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酒过后的那个礼拜一，华龄儿一早就让祥哥叫上了楼。梁叔照样坐在写字台后面剥橙子，橙皮一圈一圈地垂下来，一次也没有断。八月里楼上闷，窗户只推开一道缝，电扇对着关公像吹，香灰让风吹得在香炉边上落了一小圈。
写字台上摆着三样东西。一只鞋盒，盖子掀开着，里面码着一沓一沓的电话卡，用橡皮筋箍着；一块从香烟纸箱上撕下来的硬纸板，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家杂货铺的名字和门牌号；还有一本蓝皮的练习簿，封面上什么也没有写，边角已经卷起来了。梁叔把橙子掰成两半，照旧推过来一半，等华龄儿接过后，才一样一样地跟他讲。
卡以后不放在坚尼街的摊子上卖了，东百老汇那边有一家杂货铺，门口挂着两部公用电话，他就坐在那里卖。纸板上那几家铺子，每个礼拜二、礼拜五送烟过去，是从南边几个州拉上来、没有贴□□的万宝路，还有几箱红双喜，钱当场收，不赊。那本簿子是牌局的。牌局停了三个月，七月底才换了个地方重新开起来，在哪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梁叔说以后每天夜里散了局，台面上的数由他来对，谁输了多少，谁借了多少，一笔一笔记上，天亮以前都要一一拿过来对账。
“这些本来是阿顺的活儿。” 梁叔说，“阿顺下个月要上庭咯，警察盯着他，他手上不能再有东西。赵六嘛，赵六手脚太快。”他嚼着橙子，眼镜推在额头上，“你记账，我放心。”
华龄儿说好。梁叔又说长乐仔以后跟着你，鱼铺放了工就叫他过来，帮你看着点，华龄儿又说好。梁叔看着他，眼睛里带着一点笑，跟礼拜六晚上隔着两张桌子看他的时候一样，可是那天晚上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只是把剩下的半个橙子也推了过来。
那天下午，梁叔叫他把簿子先拿到亨利街去。亨利街那间衣厂在一栋五层的旧楼里，一楼是卖干货的铺子，二楼、三楼车衣，缝纫机的声音从窗户里一直传到街上。四楼楼梯口有一间小房，门上挂着一把新锁，钥匙梁叔也给了他一把。他上楼的时候经过三楼车间，门开着，靠门那台缝纫机后面坐着陈姨，戴着一副蓝布袖套，低着头踩车，抬头看见是华龄儿，愣了一下，冲他点了点头，又低下头去了。他刚回唐人街那年冬天，陈姨给他补过一回外套的袖口，后来在街上碰见，有时候往他手里塞一个光饼。
小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只铁皮柜，柜子里码着十几本蓝皮簿子，跟他手里这本一模一样。他把簿子放进去，锁好柜子下楼，看见赵六站在楼门口抽烟，仰着头看这栋楼，跟旁边的人说，这栋楼的业主是个老头，梁叔托人去问过两回，他就是不肯卖，说卖给谁都行，就是不卖给梁叔的人。赵六吐了一口烟，说梁叔听了也不生气，只讲了一句，迟早的事咯。
东百老汇那两部公用电话挂在杂货铺的外墙上，其中一部的听筒线让人扯断过，用胶布缠着。华龄儿每天中午以后就坐在杂货铺门口的一只塑料筐上，鞋盒搁在膝盖上，那卷外套夹在胳膊底下。坚尼街上什么人都有，这里买卡的却差不多全是福州人，餐馆里洗碗的，衣厂里踩车的，刚下了船连一句广东话也说不清的，买了卡也不走远，就站在旁边那部电话跟前打，一边拨号一边看卡背面那一长串数字，拨错了，又从头拨。
他们讲的都是福州话，讲得很大声，好像声音大一点，电话那一头就能离得近一点。华龄儿坐在两步以外，用不着去听，那些话也一句一句地钻进了耳朵里。有人报乡名，长乐的，福清的，亭江的，琅岐的；有人报数目，说蛇头那边还欠两万八，说这个月寄回去八百，叫阿爸先把利息还上；有人说起屋的钱凑齐了，第三层可以盖了；也有人什么都没有讲，只叫了一声阿妈，就对着话筒哭起来。这些话他每一句都听得懂。他到这边六年多，福州话讲得越来越少，除了跟长乐仔讲几句要紧的，平常很少开口，听却还是听得懂的，一个字也没有落下。
卡里有一半是假的。赵六进货的时候就知道，好的坏的混在一起卖，坏的那些卡面上照样印着能打九十分钟，拨通了讲上四五分钟，线就断了，再拨，电话里的女人就说卡里没有钱了。梁叔的规矩是卖出去的不退，因为退一张，明天就会有一百个人拿着卡来退。
八月中旬有一天，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拿着卡回来了。他说他刚才打回长乐，他阿妈才接起来，讲了不到五分钟就断了，他阿妈还在那边喂喂地叫。他把卡往鞋盒里一拍，要华龄儿退他十块钱。华龄儿说卖出去的不退。男人又说了一遍，声音高了起来，旁边打电话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华龄儿还是那一句。男人伸手就去抢鞋盒，长乐仔从旁边扑上去拦，让他一把搡开了，后背撞在电话机上，听筒掉下来，吊在线上晃来晃去。
华龄儿站起来，一把攥住男人的手腕，往电话机的铁壳子上一按。他用的劲并不大，可是按的地方对，男人的手指一下子就松开了，鞋盒掉回塑料筐上，卡撒了一地。男人没有再动，只是看着他，看他的脸，看他攥着人家手腕的那只手，看了很久。华龄儿认得这种眼神，他刚到梁叔那里的时候，看祥哥那些人，也是这样看的。
