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院在包厘街上，门脸很窄，夹在一家金铺和一家卖跌打药酒的铺子中间，门口的灯箱坏了一半，片名只亮着后面两个字。华龄儿把两张票递给门口的老头，老头撕了一半还给他，眼睛在燕伯的头发上停了停，什么也没说。
里面比外面看着大得多，一排一排都是红绒椅子，绒毛已经磨秃了，好几张椅背上贴着胶布。银幕前面挂着一道旧帷幕，收在两边，颜色已经看不出是红的还是褐的了。午夜场的人不多，前面坐着几个老头，一个人占一排，有两个已经把脚搁到了前排的椅背上；后面角落里有一对男女，头靠着头。空气里是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瓜子壳和风油精的味道。
华龄儿挑了中间偏后的一排，自己坐靠过道的位置，让燕伯坐里面。他坐下以前先往四下看了一圈，看了看左边的安全门，又看了看后面放映室的那个小窗口，这才坐下去，把外套的扣子一直扣到胸口，两只手揣进了口袋。
灯还没有黑，过道里走过来一个男人，四十多岁，手里捏着一包瓜子，走到他们这一排，看见华龄儿，脚步一下子停住了。那个人的手很粗，手背上有几块发亮的疤，大概让热油烫过。他站在那里，看看华龄儿，又看看燕伯，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华龄儿抬起头看着他，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对他点了一下头。
那个男人好像松了一口气，从那包瓜子里抓了一把，伸过来放在华龄儿的手心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一直往前走，走到最前面那排，离他们远远的才坐下。
“谁？” 燕伯问。
“老郑。” 华龄儿说，“以前欠钱的。”
“现在呢？”
“现在不欠了。” 华龄儿说着，把那把瓜子分了一半倒在燕伯手里，自己嗑了一颗，瓜子壳吐在手心里攥着。他刚嗑完这一颗，灯就黑了下去。
片子是一部港片，讲警察和□□的，枪战一场接着一场。银幕一亮，华龄儿的脸也跟着亮一下，银幕一暗，就又看不清了，只看得见他白头发的边上镶着一圈光。字幕有两行，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英文翻得很怪，有一句燕伯琢磨了半天，才想明白那个人是在说 “你死定了”。燕伯看一会儿银幕，就侧过头看一眼华龄儿，华龄儿看得很专心，片子里有人挨了一枪，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好像是觉得那一枪打得不对。
片子演到一半，城里停了电，满街漆黑，一群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有人划亮了一根火柴，火柴一灭，屋里的人就一起喊，喊的都是同一个字，喊了好几遍。底下的英文字幕没有翻那个字，只写着“（喊叫）”。前排有个老头跟着银幕喊了一声，喊完自己先笑了。
燕伯转过头去想问，华龄儿已经不看银幕了。他的头靠在椅背上，眼睛闭着，揣在口袋里的手松了下来，嘴微微张开一点，呼吸很慢。燕伯想起他昨晚在赌档看门看到天亮，今天下午又去坚尼街摆了摊，他这一天大概还没有合过眼。
燕伯把头转了回去，接着看银幕。看了一会儿，肩膀上一沉，华龄儿的头歪过来了，先是碰了一下，又挪开了一点，过了一会儿，又歪了过来，这回就不动了，压在他的肩膀上。头发蹭着他的脖子，有一股烟味，还有一点洗衣房里那种肥皂的味道。
燕伯坐着没有动。银幕上的人还在打，枪声很响，前排那个老头的鼾声也很响，华龄儿一直没有醒。燕伯的左边肩膀先是酸，后来就麻了，麻从肩膀一直往下走，走到手肘，又走到手指，他试着动了动手指，手指已经不怎么听使唤了。他也就不动了，看着银幕上那些人一个一个地死掉，又看着那个警察在一片废墟里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镜头。
字幕放完了，灯亮了，放映室的小窗口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前排的老头们站起来，伸着懒腰往外走。华龄儿醒过来的时候，头还压在燕伯肩膀上，他先睁开眼睛，看见的是前面那排椅背上的胶布，又看见了燕伯的领子，愣了一下，就坐直了，抬手把压扁的那半边头发往上推了一把，推上去，又落下来了。
“放完了？”他问，声音有点哑。
“完了。” 燕伯说，“那个警察没死。”
“港片都是这样。” 华龄儿说，“要是真的警察，不会一个人进去的，一进去就是一车。” 他站起来，把攥了一晚上的瓜子壳倒进椅子底下，把外套的扣子解开一颗，又扣上了。他没有看燕伯的肩膀，燕伯也没有去揉。
出了戏院，已经两点多了。包厘街上没什么人，新换的路灯一盏挨着一盏，白得刺眼，金铺和药酒铺的卷闸门都拉下来了。他们往北走，打算到坚尼街再往东拐。过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是绿的，燕伯走在前面，刚下了人行道，左边忽然一声喇叭，一辆黄色的出租车从坚尼街那头抢着灯冲了过来，车灯直直地照在他脸上。
他还没来得及往后退，手已经让人拽住了。华龄儿一把攥着他的手，把他往回一拉，拉得他一个踉跄，后背撞在华龄儿的肩膀上。出租车贴着他们刚才站的地方开了过去，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骂了一句，一溜烟就没影了。
