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龄儿说要拿去给车衣的阿婶缝，结果过了两天，那道口子还张着。礼拜三夜里他来的时候，外套的扣子照样扣到领口，左边腰上那团棉絮又往外翻出来了一点，他自己大概也嫌难看，进门以后先用手往里掖了掖，掖完了就去开冰箱。燕伯问他阿婶怎么没缝，他说阿婶这几天在赶一批货，车衣机从早上一直响到半夜，没工夫管他这件破衣服。
“那我给你缝。”
“不用。” 华龄儿拿出半盒牛奶，对着盒口闻了闻，“过几天她就有空了。”
他喝完牛奶，又说借这里洗个澡。东百老汇那间屋子住着六个人，只有一个厕所，热水器还小，排到他的时候，水早就凉了，所以他在燕伯这里洗澡，一向洗得很久。他把外套脱下来，叠了一下，口袋朝里，放在沙发扶手上，然后从内袋里摸出那只塑料皮夹，攥在手里进了卫生间。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里面响起了水声。
燕伯坐在沙发另一头，看着扶手上那件外套。母亲的针线盒还放在茶几上，从礼拜一晚上起就没有收，盒盖上那束褪了色的花对着天花板，那卷深蓝色的线和那根针也还在旁边，跟他放下的时候一样。他听着卫生间里的水声，听了一会儿，才把外套拿过来，搭在膝盖上。
口子在左边腰上，一巴掌长，是顺着一道旧线脚撕开的。燕伯把翻出来的棉絮往里塞，塞不平，就把手指伸进口子里去理。棉絮已经旧了，一团一团地结着，他顺着里子往上摸，摸到胸口靠下一点的地方，指头碰到了一块硬的东西，扁扁的，方方正正，比火柴盒小一点，隔着里子一按，还有一点纸的脆响。
他的手停住了。礼拜一晚上，华龄儿说不用缝的时候，一只手先按在口子上，又往上挪，按在左边胸口靠下的地方，按了一下就拿开了，好像只是随手拍了拍灰，燕伯当时还看着那只手放下去的位置。现在他的指头就搭在那个位置的背面。
卫生间里的水声一直没有停。燕伯本想把手抽出来，把口子缝上就算了，可是他的手指已经摸到了那块东西的边，那是一个小小的布包，用几针线钉在里子的背面，钉得不牢，大概是怕钉牢了从外面看得出来。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从针线盒里拿出那把小剪刀，伸进口子里，摸着那几针线剪断了，把布包从口子里慢慢地掏了出来。
布包是用一块旧布缝的，灰白色，洗得起了毛，四边都用黑线缝死了，针脚很密，却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手缝的，不是车衣机车的。燕伯把它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又回头看了一眼卫生间的门，门底下的缝里透出一线灯光，水声哗哗的。他用剪刀尖挑开了布包一头的线，一针一针地拆，拆一针就数一针，一共是七针。
里面是一张纸，薄得透光，折了很多次，折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边角都磨圆了。他把它一层一层地展开，展到第四层，纸就粘在一起了，他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揭，揭开以后才发现纸让水泡过，字全都洇开了，蓝色的墨水化成了一团一团的云，大半张纸上什么也认不出来。只有靠右边的一小块还看得清，是几个中国字，写得不大，一笔一笔压得很用力，像是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写的。
他认不得中国字，只看得出那是几个字，有两个挨在一起，中间隔着一片洇开的墨，又有一个单独的，最后面还有一个，再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站起来，从书包里抽出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的背面，把那张纸放在旁边，照着笔画一笔一笔地描。描第一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有点抖，那一横画歪了，他也没有擦，接着往下描，左边三点，右边一个他认不出的架子，一个字就描完了。他描得很慢，每一笔都先看清楚了是从哪里起、到哪里收，才落下去，四个字描完，后背已经出了一层汗。
卫生间里的水声停了。燕伯把作业本合上，塞回书包，又照着原来的折痕把那张纸一层一层地叠回去，叠回指甲盖那么大，塞进布包。他从针线盒里找出一卷黑线，穿针的时候穿了三回才穿进去，然后对着那一头拆开的针眼，照原来的地方一针一针地缝回去，也是七针，缝完了打一个结，用剪刀贴着布剪断。他又把布包从口子里塞回去，摸到原来的位置，隔着里子用那几个旧针眼钉住，这才换回那卷深蓝色的线，开始缝外面那道口子。
华龄儿出来的时候，头发**地贴在额头上，T恤的领口湿了一圈。他看见那件外套搭在燕伯腿上，针线在燕伯手里，就站住了。
“叫你别缝。”
“快缝完了。”燕伯说，没有抬头，针从布里穿过去，把线拉紧，“你那个阿婶也没空。”
