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六月，天一下子就热了。楼里没有空调，傍晚以后，屋里还闷着一整天的热气，燕伯把客厅的两扇窗都推到顶，防火梯的铁栏杆晒了一天，摸上去还是烫的。
华龄儿已经不穿那件外套了。五月底有一天他来的时候，里面只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袖衫，袖子拉到手腕，外套卷成一卷夹在胳膊底下，进门就放在沙发扶手上，走的时候再卷起来夹走。燕伯问他这么热还带着干什么，他说夜里凉，燕伯也就没有再问。那件外套卷起来的时候，腰上那道深蓝色的缝线总是卷在最里面，左边胸口那一块也是。
这三个礼拜，燕伯好几次想把那叠资料拿出来。他甚至想好了怎么开头，先讲图书馆，再讲钱伯斯街那间办公室，讲那个戴银耳环的女人说的“得他本人来”。可是每回华龄儿进了门，脱了鞋，一只一只摆好，鞋尖朝着门，往沙发上一靠，燕伯就觉得这不是时候。期末考试快到了，他每天晚上在餐桌上写作业，华龄儿就坐在沙发上看没有声音的电视，有时候拿着那本没有名字的练习册，用铅笔一行一行地抄报纸上的英文，抄错了也不擦，就在旁边再写一遍。那叠资料就一直在书包的夹层里，拉链拉着。
有一回他抄到一半，抬起头来问燕伯，洗衣店门口那块牌子上的那个词怎么拼，就是写着“自助”的那块。燕伯告诉他是laundromat，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给他听。华龄儿写了一遍，少了一个字母，燕伯指给他看，他也不改，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写对了，就把铅笔往本子上一放，说这种词谁记得住，开洗衣店的人自己都不一定会拼。燕伯笑了一下，华龄儿看了他一眼，把那本练习册合上，压在了茶几上的报纸底下。
礼拜五晚上，燕伯抱着一篮脏衣服下楼，去街角的洗衣店。走的时候华龄儿正趴在茶几上抄字，铅笔断了，问他还有没有。燕伯说书包里有，你自己拿，就下楼了。
洗衣店里很热，烘干机一排一排地转，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扇扇子。燕伯坐在塑料椅子上等，等到一半，才想起书包里那支铅笔放在哪一层。他站起来，又坐下了，看着烘干机里自己那几件T恤一圈一圈地翻，一直等到它们停下来，叠好了，才抱着篮子回去。
他推开门，客厅里的电视关了。华龄儿坐在餐桌边上，面前摊着那叠资料，回形针已经拆下来了，放在一边，那张名片压在最上面。华龄儿手里拿着的是那页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折痕还在，摊开了放在手心里，四个描出来的字，一个铅笔写的“连”，还有燕伯用英文写的那几个词。
燕伯把篮子放在门边，没有往里走。
华龄儿没有抬头，眼睛一直落在那张纸上。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很平，跟那天说醉汉的话一样，像是在报一个价钱。
“你拆了我的衣服。”
“我缝回去了。”
“你拆了。” 华龄儿说，“我就想，你缝个口子，怎么缝那么久。”
燕伯站着没有说话。华龄儿把那页纸放下，又拿起最上面那张英文的资料，那是一张复印得有点歪的说明，标题是一行粗体字，他一个词一个词地往下看，看得很慢，嘴唇跟着动，看到中间，手指停在了一个词上。
“这个，” 他说，“什么意思？”
燕伯看了一眼。是abandoned。
“就是……没有人管。”
“丢下的。” 华龄儿说，“我认得这个词。赵六的货里面，有一盒片子叫这个名字，讲一个小孩让他妈丢在火车站。” 他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拍，“你去跟人家讲，我是让我阿爸阿妈丢下的。”
“我没有那么讲。”
“那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你父母在路上失踪了。” 燕伯说，“她问我你多大，有没有人管你，我说没有。她说有一种身份，可以给没有父母管的孩子，要走法庭，要有律师。我只是去问一下。”
“问一下。” 华龄儿站起来了，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很长的一声，“你拿着我衣服里的东西，去图书馆问一下，去这里问一下，”他用手指戳了戳那张名片，“你还去哪里问了？跟谁讲了？讲我叫什么？讲我住在哪里？”
“没讲你的名字。”
“讲没讲有什么分别？” 华龄儿的声音没有提高，反而压下去了，压得很低，“一个白头发的小孩，跑到唐人街的图书馆，拿着几个中国字问人家，你以为人家记不住你？对面楼那个老太太看见过一个白头发的，梁叔到现在还在找漏水的地方。你去问，你去问，你问完了，回来照样睡你的床，我呢？”
燕伯的手指在身侧蜷了一下。他想说那个警察已经找过他了，就在这扇门口，话到了嘴边，他又把它咽了回去，咽得太快，喉咙里一阵发紧。
“我是想帮你。” 他说，“她说了，得你自己愿意，要你本人去，我又不是要替你去。”
“我本人去。” 华龄儿笑了一下，嘴角往上扯，眼睛里却一点笑也没有，“东百老汇以前有个人，也是没有身份，听人家讲有个什么办法，自己跑去移民局问。人家很客气，叫他坐，叫他填表，填完了叫他等，等到第二个礼拜，就有人来阿坚那栋楼敲门了。他那张铺后来换了好几个人睡，现在谁也不记得他叫什么了。” 他说，“你讲的那个女的，她跟移民局是不是一伙的，你知道？”
燕伯想起那个女人把资料递给他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别让他自己去移民局问。他张了张嘴，却觉得这句话现在讲出来，只会让华龄儿更信他自己的那一套。
“我是想帮你。” 他又说了一遍。
