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玮和裴清璋后来搬了家，倒不是因为下定多少决心、相信自己有多安全、在帮会找了多少眼线，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面太吵，灰尘太大，完全受不了。她们搬到湾仔去，也把陶静纯转院到养和医院去——倒是征求了常熟大姐的同意，带着大姐一起。
说起来很有趣，她们从来不知道这位常熟阿姐住哪里，问了两次不说，就再也没问过。
房东对此毫无表示，她们也不在意，反正已经知会你了。没人管我们就自己去了。
新的房子在轩尼诗道，离同德押不远，临街有够热闹，但两人出入都方便，回来也晚了人也累了，有时困倦得外面打架斗殴都吵不醒。有时，两人聊着聊着会从阳台伸出头去看楼下——因为打架者的口音特殊，一听就是新来的。
随着**在战场上步步溃败，汤玉玮倒渐渐恢复出售照片——就是现在有意识地观察两三日，也找不到监视她们的人了，也许是真的真的彻底没有人手了——收入增加，两人偶尔会去吃点好的。英京大酒家，大同酒家，汤玉玮总是找借口拉着裴清璋去。裴清璋懂她的好意，只是心里总牵挂家计，而且有时候两人吃完回去的路上，总是在同德押门口遇见前来当东西的人。肉眼不经意的观察都看得出来，逃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裴清璋为此担心物价上涨，汤玉玮顺势说更要趁现在还没涨价多吃点。
裴清璋笑她什么都有的说，照旧将日子平静得过了下去，裴清璋负责节俭，汤玉玮负责在节俭之余给两个人找点乐子，两人一道负责照顾病中越来越昏聩的陶静纯，任由香港的房价物价一步一步涨上去，人潮浪涌逃港者越来越多。有人找到了他乡的熟悉，有人只觉得陌生。
比如海那边的梳士巴利道上半岛酒店的大堂茶座里围坐一圈的丁家人。
冬去春来，春种秋收，已经是1949年。丁雅立到香港已经七天，新鲜感渐渐消失，不安也随之下降，准备好面对该处理的问题了。吃完早餐，她先带着年老的父母回房休息，一边陪母亲聊着今天的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发现母亲也已经渐渐习惯。伺候父母休息好，关上套房的门，兄弟侄子们也回来了，见她都是先问老人家如何，一边问一边落座，她如常去把阳台门都打开，让海风吹散一家子老少爷们儿的烟味。
其实没有了那些讨人厌的亲戚，光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她也不是十分讨厌。更何况两个侄子现在出落得像个样子了，做事雷厉风行踏实可靠，一点都不像遗老家庭出来的孩子，比他们的父亲还强上百倍。
抽卷烟的大哥先说，今日他要和三哥去银行把钱的事情办妥，看看卖老房子的钱到账了没有——该到了。一旦到了，就按照之前的约定，分公款和私账，公私五五开，私人的四个人分。公中的钱就用来孝顺父母，这样谁也不用再承担什么，私账则一碗水端平，大家都一样，免生口舌。
侄子们不说话——也没资格说话——而丁雅立不语，因为这是离开上海之前她首先提出、末了她也同意的。当时看情势不对，老父母终归担心新政权下自己活不好，子女也担心一向有大烟瘾的母亲恐怕不好办，遂准备召开家庭会议，计划往下怎么办。难得一致的是，一家人都准备到香港来。二哥人早已在南洋事业小有所成，大哥无所事事、但也没有恶习，三哥在上海的生意也不成功、至多不亏罢了——至于她，就算离了婚，还是被枪毙的汉奸的前妻，还参与过一群汉奸投机倒把的事情：还是走吧。
当时开家庭会议，是她召集，也是她告诉所有人对其他的亲戚保密，就算是最熟悉的七姑，也别让他们知道。就算不说钱的事，保不齐这帮只管说话不管后果的白痴，会不会来和父母聊上两句，劝父母死了也要落叶归根，就把好好的事情弄黄了。