华龄儿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他，看了一会儿，走过来在沙发另一头坐下了，眼睛一直盯着他的手。燕伯缝得不快，针脚也不算齐，他照着父亲缝伤口那样，一针压着一针，缝到口子的尽头，又往回缝了两针，打了结，咬断了线，才把外套递过去。
华龄儿接过去，先看那道缝好的口子，用拇指来回摸了两遍，又把外套翻过来看里子，看完了，手就顺着里子往上走，走到左边胸口靠下的地方，停住了，按了按。燕伯坐着没动，手里还捏着那根针。
华龄儿按完了，什么也没说，把外套抖开穿上，一颗一颗地把扣子扣上去，一直扣到领口。屋里其实不冷，他额头上还冒着刚洗完澡的热气。
“缝得难看。”他说。
“能穿就行。”
“嗯。”华龄儿把皮夹塞回内袋，靠回了沙发背上，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谢了。”
燕伯把针插回针包里，把剪刀、顶针和那两卷线都放回铁盒，盖上盖子。那天夜里华龄儿睡着以后，他在卧室里开着台灯，把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看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看不出什么来，只看出那是一个人一笔一笔写下的东西，写的人大概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拆开它。
第二天放学，燕伯在德兰西街的摊子上买了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五块钱，帽檐上绣着洋基队的标志。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把额前那绺头发全塞进去，往东百老汇走。他答应过华龄儿不去唐人街，坚尼街、勿街、伊丽莎白街都不去，可是华埠那家公共图书馆分馆就在东百老汇上，在街口的一栋旧楼里，他在电话簿里查到的，查到以后又想了一个晚上。
图书馆里很安静，有几个老人坐在长桌边看中文报纸，一个小孩趴在桌上写作业。借书台后面坐着一个华人女管理员，五十来岁，头发烫过，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用一根链子挂在脖子上。燕伯把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推到她面前，用英文问她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她低下头，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看了一会儿，又抬起眼睛从镜框上面看他，看了看他的帽子，看了看帽檐底下露出来的那一点浅色的眉毛。
“你从哪里抄来的？”
“一个朋友的。” 燕伯说，“他让我帮他查。”
管理员没有再问，用手指点着那几个字，一个一个地念给他听。第一个字前面缺了半边，她说后面这两个是“江县”，江是江河的江，县是一个地方，比城小，底下管着村子。中间那个单独的是“屿”，就是海里的小岛，海边的地名常常用这个字。最后一个是“村”，村子。
“前面缺的那个字呢？”
管理员又看了看，把作业本拿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看。“看不出来。”她说，“叫什么江县的地方多了，广东有，福建也有。不过后面跟着屿，应该是海边的。福州下面有个连江县，就在海边，这几年来纽约的福州人，好多是那一带的。” 她拿起一支铅笔，在那几个字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一个字，“连，连起来的连，大概是这个，我也说不准。”
燕伯看着她写的那个字，笔画比他描的那些整齐得多。
“屿什么村呢？”
“那就多了。”管理员把作业本推回来，“海边上叫什么屿的村子，一个县里能有几十个。你那个朋友自己不知道吗？”
燕伯说他不知道。管理员看着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把老花镜摘下来，垂回到胸前。
“要是想查人，” 她说，“这里查不到的。东百老汇那边有同乡会，福州人的，挂着牌子，可以去问问。” 她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同乡会的人，也不一定什么都跟外人讲。”
燕伯谢了她，把作业本收进书包，走出图书馆。外面的天阴着，东百老汇上人很多，推着菜车的，挑着担子的，几个年轻男人蹲在一家职业介绍所门口抽烟，讲的话又快又软，跟礼拜五夜里在那间库房里听见的一样。他把帽檐又往下拉了拉，低着头往西走，走过两个路口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街对面的楼，楼上那些窗户都挂着晾衣服的竹竿。他不知道阿坚那间屋子是哪一扇窗户，也不知道华龄儿这时候在不在里面，就那样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家的方向走了。
