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五那袋饭，燕伯一直没有拿进来。夜里他起来喝水，走过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隔着门板什么也闻不到，可是他知道那个袋子还靠在门框边上。他没有开门，喝完水就回去睡了。
礼拜六早上，楼道里已经有味道了。六月的楼道不透风，晒了一夜的热气闷在楼梯井里，那盒叉烧饭在塑料袋里捂了一个晚上，酸味顺着门缝钻进来，燕伯在厨房里都闻得到。他开门去看，袋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塑料袋上凝着一层细细的水珠，那瓶豆奶已经温了。
他下楼去买面包的时候，三楼那扇门开了，戴发网的老太太站在门缝后面，用英文说了一句什么，说的是楼道里臭，说有人往门口扔垃圾，招老鼠。燕伯说对不起，那不是垃圾。老太太看了他一眼，看的还是他的头发，嘴里又嘟囔了一句，门就关上了。
他从面包店回来，四楼门口那个酸了的袋子不见了，地上干干净净的，原来放袋子的地方换了一个新的，袋口照样打着结，靠着门框，放得端端正正。燕伯蹲下去看，里面是一盒白粥，一碟用保鲜膜包着的榨菜，还有一个茶叶蛋，粥还烫手。
他在那里蹲了很久。华龄儿来过了，就在他下楼买面包的那二十分钟里，来了，把昨天那袋馊了的拿走，又把新的放下，然后走了。他大概是从另一头的楼梯走的，或者就在楼底下哪个门洞里站着，等燕伯拐过街角才上来。燕伯知道他一向是这样，进一个地方先看出口，想好了往哪里走才进去。
燕伯站起来，开了门，又把那个袋子留在了外面。
礼拜六一整天他都在家里复习，下礼拜是州统考，化学和历史。他把课本摊在餐桌上，一页一页地看，看一会儿就抬起头听一听楼道里的动静。有人上楼，脚步声在三楼就停了，有人下楼，是五楼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一路跑着下去，钥匙在腰上叮当响。到了傍晚，那盒白粥在门外也凉透了，他开门看了一眼，粥面上结了一层皮，那个茶叶蛋的壳裂着，一只苍蝇停在上面。他看了一会儿，又把门关上了。
他也说不清自己在等什么。等华龄儿敲门，等他站在门口说一句话，什么话都行，说他那天讲错了，说他不知道。可是华龄儿不会说这种话，燕伯也知道他不会。他只会每天把一袋饭放在门口，第二天把馊了的拿走，再放一袋新的，一句话也不留，就像他每天把鞋脱下来，一只一只摆好，鞋尖朝着门。
燕伯也知道，他要是把那袋饭拿进来，就等于什么都过去了，那句“至少有人给你钱”也过去了，他心里那些没讲出来的东西也跟着过去了，以后谁也不会再提。他还没有准备好让它就这么过去。夜里他关了客厅的灯，厨房那一盏还是留着。
礼拜天早上八点半，德国队在法国踢南斯拉夫。燕伯早早就起来了，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比赛开始没多久，南斯拉夫就进了一个，下半场刚开始又进了一个，二比零。燕伯坐在沙发上，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看着那些穿白衣服的人在场上跑来跑去，跑得越来越慢。解说员说德国人老了，说这支队伍的年纪太大了。
燕伯没有关电视。到了七十多分钟，南斯拉夫的一个后卫把球顶进了自己家的门，二比一。又过了几分钟，比埃尔霍夫一个头球，二比二。燕伯一下子站了起来，站起来以后，屋里还是只有他一个人，电视里的人在叫，他站在茶几旁边，两只手攥着，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最后还是慢慢地坐了回去。
比赛完了，二比二。他把电视关了，去开门。门口又换了一个新的袋子，是早上刚放下的，昨天那个已经不见了。这回是两个菠萝包，用油纸包着，还有一盒冻柠檬茶，纸盒上全是水。燕伯看着那两个菠萝包，想起有一回华龄儿在沙发上吃菠萝包，渣掉了一沙发，他说菠萝包里面没有菠萝，燕伯不信，华龄儿就掰开给他看。燕伯蹲在门口看了半天，还是没有拿进来。
那天下午热得出奇，天却是阴的，云压得很低，一丝风也没有，空气黏在皮肤上。燕伯把窗户都推到顶，屋里还是闷。
他坐在餐桌边上，化学书翻开着，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想，要是华龄儿这时候敲门，他就把那天没讲完的话讲出来，讲那个礼拜天他去了哪里，讲教堂里那一排人，讲那张他没有站进去的照片。他把要讲的话在心里排了一遍，排到一半，又觉得讲出来也没有用，华龄儿听了，大概也只会说一句，那你还有个弟弟，说完了，这件事就会变成华龄儿也要替他担着的东西。他把那几句话又一句一句地收了回去，收得跟三月那天夜里一样，一句也没有剩下。到了五点多，外面的天暗下来了，暗得像是傍晚七八点，远处有雷声，一阵一阵地滚过来。
六点不到，楼道里有脚步声上来了。脚步很轻，燕伯坐在餐桌边上，手里的笔停住了。那脚步声走到四楼，在门口停了一下，塑料袋窸窸窣窣地响，过了一会儿，又往下走了，走得很快，走到三楼和四楼中间那段黑着的地方，一点也没有慢。
燕伯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放在门链上，没有摘。他听着那个脚步声一直往下，下到二楼，下到一楼，楼门响了。他走到客厅窗户那边往下看，楼底下的人行道上，华龄儿正往街口走，黑色的长袖衫，胳膊底下夹着那卷外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黑伞，伞还收着。