一家人商量定了，她还去放烟雾弹，在亲戚们上门来的时候一力周旋，愣是保证了一家人顺利分批离开，恐怕直到此刻，留在上海的亲戚们才刚刚反应过来。
大哥和三哥一早先来，她和父母还有两位嫂子殿后，还留下三哥的两个儿子接应——说起来她是丁家这一支的少见的女性，她只有一个侄女，一早跑到瑞士去了——等到了香港，直接住到半岛来。她倒是悠游惯的，从来也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不觉得换个地方生活有多难，粤语虽然听不懂，气候和吃喝倒都满意。听二哥的儿子说往后说不定还会更热，她想了想，倒也可以接受。
大哥又说，此外，今天另外一件大事——说着用夹着卷烟的手指点点侄子们——就是你们这些小子要去看房子，看爷爷奶奶住的房子。这时候二哥的儿子道，大伯放心，业已看好了好几个地方。就是侄子从小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间少，不知道什么样的合适，要不要姑姑和我一起去，留下老六在酒店里照顾爷爷奶奶？
大哥没有说话，三哥笑起来对侄子说，你小子如此机灵，怎么不给你姑姑也看一套——
自己打住了，知道这话不太对。而二哥的儿子看向她，微笑着问道：“正是这个意思，姑姑，你是想到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还是？”
一向在家庭会议里不说话就会被无视惯了的丁雅立，这下被问道，先是愣了愣，实现扫过众人，问道：“那——倒是有什么样的房子呢？”
二哥的儿子笑起来，说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那许多地名与道路，她只是听过，有个耳熟罢了，所以对侄子对于地理位置有多便利的介绍并不能彻底理解，价钱倒是都合适，在意的便只是大小，可一说大小，就要考虑起父母的复杂需求来，要符合他们的需要，也要他们愿意，面子上愿意，心里也愿意——
她和侄子讨论起来，几乎旁若无人。但因为要照顾父母，问题就复杂起来，越说越浑，渐渐地两个吃完饭散步的嫂嫂也来了，迅速加入讨论。末了，大家的吵吵嚷嚷中，她只觉得阵阵头痛，忽然听见二哥的儿子对她说：“姑姑自己住，找个小的也行。”
是啊，不如自己住。她怎么就没想到呢。自己住，没有人打扰，也不见得需要照顾谁——父母？父母不见得想要自己照顾，在他们眼里自己十指不沾阳春水，放在哪儿白干。而且自己要是和父母一起住，倒有了蹭公产的嫌疑，侄子们各有所成不觉得，哥哥嫂嫂们呢？
“那就一起看看。”她对二哥的儿子道。
余光看见大哥大嫂闻言一愣，接着便听见大哥道，“雅立，你不如和我们一起吧？我打算是等爸妈房子定好之后，在附近买一套。你要是觉得不想和老人家一块儿住，就和我们一起吧。一家子人还是不要分开，到时候我买一套大宅子，多好！”
而大嫂也在后面帮腔，说什么自己走的时候家私折变了多少钱，可以在香港买大的房子，“又不是买不起！”
她不怀疑大嫂真的愿意让她和自己一道住，也不怀疑在香港能买的大和在上海的大还是有区别，更不怀疑大哥大嫂本质上是善良的，是觉得她是小妹妹，还离了婚，应该得到照顾，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尤其不在乎她手上还剩了多少钱。
可是，她现在是单身，是自由的，没有丈夫，只有基本不需要自己照顾的父母，和彻底不需要自己照顾的哥哥嫂嫂，以及能帮助自己的侄子们——没有负累，也就无谓给自己增加负担。
“大哥，”她坐直身体，对六十几岁的长兄认真陈述了自己一个人住的种种好处，末了道：“我今年四十五岁了，正要开始彻彻底底为自己活，为什么不呢？”
此言一出，兄长嫂嫂未有表示，倒是那几个侄子都笑起来，尤其留美归来的那个几乎为她鼓起掌来。她笑了，扭过头去看着天空，余光最后瞥见的是大哥无奈的笑意。
