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车九点二十五分就停在了楼下，比说好的早了五分钟。燕伯从窗户里看见了，下楼的时候，他把那件深色西装外套搭在胳膊上，没有穿，袖子去年秋天就短了，他试过一回，手腕露出来一截，就决定只穿衬衫，打了那条深蓝色的领带，在卫生间的镜子前面打了三遍才打平。
后座上多了一个婴儿座椅，灰色的，朝后装着，安全带扣得好好的，椅子上搭着一条叠起来的小毯子。燕伯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后视镜底下那枚银十字架还在，车一起步就荡过去，叮地碰一下玻璃，又荡回来。
“领带不错。” 父亲说，用的是德语。他今天穿了一身浅灰的西装，鬓角修得很齐，下巴刮得干干净净，这回没有口子。“教堂那边十点半开始，前面还有两家，轮到我们大概十一点。完了回家吃午饭，艾琳的母亲做了菜，她妹妹一家也从新泽西过来。下午三点以前送你回来，你明天还要上学。” 燕伯头也没转，淡淡说了句好。
车拐上第一大道，父亲又说，教父是他医院里的一个同事，叫汤姆，教母是艾琳的妹妹。仪式不长，神父会往孩子头上倒三回水，孩子要是哭也正常，哭了反而好。他一路说下来，跟从前一样，先把事情排好，排得一样不落。说到最后，车停在一个红灯底下，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
“Ryan这两天有点闹，” 他说，这一句换成了英文，“晚上醒三回，今天早上倒是乖了。”
燕伯转过头看了他一眼。Ryan，父亲念得很顺，两个音节一带就过去了，这个名字德语里没有，也没有别的念法，在哪里都只能这么念。燕伯是到这时候才知道弟弟叫什么。三个月了，他没有问过，父亲也没有说过，就像那是一件谁都以为对方已经知道了的事。
“复活节那天你要是来了，” 父亲说，又换回了德语，“就能看见他刚满六个礼拜的样子，一天一个样。艾琳那时候还下不了几步床，就想着你能来。”
绿灯亮了，父亲踩下油门。燕伯看着窗外，第一大道上的店都还没有开门，一个男人牵着两条狗在过马路。他想起那天下午电话里父亲说的那句“艾琳想见见你”，想起自己说的小组作业，又想起第二天他拎着半袋巧克力蛋去了坚尼街。他什么也没说，手放在膝盖上，捏着那件没穿的外套。
教堂在公园大道往东一点的一条横街上，是一座灰石头的老房子，门口有几级台阶。里面很凉，彩色玻璃底下的光一块一块地落在长椅上。前面两家已经在圣洗池边上了，一群人围着，有一个孩子正在哭，哭声在石头墙上撞来撞去。
艾琳坐在第二排，看见他们进来，扶着椅背站了起来。她比燕伯记得的瘦了很多，脸色发白，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宽宽地挂在身上，站起来的时候一只手按在小腹下面，动作很慢。她笑着叫了他一声Jan，又说他长高了，伸出手来，在他胳膊上碰了一下。她身边那个头发灰白的女人是艾琳的母亲，从费城来的，跟燕伯握了握手，说早就听说过他了。
孩子在艾琳的母亲怀里，裹着一件白色的长袍，袍子比他整个人长出一大截，下摆垂下来，绣着一圈白花。燕伯站在长椅边上，低头看他。他比燕伯想的小，脸是红的，皱着，脑袋上只有一层淡淡的绒毛，在彩色玻璃的光底下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他醒着，眼睛睁着，是那种还说不准以后会变成什么颜色的蓝，眼珠转来转去，并不看任何人。
“你可以抱抱他。” 艾琳说。
燕伯还没来得及伸手，父亲已经从岳母手里把孩子接了过去。“快轮到了，” 父亲说，“别让他现在又闹起来。”他把孩子托在臂弯里，另一只手扶着孩子的后脑勺，轻轻地颠了两下，低下头去，用英文跟他说话。
“嘿，小伙计。” 父亲说，“看看这是谁？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嗯？我们要乖，好不好？”
燕伯站在旁边，听着父亲的声音。那声音很低，很慢，尾巴往上扬，一句一句地哄，哄完了，还用鼻尖在孩子的额头上碰了一下。燕伯从来没有听过父亲用这种声音讲英文，他甚至很少听父亲用这种声音讲话。
他只记得一回，他五六岁的时候在慕尼黑发高烧，半夜醒过来，父亲坐在床边，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用德语哼一支很老的摇篮曲，调子哼得不准，哼两句就停下来问他，扬，还冷不冷。那天晚上以后，那个声音他再也没有听见过，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烧糊涂了记错了。
轮到他们了。一家人走到圣洗池边上站好，教父教母站在两边，父亲抱着孩子站在中间，艾琳靠着他。燕伯跟着走过去，站在艾琳的母亲后面，再后面是艾琳的妹妹一家，两个小孩扯着妈妈的裙子。神父是个红脸的老头，念了一段很长的经文，然后问孩子的名字。
“Ryan Thomas Baer。”父亲说。
神父又说了一段话，说这个孩子生于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今天加入教会的大家庭。燕伯听见那个日期，缓缓抬起了头。
那天夜里电话响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他从床上起来，摸黑走到客厅接了，听筒里是父亲的声音，背景里有人在说话，还有推车的轱辘声，大概是在医院的走廊上。父亲叫了他一声扬，用的是德语，然后说：“是个男孩，都好。”
声音很轻快，快得像是一口气跑上了几层楼梯，燕伯已经很久没有听见他这样说话了。燕伯还没想好该说什么，父亲又说了一句很晚了，你睡吧，电话就挂了。
他握着听筒在厨房站了很久，厨房那盏灯照着灶台，照着碗架上倒扣着的两只杯子。父亲没有问他睡了没有，没有问他明天要不要上学，什么都没有问，那个电话不是打来跟他讲话的，只是通知他这里而已。他就那样站着，一直站到窗外发灰，楼下有人开始搬垃圾桶，才把听筒放回去。那个礼拜华龄儿来过两回，在沙发上睡了一夜，他一个字也没有提，不知道该从哪里提起，也不知道提了以后，这件事会变成什么样子。