“帮我。” 华龄儿看着他，“你把我当成什么？一个案子？摆在桌上，一张一张翻，翻到哪一张就办哪一张？”他把那叠资料拢起来，往燕伯面前一推，纸散开了，有两张滑到了地上，“你们这种人就信这个。有证件的人才信一张纸能救命，因为你们的身份本来就是真的，拿出来就有人认。我的身份是梁叔填的，名字是他起的，生日是他写的，你拿着这张纸去法庭，法庭认谁？认梁叔？”
“所以才要去问。” 燕伯说，声音也硬了，“就是因为你那张身份是别人填的。你没有证据，别人就可以替你定，梁叔可以替你定你叫什么，几岁，生日哪天，他想让你是谁你就是谁。哪天他不要你了，你连在这里待过都没有人能证明。”
“我不用谁证明。”
“你用。”
“我在这里活了六年，用不着谁证明。”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缝在衣服里？”燕伯指着桌上那页纸，“你要是用不着，你缝它干什么？换一件衣服就拆下来，再缝进去，缝了这么多年——”
“你闭嘴。”
华龄儿说完这三个字，两个人都不动了。窗外有一辆车开过去，车里的收音机开得很大，放着一首西班牙歌，响了一阵，又远了。燕伯看着华龄儿，华龄儿的脸白得厉害，刘海底下那道疤也看不出来了，只有嘴唇抿着，抿成很薄的一条。
“那几个字，” 华龄儿说，“我自己都没有拆开看过。”
燕伯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
华龄儿弯腰把地上那两张纸捡起来，放回桌上，捡的时候手很稳，放得也很整齐，放完了，他转身去拿扶手上那卷外套。燕伯这才反应过来，几步走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华龄儿的胳膊很瘦，隔着那层黑袖子，燕伯能摸到底下的骨头。他抓得很紧，指头都陷下去了，华龄儿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又抬起眼睛看他，那双黑眼睛在刘海底下一眨也不眨。
“放开。”
燕伯没有放。他本想说你别走，或者说对不起，可这两句话他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抓着。华龄儿往回一抽，抽了一下没有抽开，第二下用了力，胳膊一拧就甩开了，燕伯往后退了半步，撞在了沙发扶手上。
华龄儿拿着那卷外套站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儿，没有往门口走。他把外套放回扶手上，自己在沙发上坐下了，坐在靠门那一头，背靠着扶手，两只手搭在膝盖上，脸朝着门。
燕伯也没有再动。他在餐桌边站了很久，才弯腰去收拾桌上那些纸，把它们按原来的次序理好，那页撕下来的纸放在最上面，名片还用回形针别着。他理完了，没有把它们塞回书包，就那样放在桌上，然后去门边把那篮衣服抱进了卧室，一件一件地放进抽屉里。
他放完衣服出来，华龄儿还坐在那里，姿势一点没变。燕伯去厨房倒了两杯水，一杯放在茶几上，靠华龄儿那头，自己端着另一杯，在餐桌边坐下了。华龄儿没有去碰那杯水。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谁也不说话。楼下三楼那家又在打麻将，牌声一阵一阵地传上来，过了十二点也就停了。燕伯的作业本还摊在餐桌上，写到一半的那道题，他看了好几遍，一个字也没有往下写。
他想起那天夜里拆开的那七针线。黑线，歪歪扭扭的，却缝得很密，一针挨着一针，那是华龄儿自己缝的。华龄儿换一件衣服，就要把那个布包拆下来，再缝进新衣服的里子，拆的时候不打开，缝的时候也不打开，就这样缝了不知道多少回。
燕伯在那盏台灯底下看了一个晚上的东西，原来是华龄儿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
图书馆那个管理员问他，你那个朋友自己不知道吗，他当时说不知道，现在才明白那不是不知道，是不去看。
快一点的时候，华龄儿开口了，眼睛还看着门。
“那个阿姨，图书馆的，” 他说，“她讲那是什么字？”
燕伯看着他的侧脸。“她说前面缺的那个，大概是连，连起来的连。连江，福州下面的一个县，在海边。她说她也说不准。”
华龄儿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餐桌边，把那页纸从那叠资料最上面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了，放回原来的位置，用手掌按平。他的手在那个“连”字上面停了一下，就拿开了，回到沙发上，把那条毯子抖开，躺了下去，背对着客厅，外套没有展开，卷着垫在了脑袋底下。
燕伯关了客厅的灯，厨房那一盏照旧留着。他回到卧室，门没有关严，躺在床上一直没有睡着，听着客厅里的动静，听了很久，那边的呼吸一直没有沉下去。
第二天早上燕伯起来的时候，沙发上的毯子已经叠好了，四方四正的，放在扶手上，那卷外套不见了，茶几上那杯水一口也没有动。餐桌上那叠资料还在，那页纸还在最上面，名片也还别着，一样都没有少。
燕伯把那杯水端进厨房倒了，把杯子冲干净，倒扣在碗架上，跟自己那只并排放着。
那天他一整天都没有出门，作业写了几行就停下来听楼道里的动静，听见有人上楼，脚步声却都在三楼停住了。傍晚的时候电话响了，他跑过去接，是父亲，说明天上午九点半来接他，教堂十点半开始，叫他穿那件深色的西装外套，要是袖子短了，就穿衬衫，打领带。燕伯说好。父亲又说了一遍九点半，就挂了。
燕伯放下听筒，回头看了一眼沙发，毯子还是早上叠好的样子，放在扶手上。他走过去，把那叠资料从餐桌上拿起来，塞回了书包的夹层，拉上了拉链。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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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第 3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