那天她的确去看房子了，二哥的儿子和三哥的小儿子带着她满城逛，甚至一度逛到太平山去，说姑姑要是喜欢安静，我们就在这边给姑姑找一套安静的好房子，横竖兄弟二人在大学内部认识不少人。她只是感谢，但未置可否，想等给父母把房子安排好了再说。
从港岛回尖沙咀的时候，她坐在船上，视线越过船舷望着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再一次想起万小鹰来。
“为自己而活”，这话你会喜欢对吧？你会为我骄傲吗？
不，这是你教给我的，不要称颂我，我要感谢你。
离开上海之前，她专门抽了一天，去两个人常去的地方转了一圈。咖啡店，裁缝铺，霞飞路，苏州河，甚至专门坐车去虹口看了看那个东海会堂。会堂虽然没有彻底人去楼空，但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她站在那扇门前，恍然回头，以同样的角度看着街对面同样的地方，仿佛还是那个雨天，万小鹰正站在后备箱前。
最后，她回到锦江茶室喝茶。一个人喝茶，什么也没读，在脑海里看回忆的电影。
世上有没有一种鸟，来去倏忽，却会改变你看这世界的方式？色彩，光线，角度，此前之后都再不一样了？
很多人上船的时候都觉得解脱，而我，我只觉得依依不舍，因为离别了上海就离别了所有与你的物是人非，以后再是怀念，也无处凭吊，只有回忆。
裴清璋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是算了十年的账算出成了习惯，汤玉玮谦让地让她管理家里的财政，也不隐藏自己一分一毫的收入，自己反而越算越上瘾，没事买点小玩意都要想一想收支情况——又不是当初！
她今天给要在大关片场加班的汤玉玮买了牛奶和可可粉，后者少见而昂贵，也不算什么特别的营养品，也喜欢它的汤玉玮自己都说，喝个高兴罢了，论提神也不如咖啡。但是想到汤玉玮要**点才下班，回来也不及吃饭，就喝一杯热可可，有什么不行？
如果我们只喜欢平凡的事物，甚至免费的事物，生活便会回报我们平凡的快乐。
她从店主手里接过锌皮罐子放进口袋的时候，心里想着，要是不买，回去又忍不住告诉了汤玉玮，汤玉玮一定不会苛责不会不满，但也一定会笑着说，自己都挣了这么多钱了，连杯热可可也没有？
“看来要多卖两张照片才行了！”
然后她可以说，一张就够，一张就够。实际上一张都不需要，自己根本舍不得汤玉玮更辛苦。
她说她自己在电台一当三，要是宽泛地说，汤玉玮也是以一当三。汤玉玮的专职是当摄影师。她原来便擅长拍静态的照片，到了片场原本只是做些和美工相关的事，后来才华被发现，稍加学习，就从Photography走向了Cinematography，驾轻就熟；加之对电影工业有所了解、尤善于构图，和导演沟通时很容易理解导演的意图、甚至还能提出建议，渐渐深受众导演喜欢；此外，她在上海的电影圈子里本来就有不少故旧交谊，如今人家南下，她与人家他乡重逢，人家也信任她，遇有问题，找她协调人际关系，甚至当翻译：这样的多面手，何处去找？就是只给一点五倍的工钱，也是赚的。
汤玉玮的收入按行业水平——据事主自己说，她并不了解——不算最高，只能算偏高。但是加上业余当个摄影师，给美国的杂志供稿，汤玉玮挣得还是蛮多的。她只是觉得汤玉玮辛苦，希望她只做其中一样就好了。但到底哪个赚钱，一时还说不好，而且两个行业的竞争都激烈，一时哪个也放弃不得。
除此以外，那天晚饭时，汤玉玮说，有些人劝她去美国发展。
“那你觉得呢？”
“我？我觉得……”
汤玉玮说，那边好不好，好。这边好不好，也好。各有各好坏，且彼此不能互换，也就无法等价交换，所以只看自己愿意不愿意，“我还是觉得我想留下。”
她知道汤玉玮没说的理由是为了自己和母亲。不说但知道，不说但互相谦让将就，默默地把手拢在对方的腰后。
“你不用总是为了我——”
她也知道这话不能这样说，甚至可以不说。但是她想。
