了门。他上了楼，四楼门口那只灯泡照旧亮着，他开了门，门链没有挂上，厨房的灯还留着，卧室的门开着一道缝，里面没有声音。他脱了鞋，一只一只摆好，鞋尖朝着门，在沙发上躺下来，把那卷外套压在胳膊底下。
卧室里的床响了一声，是燕伯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又响了一声。
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一块从厨房透过来的光。防火梯外面起了一点风，窗框轻轻地响。他想起陈姨那两只藏到桌子底下的手，想起老林蹲在塑料筐前面，眼角那片亮亮的鱼鳞，想起梁叔把半个橙子推过来，说你记账，我放心。
这些东西他一样一样地摆出来，摆在一起，又一样一样地收回去，收到最后，天花板上那块光已经发白了，华龄儿还是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上燕伯起来，在厨房里烧水，背对着他问：“昨天忙到几点？”
“三点多。” 华龄儿坐在沙发上叠毯子。
“事情顺利吗？”
“顺利。”
燕伯也就没有再问。水壶在灶上慢慢响起来，他把两只杯子从碗架上拿下来，又随口说了一句：“我上午要把衣服拎到楼下去洗，你有没有要洗的？”
“没有。”
“晚上过来吗？”
“过来。”
燕伯一只杯子倒了热水，推到他这边，杯底那几个气泡在水底下亮了一下。
华龄儿把毯子叠好，放在扶手上，又把那卷外套从沙发上拿起来，左边胸口那一块朝里卷进去，卷在最里面，才放到毯子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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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第 4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