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队踢墨西哥那天是个礼拜一，学校已经放假了。比赛下午三点开始，华龄儿两点多就来了，拎着一袋荔枝，说是勿街上刚到的，一块五一磅。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个看球，一个剥荔枝，荔枝壳堆在茶几上的一张报纸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墨西哥先进了一个球。燕伯坐直了，华龄儿看了他一眼，把一颗剥好的荔枝放在他手边的报纸上。到了七十多分钟，克林斯曼扳平了，燕伯一拳砸在沙发扶手上，华龄儿吓了一跳，手里那颗荔枝掉在了地上。快结束的时候比埃尔霍夫又进了一个，二比一，燕伯站起来叫了一声，叫完了才发现华龄儿正抬着头看他，嘴角往上翘着，那是燕伯很少见到的样子。
“你们德国人赢个球，就这样？”
“这是世界杯。”
“世界杯也是踢球。” 华龄儿说，把那颗掉在地上的荔枝捡起来，吹了吹，自己吃了，“下一场跟谁？”
“克罗地亚。礼拜六。”
“礼拜六我没空。” 华龄儿说，“七月四号，河边放烟花，上城下来的人多，赵六要多摆一个摊。”
燕伯说那他自己看。华龄儿嗯了一声，把荔枝核吐在手心里，又把燕伯那份剥好的推过去一点。那天夜里他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再来。可是过了两天，他没有来，又过了两天，也没有来。
七月四号是礼拜六，一早就热，太阳从防火梯的栏杆缝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影子。楼下的街上比平时吵，有人在放小鞭炮，噼啪噼啪的，小孩子尖叫着跑过去。燕伯起来以后，把茶几上那张报纸收了，荔枝壳早就扔了，报纸上还留着一圈一圈干了的水印子。
他把礼拜一要用的东西理了一遍。暑期班礼拜一开课，化学的提高课，在学校三楼的实验室，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阿尔瓦雷斯给他的那张单子上写着要带一本笔记本、一个计算器、一副护目镜，护目镜学校可以借。他把笔记本和计算器放进书包，书包夹层里那叠资料还在，他摸了一下，没有拿出来。
中午他煮了一包面，吃了一半。三点差五分，他开了电视。
比赛在法国的里昂，看台上一大片红白格子，是克罗地亚人。德国队穿的是白衣服，开场以后一直压着打，可是怎么也打不进去。到了四十分钟，德国一个后卫拉倒了对方的前锋，裁判掏出了一张红牌，那个后卫低着头走下场，走得很慢，镜头一直跟着他。上半场补时，克罗地亚进了一个，一比零。
燕伯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中场休息的时候，电视里放广告，放汽车，放啤酒，放国庆节的大减价。他起身去厨房倒水，碗架上倒扣着两只杯子，他拿下自己那只接水，另一只没有动。华龄儿那只已经五天没有人用了，杯口朝下扣着，杯底那圈细小的气泡上落了一层很薄的灰。
下半场德国队少一个人，跑得越来越吃力。八十分钟，克罗地亚又进了一个，二比零。燕伯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动，看着那些穿白衣服的人站在场上，叉着腰，有人蹲了下去。八十五分钟，第三个球进了，三比零，进球的那个人一直跑到场边，张开了双臂，看台上红白格子的那一片全都跳了起来。
解说员说，这大概是这一代德国球员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们太老了。镜头扫过德国队的替补席，那个教练坐着不动，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燕伯看着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坐在客厅里看球的样子，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父亲那时候看德国队的比赛，看到进球，会用德语骂一句粗话，母亲就在厨房里笑。
比赛完了，他关了电视。屋里很安静，楼下的街上还在放鞭炮，一阵一阵的。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进了厨房，把碗架上那两只杯子都拿下来，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一只一只地洗。洗他自己那只的时候很快，洗华龄儿那只的时候，他用手指把杯底那层灰抹掉了，又抹了一遍杯沿，冲干净，用毛巾擦干，两只并排倒扣回碗架上。
他擦干了手，站在厨房里，看着那两只杯子，看了很久。
天黑以后，街上的人都往东边走。燕伯从窗户里看下去，一家一家的人，推着婴儿车的，骑在大人脖子上的小孩，拿着折叠椅的老人，还有一群一群的年轻人，手里拎着啤酒，一路走一路笑，全都是往河边去的。电视里说烟花九点多开始，在河上放，要放二十多分钟。
燕伯没有去河边。他穿上鞋下了楼，出了楼门，往西走。
他跟华龄儿讲过他不去唐人街，坚尼街、勿街、伊丽莎白街都不去。这句话他坚持了两个多月，除了那回去图书馆，他连东百老汇都没有再走过。可是今天晚上，他顺着人群逆着走，往西，往南，一直走到包厘街，再往前就是坚尼街了，他的脚步也没有停。他没有戴那顶帽子，帽子挂在门后面，他出门的时候看见了，没有拿。
坚尼街上的人比平时多得多。上城下来的游客，河边挤不进去的人，还有附近楼里出来乘凉的老人，摇着扇子坐在楼门口。烧腊店的玻璃柜前面排着队，卖烟花爆竹的小贩在街角蹲着，看见警察过来，就把纸箱一合，抱起来就走。燕伯从人缝里往前挤，走到地铁口往东，离赵六的摊子还有半条街，他停住了。