汤玉玮自然笑起来，“我不为了你，我还为什么？我过去想要为的东西，一部分我努力过了，一部分不是我能控制的，只有为你我心甘情愿又能全部做主，而且为了你去做点什么，很幸运。”
两人隔着桌子手握着手，含情脉脉地无言互望许久。汤玉玮轻声道：“其实香港电影发展得也挺好的，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舞台一定会越来越大。再说了，还遇到不少后辈，我还想多干两年，提携发掘，别叫人才埋没了。”
她笑汤玉玮自己还不是个角儿就有这个心了，汤玉玮说有的人人才的才华实在是“金光璀璨”，希望他们能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就比如有个辽宁来的小子，姓李，说是在北平上海都念过书，当演员我看浪费了，再说，也太黑，倒不如去做导演……”
她只是听着，人不在其中，听得再多也不了解，遂只是听。总比她自己的有趣——哪怕汤玉玮更想听她在电台的事。
她总说有什么好说的，自己都觉得乏味——似乎也不曾觉得自己的任何一份工作是有趣的——她，一个女性，在电台做技术支持，不但是少见的性别，更是少见的技术过硬，很多男性技术人员处理不了的问题她都能处理。
笑话嘛，以前她自己一个人干活的时候，这都不叫问题。
她在技术组一个顶仨，但是从不碰内容。什么技术问题，她都能解决。要是聊天说到做什么内容，她一概不说不管不关心。这也奏效，一则问的人寥寥无几，二则她只需要摆出因为汤玉玮的出现才消失多年的冷淡面孔就足以阻止别人了。只有一次，众人开会，在说如何缩短广告词的时候，她的手指放在桌面上，管事的说，她就不自觉地敲击着摩斯码。
也真是闲极无聊，要不然何至于被人问“你这是干嘛”，幸好他们也不懂。
她觉得自己在这里已经够出彩了，一分一毫都不能进，要是更出彩，说不定就会掉落新的危险陷阱——就像当初一样。汤玉玮上次说的话，她在电台里听到的对江湖帮会几乎津津乐道的传言，都让她觉得四处都有觊觎的眼睛，黑暗中的幽幽绿光。
她当然也知道换成别人肯定高兴还来不及，可自己手里的黄金从来不是自己想要的，是黄金，也在自己手里，但是不能轻易叫人知道。这些大才，是她不能彻底忘记和删除，不然早就不要了！
这十年的秘密生涯，她唯一喜欢的编密码和解密码，喜欢使用自己这方面的聪明才智，也仅限于此。回头看，自己不过是顺着时势，不得已成了现在的样子。就是再多人觉得自己是从事这一行的料，她也不喜欢。一路走在，在逼不得已之中，有幸运之处，也有不幸的地方，最幸运大概就是遇见了汤玉玮，否则都不知道自己如此度过这一切，如何化险为夷，活到今天。
说不定早就被哪双幽幽绿眼的主人给吃掉了。
现在想想当初对汤玉玮的态度和自己的选择，多少觉得有些好笑。一开始觉得是危险的东西，谁能想到后来是这样安全和保护自己的呢？也许爱终究不该是危险的，爱应该永远是保护的、安全的。只不过想是这样想，实际中意外情况太多。连自己父母曾给予的，都不能算得上是一直安全的爱。父亲爱不爱自己，这个问题她问过了，她想是爱的，只是不是自己期望的那种爱。至于母亲——
母亲。
自从台风季过去，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从臭不可闻，到谵妄惊恐，再到昏迷嗜睡，腹水严重。她几乎不敢离开病房，把医院当家，把电台和与汤玉玮的卧室当作偶尔不得已才去的地方。医生已经郑重其事地和她说了数次，告诉她母亲来日无多、抓紧准备后事。
在医生面前，她总是镇定地说好的，知道了，多谢。其实早在发现母亲说不出有逻辑的句子时她就知道母亲不行了，她只是不愿相信——以为自己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实际上只是和知道“人都会死”一样，实际上自己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在知道自己的母亲来日无多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天崩地裂一般的悲伤。