就在这时候，雨下来了。不是一点一点下的，是一下子砸下来的，像是谁在天上把一盆水整个翻了过来，砸在防火梯上，砸在窗台上，噼里啪啦响成一片。街上的人都跑起来了，有人顶着报纸，有人钻进了洗衣店的门口。华龄儿没有跑，也没有撑伞，就站在街口那盏路灯底下，一下子就湿透了。
燕伯转身跑到门口，摘了门链，拉开门。门口那个袋子靠着门框，里面是一盒饭，还冒着热气。他一把把袋子拎起来，拿进厨房，扔进了垃圾桶里，扔完了才想起来，那盒饭还是热的。他顾不上了，鞋也没有换，穿着拖鞋就往楼下跑，跑到三楼和四楼中间那段黑着的地方，一脚踩空了一级，膝盖磕在台阶上，他扶着栏杆爬起来，接着往下跑。
楼门一推就开了。外面的雨大得看不清对面的楼，燕伯冲进雨里，一下子就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雨水顺着眼睛往下流。他往街口跑，拖鞋里灌满了水，跑一步，滑一下。
华龄儿还站在那盏路灯底下，背对着他，好像正在等雨小一点，又好像在等别的什么。燕伯跑到他身后，喘着气停住了，叫了他一声。
华龄儿转过身来。他的刘海全湿了，贴在脸上，雨水从下巴上往下滴，那双黑眼睛在路灯底下看着燕伯，看他湿透的衬衫，看他脚上那双拖鞋，看了好一会儿，才把手里那把伞撑开了。
那是一把黑色的折叠伞，伞柄上缠着一圈红胶布，是二月里他在地铁口那个阿婆那里花三块钱买的，那天没有下雨，阿顺问他买伞干什么，他说会下的。伞撑开了，伞面很小，华龄儿把它举起来，举到两个人头顶中间。
两个人都已经湿透了，撑不撑伞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可是燕伯还是往伞底下站了一步，华龄儿也没有把伞往自己那边挪。伞只遮得住两个人的脑袋和半边肩膀，燕伯的右肩膀在外面，华龄儿的左肩膀在外面，雨就砸在那两个肩膀上，谁也没有往外让。
他们就这样往回走。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说对不起。走过洗衣店门口的时候，老板娘站在门里面看着他们，看着一个白头发的、一个黑头发的，挤在一把小黑伞底下，她看了一会儿，就转身进去了。
楼道里黑，雨声隔着墙闷闷地响。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上楼，拖鞋踩在台阶上，吧唧吧唧的，留下一路水印子。走到三楼和四楼中间那段坏了灯的地方，燕伯扶着栏杆，忽然开口了。
“你们中国人回家，进门的时候说什么？”
华龄儿在他后面，停了一下。“说什么？”
“就是回到家里，开了门，说的那句话。” 燕伯说，“我们德国人什么也不说，美国人说我回来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说。”
华龄儿没有马上回答。黑暗里燕伯看不见他的脸，只听见雨水从他身上滴下来，滴在台阶上。过了一会儿，华龄儿说了一句话，是广东话，短短的四个音，ngo faan lai la，最后一个音往上一挑，像是在喊屋里的人。
“什么意思？”
“我回来了。”华龄儿说。
燕伯跟着念了一遍，念得很硬，四个音全是平的。华龄儿没有出声，燕伯又念了一遍，第二个音还是不对，他自己听出来了，就再念。他们站在那段黑楼梯上，一个念，一个听，念到第四遍、第五遍，华龄儿才说，差不多了。
“还有别的说法吗？”
“没有。” 华龄儿说。
燕伯走上最后几级台阶，掏出钥匙开了门。门一推开，屋里那盏厨房的灯照出来，照在门口的地板上。燕伯站在门口，回过头看了华龄儿一眼，又转回去，对着空空的屋子说了一遍那四个音，念得还是有点硬。
华龄儿站在他身后，没有接话。燕伯也不等他接，进了屋，去卫生间拿了两条毛巾，一条扔给他，一条自己顶在头上擦。
华龄儿接住毛巾，进了门，脱了湿透的鞋，一只一只摆好，鞋尖朝着门。他把那卷外套放在扶手上，外套是干的，卷在他胳膊底下，一路上让他用身子挡着，一滴雨也没有淋到。他又走进厨房，从碗架上把那只杯子拿下来，接了一杯水，站在水池边喝完了，杯子冲干净，倒扣回去，跟燕伯那只并排放着。
垃圾桶里那盒饭还冒着一点热气。华龄儿低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他从厨房出来，看见燕伯卷起湿裤腿，膝盖上青了一块，破了一点皮，渗着血丝，是刚才在黑楼梯上磕的。华龄儿站住看了一眼，又折回厨房，把那只药箱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打开，拿出一瓶碘酒和一包棉签，往燕伯面前一推。
“自己擦。”他说。
燕伯就自己擦。碘酒涂上去，凉了一下，又疼了一下，他没出声。华龄儿坐在沙发另一头，拿毛巾一下一下地擦头发，眼睛却一直落在他的膝盖上，等他擦完了，才伸手把碘酒拿过去，拧好盖子，放回药箱里。
那天晚上他们吃的是燕伯冰箱里的速冻千层面，用烤箱热了两盒。外面的雨下到半夜才停，防火梯上一直在滴水。
从那天起，燕伯每天开门都说那一句，屋里有人的时候说，没人的时候也说，华龄儿在的时候，从来也不回。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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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第 36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