他这时候才想起梁叔那句话。那句话他没有亲耳听见，是华龄儿那天晚上坐在他的沙发上转述的，漏水的地方会找出来，找的人不会先问你是谁的朋友。他站在人堆里，周围全是黑头发，他的头发在路灯底下亮得像一盏灯，走过去的人十个里有三四个要回头看他一眼。一个穿背心的中年男人从烧腊店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油亮的烧鹅，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下，盯着他的脸看，燕伯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梁叔的人，他把手揣进裤子口袋里，往药材铺门口的阴影里退了两步。那个男人看了一会儿，拎着烧鹅走了。
赵六的摊子今天摆得很大，折叠桌拼了两张，上面摆满了录像带和电话卡，还有一堆小国旗和荧光棒，是专门给今晚卖的。赵六站在桌子后面，扯着嗓子喊，喊的是英文，一块钱一根，两块钱三根。阿顺也在，蹲在桌子底下翻纸箱。
华龄儿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塑料筐上，手里拿着一沓钱，正在数。他穿着那件黑色的长袖衫，袖子挽到了手肘，那卷外套就塞在他身后的纸箱上面。一个游客拿着一盒录像带问他价钱，他抬起头说了一句什么，接过钱，找了零，又低下头去数。他的脸在摊子上那盏吊着的灯泡底下看得很清楚，颧骨上那块蹭破的皮已经好了，看不出来了，两只手好好的，指节上没有新的口子，他坐在那里的样子跟燕伯第一次隔着街看见他的时候一样，背挺着，眼睛一会儿往西头看一眼，一会儿往东头看一眼。
他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燕伯站在街对面一家药材铺的门口，看着他。药材铺已经关门了，卷闸门拉下来一半，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头在抽烟，看了燕伯一眼，看了他的头发，又转回去抽烟。
燕伯站在那里，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却并不是松了一口气，他自己也愣住了。他来的这一路，想的是华龄儿会不会出了事，梁叔是不是在查漏水的事，赵六是不是又要扣阿顺的钱，华龄儿是不是让人找上了，五天了，一个人没来，总得有个原因。可是现在华龄儿就坐在那里，好好的，在数钱，在找零，在往两头看，什么事也没有，燕伯看着他，心里先往下沉了一下，那一下沉得很清楚，他想骗自己都骗不过去。
他想起去年十一月那个晚上，华龄儿眉骨和肋下都带着伤，从防火梯上敲他的窗玻璃，那一夜睡在离门最近的地板上，手里握着那把折刀。那天晚上华龄儿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在他这里，什么借口都不用找。还有那天在库房，在防火梯上，在那个门洞里，华龄儿攥着他的手腕，攥得那么紧。只有出了事，华龄儿才会来，才会毫无借口地需要他。华龄儿好好的时候，就坐在坚尼街上，一个礼拜不来，也用不着跟谁说一声。
燕伯站在药材铺的门口，站了很久。他承认了，就在刚才那一下，他是失望的。他宁可看见华龄儿受了伤，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好好地坐在那里，不需要任何人。
这个念头让他觉得突然很冷，在七月的晚上，满街都是人的热气，他却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东边的天上忽然亮了一下，接着是闷闷的一声响，隔着好几条街传过来。坚尼街上的人都抬起头往东看，有人喊了一声，开始了。又亮了一下，红的，又是绿的，一朵一朵地在楼顶上面散开，散开了又落下去，照得街上那些仰着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绿。赵六也抬起了头，阿顺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张着嘴看。
华龄儿没有抬头，他还在数手里那沓钱。燕伯转过身，往回走了，到底也没有过街。
回去的路上，烟花一直在他身后响，一朵接着一朵，把前面的楼照亮了，又暗下去。他走得很快，逆着往河边去的最后一拨人，走过包厘街，走过他自己那条街的街口，推开楼门，摸着黑上了楼。
进了门，他没有开客厅的灯。他听见厨房里那盏灯底下，冰箱在嗡嗡地响。窗户开着，烟花的光从窗外一下一下地照进来，照在沙发上，照在茶几上，照在碗架上那两只刚洗过的杯子上，玻璃一闪，又暗了。
他站在客厅中间，用德语说了一句，说完了才想起来，今天应该说的是另外那一句。他又用那四个广东话的音说了一遍，屋里没有人，没有人回。
他想起华龄儿教他这一句的那天，两个人**地站在三楼和四楼中间那段黑楼梯上，一个念，一个听。那天华龄儿说，没有别的说法。燕伯现在想，他说的大概是真的，进门的时候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一句，屋里有没有人，都只能这么说。
燕伯在沙发上坐下来，坐在华龄儿平常坐的那一头，背靠着扶手，脸朝着门，看着窗外的烟花一直放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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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第 37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