到了十二月，母亲大部分时候都在昏迷，依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她一早看好了骨灰盒，联系好了殡仪馆，寿衣都按照母亲的喜好准备好了——唯一可惜的是，等到母亲不再发脾气终于可以和她好好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理智和审美，她只能代为做主了。
“衣服都很好看，妈妈，你会喜欢的。那几套缎面旗袍，我也给你带走。反正我也穿不了，我没有你好看……”
此刻她坐在母亲床边，看着母亲的睡颜。母亲瘦了太多，倒还凸显骨相的好，也就看出来自己并没有遗传到母亲的美丽。
自小，只有她自己这么觉得，母亲从未说过。
但母亲叹过气。她也听见过。
我做不成你旧式的美丽的女儿，也做不成儿孙满堂的女儿，但我是你的女儿。
“妈妈，我很幸福，你要相信这一点，好吗？”
她伸手去抚摸母亲裸露在外以便输液的枯瘦的手，也不用放回被子里——之前放回去过，结果怎么都捂不热。
病房里只有白炽灯的灯光，她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在家，生病了，不知怎么硕大的祖宅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下人们也不见了，连母亲的陪嫁阿姐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去买药了——她一个人，懵懵懂懂走到正在发烧的母亲床前，而母亲向里躺着，背对着她。
那时候她害怕，想上去拥抱母亲，却不敢，渐渐着急起来，心里不断念着，妈妈，别死。
妈妈，别死。妈妈，别死。
长大了觉得那很幼稚，毕竟是孩童，不知道成年人偶尔发烧是不会死人的。
现在她也想躺在这里，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妈妈，别死。可是自己都不会相信了。
但如果要她说“妈妈，再见”，也说不出口。
就是常熟大姐也在，她不到万不得已也不离开床前，要走，就精确计算来去时间，好像按照计算准确来去就能躲过死神。
无论如何，那是母亲，唯一的母亲。
“妈妈……”
一个小时后，快到了汤玉玮来给她送晚饭的时间。汤玉玮忙得上天，却也非常准时。她预计今天还是五点准时进门，外面天气晴朗，常熟大姐说晚上她也过来，黄昏时分正好接班让她们去散散步，她来给母亲擦擦身子——
“唔——”
病床上的母亲并没有睁开眼睛，却发出声量极大的咕哝，监控体征的仪器纷纷响起来，正好护士路过，立刻冲了进来。在抢救的众人的挤挤挨挨中，她没有挪动，没有离开，只是像个孩子一样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跪在那里，眼泪婆娑地喊着妈妈。
一滴一滴的眼泪落在地上，腿上，伴随着一声一声无力的、像个孩子的呼喊。
她看见医生在摇头了，她也看见护士们的动作迟缓了，然后母亲睁开了眼睛，看着她。那眼神是陌生的，是浑浊的，是空洞的，像是在打量一件不熟悉的新奇玩意。
“妈妈？”
接着她听见有个人撞在门上，母亲的眼神也霎时转过去。
她看见是汤玉玮。
接着又看见，母亲似乎看着汤玉玮笑了。
接着心跳归零。
她的母亲，陶静纯，1890年生人，1949年去世，看上去是个老太太般的容颜了，实际上，“享寿”也不过59岁。
直到火化装入骨灰盒，放在家里供奉好了，她还在和汤玉玮说母亲临终的眼神。她知道，她将回忆那眼神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