神父托着孩子的后脑勺，往他额头上倒了一回水。孩子愣了一下，倒第二回的时候，就张开嘴哭了，哭得很响，满脸通红。父亲在旁边笑了，艾琳也笑了，教母拿着一块白毛巾去擦孩子的头，几个大人都在笑，说哭得好。燕伯也跟着弯了一下嘴角，眼睛落在那块白毛巾上。
仪式完了，教堂请来的摄影师把一家人叫到圣坛前面拍照。父亲抱着孩子，艾琳站在左边，岳母站在右边，教父教母站在两头，一排人站好了，摄影师从相机后面探出头来，冲燕伯招手。
“哥哥也进来吧，” 摄影师说，“站爸爸旁边。”
燕伯往前走了一步。父亲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对摄影师说：“他站边上就好，这张先拍我们几个。”
燕伯就停住了。
摄影师说好，又低下头去对焦，闪光灯亮了一下，又亮了一下。燕伯站在第一排长椅的边上，看着那一排人在闪光灯里白了一下，又恢复原样。那个孩子还在哭，父亲低着头哄他，用英文叫他Ryan，叫他伙计，叫他小家伙。
燕伯在心里把那个名字念了一遍，照着父亲的念法，前面重，后面轻。他念会了，又想，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他要叫自己什么，自己又能叫他什么。英文里的brother是讲给别人听的，没有人对着自己的哥哥喊brother。德语里也一样。他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没有一个能叫给他听的称呼，连一个也没有。
后来摄影师又拍了几张，拍到最后一张，艾琳想起来回过头来叫他的时候，燕伯已经走到教堂门口去了。
外面的太阳很大，照得台阶一片白。燕伯站在最上面那一级，眯着眼睛往下看，横街上停着一排车，有一个看门的人在帮一位老太太叫出租车。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他数着，数到第十二下，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现在去坚尼街，还来得及。
赵六的摊子礼拜天中午人最多，华龄儿这时候应该就坐在那只塑料筐上，码着电话卡，眼睛往西头看一眼，往东头看一眼。他昨天早上走了，毯子叠成四方块放在扶手上，一杯水一口也没有喝。燕伯想，他就是去了，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说不定华龄儿看见他，连头也不会抬。可是这个念头还是冒出来了，而且一直不走，就像那个礼拜天，他放下电话，拎起半袋巧克力蛋，想都没想就出了门。
父亲在后面叫他。燕伯回过头，父亲已经把孩子交给了艾琳，正从台阶上走下来，手里转着车钥匙。
午饭是在在家里吃的。家还是那个家，门厅的地毯换了，客厅里多了一张婴儿摇椅和一大堆拆开的礼物盒子。艾琳的母亲在厨房里忙，艾琳的妹妹跟她丈夫在阳台上抽烟，两个小孩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燕伯坐在沙发的一头，手里端着一杯橙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答，问他上几年级，他说十一年级，问他喜不喜欢下东区，他说还好。艾琳的母亲端着一盘烤火腿出来，说你父亲一定很为你们两兄弟骄傲，父亲在餐桌那头笑了一下，接过盘子，说该切肉了。
吃完饭，燕伯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走错了一扇门，推开以后才发现是自己原来那间屋子。墙刷成了黄的，很浅的黄，窗帘上印着小船。他的书架和书桌都不见了，靠墙放着一张白色的婴儿床，床头挂着一串会转的小星星，床边一把摇椅，摇椅上搭着一块拍嗝用的毛巾。屋里有一股爽身粉和奶的味道。燕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看见墙角那里，他从前用图钉钉过一张世界地图的地方，还留着四个小小的孔，漆没有盖住。
他把门轻轻带上了。
三点差一刻，父亲送他到门口。孩子已经睡了，艾琳在卧室里躺着，叫他下回再来。父亲站在门厅里，从钱夹里抽出两张二十块的，说他下午医院还有事，叫他坐出租车回去，又说了几句学校、暑假、钱够不够用的话，燕伯都说好。
父亲把手搭在门把上，停了一下。
“扬，” 他说，“艾琳这次很不容易。孩子还小，晚上睡不了整觉，家里事情多，我医院那边也忙。” 他顿了一下，像是这句话也早就排好了，“所以这段时间，你自己好好的，别给我添麻烦。有事打我办公室，留个言，我会回的。”
燕伯说知道了。父亲点点头，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把门打开了。
他没有坐出租车，走了两条街去坐地铁，那两张二十块的一直攥在手里，攥得出了汗，到下车才塞进口袋。车厢里很空，对面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睡着了，嘴边挂着一点口水。燕伯把领带扯松了，看着车窗玻璃上自己那张脸，一站一站地往下城去。
回到公寓，他推开门，屋里很闷，跟他早上走的时候一样，沙发上的毯子还叠着。他把西装外套挂好，进厨房倒水，碗架上倒扣着两只厚底玻璃杯，一只是他的，一只是华龄儿用惯了的，杯底有一圈细小的气泡。他拿起自己那只接了水，站在水池边喝完了，又看着另一只看了很久。
燕伯把那只杯子拿下来，用毛巾擦干了，打开橱柜，放在了最里面，关上了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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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第 3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