他松开手，男人捡起自己那张卡走了，走到街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长乐仔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捡卡，咳了两声，抬起头问他，阿华哥，他要是再来怎么办。华龄儿说他不会再来了。长乐仔就笑了，笑得很高兴，好像华龄儿刚刚替他打赢了一场架。
那天夜里散了局，华龄儿坐在牌桌后面的折叠桌边上对账。簿子上每一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数，数字后面画了圈的，就是这个礼拜要还的。梁叔说过，你在簿子上记一笔，阿祥就去收一笔。他一笔一笔地往下写，写到一个认得的名字，是以前在坚尼街上跟他买过录像带的一个厨子，欠了一千四，笔尖在那个数字上停了一下，还是写上了，又在后面画了一个圈。
鱼铺在电话斜对面，隔着一条街。铺子里有个杀鱼的，大家叫他老林，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腰上系一条黑胶皮围裙，右手少了两根手指，剩下的三根杀起鱼来却比谁都快。他每个礼拜天中午过来买一张卡，打回福清乡下，每回都打得很短，讲的也总是那几句，问家里的屋顶漏不漏，问谁的腿好些了没有。可是打完了，他并不马上走，常常就站在电话旁边，点一支烟，看着华龄儿。
华龄儿知道他在看。从他坐到这只塑料筐上的头一天起，老林每天收了工从电话跟前经过，都要停一停，礼拜天买卡的时候更是这样，看他的脸，看他的眉毛，看得很仔细，一直看到华龄儿抬起眼睛，他才把头转开。
八月二十三号是个礼拜天，老林打完了电话，没有点烟，走到塑料筐跟前蹲了下来，鱼腥味一下子就扑了过来。他用福州话问：“你阿妈是不是姓陈？”
华龄儿没有出声。老林等了一会儿，又往前凑了凑。
“你家是不是连江那边的？”他问，声音压得很低，“海边的？”
华龄儿看着他。老林的眼睛有点红，眼角的纹路里还沾着一片鱼鳞，亮亮的。华龄儿用普通话说，不知道。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夹在胳膊底下的那卷外套让他往身上压紧了，那只手隔着布按在左边胸口那一块，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
老林看着他那只手，嘴唇动了动，好像还有一个地名就在嘴边上，到底也没有说出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嘴里说了两句没事，没事，就过街回了鱼铺。华龄儿坐在那里，看着他拿起刀，一刀把一条鱼的头剁了下来。
傍晚收了摊，他往燕伯那边走，经过勿街口那家烧腊店，在玻璃柜前面停下了。柜子里挂着烧鸭和叉烧，剁肉的师傅抬头看他，他说两盒叉烧饭，一盒多放汁。
六月里那三天，他也是在这里买的。那三天他睡在阿坚那里，最靠门的那张铺，每天收了工过来，自己掏钱买吃的。礼拜五那盒是叉烧饭，又配了一瓶燕伯爱喝的豆奶。礼拜六早上他站在街对面的门洞里，等燕伯拐过街角去买面包，才上了楼，前一天那袋已经馊了，他拎走，换了一盒白粥放下，下楼的时候，燕伯还没有回来。礼拜天傍晚他又来了，站在四楼门口，听见门里有人，椅子在地上挪了一下，又没有声音了。他抬起手，停在门板前面，过了一会儿，又放了下来，把袋子靠着门框放好，就下楼了。
那句话出口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得不对。可是他不会讲对不起，讲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他拿得出来的，只有一盒热饭，放在门口，吃不吃，由人家。
师傅把两个饭盒装进塑料袋，打了个结，递了过来。华龄儿付了钱，拎着走了。
燕伯楼下的洗衣店还亮着灯，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叠衣服。他上了楼，三楼和四楼中间那一段照旧黑着，拐过去，四楼门口那只新灯泡亮得发白。他开了门，燕伯坐在餐桌边上，面前摊着一本书，是学校开的暑假书单上的，抬头看见他，又看见他手里的袋子。
两个人就在餐桌上吃。燕伯先夹了一片叉烧，看了看边上那一圈焦的，才放进嘴里。他问华龄儿今天怎么样，华龄儿说还好，又说卡卖得快，燕伯嗯了一声，没有再问下去。电扇在旁边一下一下地转过来，把塑料袋吹得窸窸窣窣地响。
燕伯说暑期班上完了，最后那次化学考试他考了九十四分，那天在走廊上碰见阿尔瓦雷斯，她又问起他表哥。华龄儿问他怎么讲的，燕伯说还是那一句，他很忙。华龄儿低着头扒饭，扒了两口才说，你表哥是很忙的。燕伯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吃他那盒多放了汁的饭。
吃完了，华龄儿洗了碗，在沙发上坐到快一点钟，才站起来，把那卷外套夹到胳膊底下。“我去拿账本。” 他说，“天亮以前回来。”
燕伯从卧室门口看着他，说：“门链，我就不挂了。”
华龄儿点了一下头，开门出去了。他走到楼下，站在人行道上往上看了一眼，四楼的窗户里，还透着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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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第 4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