燕伯站稳了，那只手还攥着他的手。华龄儿的手很凉，手指很瘦，攥得很紧，掌心里有一层薄茧。燕伯没有动，华龄儿也没有松，两个人就那样站在路边，看着那辆出租车的尾灯在街口一拐，就看不见了。
然后他们过了马路，手谁也没有先松开。
华龄儿走在外侧，眼睛看着前面，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好像他的手跟他没有关系。燕伯也看着前面，看着人行道上的裂缝和压扁的口香糖印子，他能感觉到华龄儿的指节硌在他的指节上，走一步，硌一下。他们走过了一家关了门的面包店、一个蹲在门口抽烟的男人，又走过一个消防栓。远
处不知道哪条街上响起了警笛，一声一声地拉长了，华龄儿的手紧了一下，脚步却没有停，警笛往北去了，越来越远，那只手又慢慢地松回原来的样子，还是握着。走到下一个路口，红灯亮了，两个人这才站住。
华龄儿像是这时候才想起来，低头看了一眼，把手抽了回去，揣进了外套口袋。
“走路看车。” 他说。
“看了。” 燕伯说，“是绿灯。”
“绿灯也要看。”
绿灯亮了，他们接着往前走，两个人的手都在各自的口袋里，谁也没有再提。
快到伊丽莎白街的时候，华龄儿忽然往右拐了，没有走他们平时走的那条路，绕到了下一条街上。燕伯跟着他拐过去，又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伊丽莎白街那头有一栋楼，三楼的几扇窗户用纸板挡着，纸板的边缝里漏出一点灯光，楼底下的路边停着一辆深色的轿车，车没有发动，车里有两个红点，一明一暗，是两个人在抽烟。
“怎么不走那边？”
“那边有人打牌。” 华龄儿说，眼睛没有往那边看，“梁叔新开的。”
“楼下那辆车也是打牌的？”
华龄儿没有回答，只是脚步快了一点。燕伯也就不问了。
又走过一个路口，燕伯想起了戏院里那场停电的戏，就问他，片子里那些人在黑屋里喊的是什么。
“哪个？”
“停电的时候。火柴灭了，他们一起喊的那个。”
华龄儿想了一下，抬起手，指了指头顶上那盏路灯。“这个。” 他说了一个字，是中文，声音不大，短短的，音调往下走。
燕伯跟着念了一遍，念出来是平平的一个音，像在念一个英文单词。华龄儿看了他一眼。
“难听。”
“那你再说一遍。”
“不说了。” 华龄儿说，“反正你也念不对。”
燕伯又自己念了一遍，还是不对，他自己也听出来了，就不念了。走到下一个路口，又是红灯，他指了指对面那盏亮着红光的信号灯，问：“那个也是？”
“也是。” 华龄儿说，“红灯，绿灯，都是这个字，前面加个颜色就行。”
“那你刚才说绿灯也要看，说的就是这个字。”
华龄儿看了他一眼，像是没想到他会把两句话接到一起，嘴角动了一下，没有承认，也没有不承认。路灯在他们头顶上一盏一盏地过去，白光照在华龄儿的脸上，照一下，又暗下去。
“你们德国话怎么说？” 华龄儿问。
“Licht。”
华龄儿学了一遍，念得很硬，最后那个音咬得太重，像是把一个东西咔地掰断了。燕伯听着，也没纠正他。
到了楼下，燕伯拿钥匙开了楼门，两个人一前一后上楼，三楼和四楼中间那盏灯还坏着，他们摸着扶手走上去。进了门，燕伯开了客厅的灯，华龄儿坐到沙发上脱鞋，才脱了一只，就停下来说：“下礼拜晚上，赵六那边要看货，我不过来了。你也别去坚尼街找我。”
“看什么货？”
“就是看着。” 华龄儿说，把另一只鞋也脱了，摆好，鞋尖朝着门，“过几天就好。”
“是楼下那辆车？”
华龄儿把外套脱下来，叠了一下，口袋朝里，放在扶手上。“梁叔讲，楼下就是大街，警察天天走来走去，没人会想到楼上。” 他说，“他讲的。”
燕伯听得出来，这话华龄儿自己并不信。他本想再问那辆车停了几天了，车里那两个人是谁的人，但是看见华龄儿已经把那条毯子抖开了，就没有问下去，于是只好说好。他去卧室拿了枕头出来，华龄儿接过去拍了两下，垫在扶手那一头躺了下去，背对着客厅，脸朝着门。燕伯走到墙边，手按在开关上，看着沙发上那个背影，过了一会儿才按下去。客厅暗了，厨房那盏灯还亮着，斜斜地照出来。
他站在暗处，左边的肩膀还有点麻，就用右手揉了揉。他没出声，嘴唇动了一下，把那个字又念了一遍，还是平的。
华龄儿说的“过几天”，过了五天还没有过完。
那五天里他一回也没有来。燕伯每天晚上把厨房的灯留着，早上起来，沙发上的毯子还是叠成四方块放在扶手上，跟他走的那天一样，茶几上那几个锡纸包的蛋也还在。第五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燕伯半夜醒过来，听见雨打在防火梯上，就起来看了一眼门，门链还挂着，没有人动过。
第六天是礼拜五，放学以后他去了坚尼街。赵六的摊子倒是摆着，可只有阿顺一个人守着，赵六不在，华龄儿也不在。阿顺看见他，先往两头看了看，才压低了声音说话。他的英文比华龄儿还差，说一句要比划半天，燕伯听了很久才听明白：赵六的货这几天都搬进了伊丽莎白街那间衣厂的二楼，华龄儿夜里在那边看着，白天就睡在那边，还交代过，谁都不用去找他。
“他讲，如果你找来，让我跟你说，你最别去的那个。”阿顺说，说完又补了一句，“他讲的。”
燕伯说知道了，在旁边的水果摊上买了两个橙子就走了。
他回到家把作业写完，十点多又穿上外套出了门，径直往伊丽莎白街那边走去。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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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第 29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