回到家，他把作业本拿出来，在那个“连”字底下用铅笔描了一遍，又在旁边用英文写上：Lianjiang，海边，屿＝小岛。写完了，他看着那一页，想起昨天夜里华龄儿按在胸口上的那只手。他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折好，夹进了英文课本里。
法律援助的事，他想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到五月十二号那个礼拜二才去。
那家机构也是他从电话簿上找的，在钱伯斯街附近一栋办公楼的七楼，礼拜二下午有人接待，不用预约。那天放学以后他坐地铁过去，进了电梯，跟两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一起，那两个人一直在讲一个案子，讲到他下电梯也没讲完。走廊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上贴着几张纸，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都有，中文那张他看不懂。
接待处坐着一个女人，三十多岁，戴着一对很大的银耳环，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等的人坐了一排，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一个拿着一沓文件不停翻的老头，燕伯排在最后面，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他。
“你的事？”
“不是我的。” 燕伯说，“是一个朋友。”
女人点点头，好像这句话她一天要听很多遍。她拿出一张表格，问一句写一句。燕伯说他的朋友没有证件，是小时候跟家里人分开坐船来的，父母在路上失踪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他说他的朋友一直一个人在这里，在唐人街做工，没有人管他。他说的时候，女人一直在写，写到父母失踪那一句，笔停了一下。
“他多大？”
燕伯张了张嘴，才发现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身份文件上是十八。”他说，“一月一号满的。”
“身份文件纸上？”
“他的身份是别人替他填的。”燕伯说，“他刚来的时候自己说的是十二岁，那人就照着往前推，生日填了一月一号。”
女人看着他，把笔放下了。她跟他讲了很久，讲得很慢，怕他听不懂。她说有一种身份，叫特殊少年移民，是给那些让父母丢下、在这边又没有人照顾的孩子的，可是要先走家事法庭，法庭管的是没成年的孩子，满了十八岁，在纽约就难了。她说还要能证明他是让父母丢下的，或者父母找不到了，要有人出面，要有文件，要有律师。她说也有别的路，比如申请庇护，可是那也要讲清楚他为什么不能回去，回去会怎么样，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越难。
“最要紧的是，” 她说，“你不能替他办，得他本人来。他要是愿意，叫他自己来一趟，带上能证明他年纪的东西，什么都行，出生证、学校的记录、家里寄来的信。他要是不愿意，你在这里问多少都没有用。”
燕伯说知道了。女人起身去后面的复印机，复印了一叠资料出来，用一个回形针别着，又从抽屉里拿了一张名片别在最上面，名片上印着机构的名字和电话，底下手写了一个人名，说是下礼拜二值班的律师。
“还有，” 她把资料递给他的时候说，“别让他自己去移民局问，问了，他们就知道他在这里了。”
燕伯把那叠资料放进书包的夹层里，拉上拉链。电梯里又只有他一个人了，他看着门上那块不锈钢板里的自己，帽子没有戴，白头发在日光灯底下亮得刺眼。他想起女人问他多大的时候，他答的那一句“身份文件上是十八”。一月一号是梁叔填的，十二岁是华龄儿自己说的，现在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挡在了那扇门前面。
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华龄儿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没有出声，桌上放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两盒炒面，已经凉了。
“这么晚。” 华龄儿说。
“去图书馆了。”
华龄儿嗯了一声，把一盒炒面推到他那边，自己打开另一盒吃。他还穿着那件外套，扣子扣着，腰上那道深蓝色的缝线在灯底下看得很清楚，一针压着一针，歪歪扭扭的。燕伯坐下来，打开饭盒，书包就靠在他脚边，拉链拉着。
他吃了几口，抬起头，看见华龄儿正低着头挑炒面里的豆芽，一根一根挑出来放在盒盖上，左手搭在膝盖上，离胸口那个地方不远。燕伯看着那只手，又低下头去吃面。
那天夜里，他把书包里那叠资料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把那页折好的“连江”也夹了进去，一起塞回书包的夹层，拉好拉链，靠在书桌腿边上。
作者有话说
显示所有文的作话
第32章 第 3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