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段班的第一节课，林弈就知道自己有多“小”。
班里最小的孩子都比他大两岁，肩膀更宽，说话更快，连笑都带着一种“见过世面”的熟练。林弈背着小书包站在门口，像误闯进来的小学生，明明没做错什么，却天然矮了半截。
张老师进门时，所有人几乎同时安静下来。那不是怕，而是一种条件反射：强者出现，杂音自动消失。
张老师扫了一眼：“新来的，林弈。年纪小不是理由，水平低也不是理由。你们在这儿只有一个标准——棋盘说话。”
他说完就开课，讲得不多，句句都像钉子：哪里是要点，哪里是最大处，先手为什么比你以为的更贵。林弈听得很用力，像怕漏掉任何一个字。他越听越明白自己那盘被剃光不是偶然——他根本不知道“官子最大处”是什么，他只知道“我想下哪里”。
下课后，自由对弈时间到了。
张老师一句“自行找对手”，教室里立刻像水流一样分开：强的孩子旁边迅速被坐满，弱一点的也能互相凑一盘，而林弈抱着棋罐站在边上，像一颗没人想落的子。
他走到一张桌子旁，小声问：“我能跟你下吗？”
对方不抬头：“约好了。”
他又走到另一张桌子：“那我——”
那孩子皱眉，直接说：“你太菜了，跟你下浪费时间。”
这句“浪费时间”比“菜鸡”更冷。它不像骂人，更像规则：我不恨你，但我不愿意花我的训练时间在你身上。
林弈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胸口像被堵住。他想离开，想装作无所谓，可脚像被钉在地上。他第一次在棋院里感到那种真正的孤立：不是被欺负，而是被忽略，被当成“不值得”。
张老师看了一眼，没有训任何人，也没有讲大道理，只淡淡安排：“林弈，先跟陪练下。没有陪练就来找我。”
林弈硬着头皮坐下。
那盘棋他依旧输。输法几乎复刻了测试：中盘能撑，官子被剃。剃到最后，他连自己怎么输的都说不清，只知道每走一手都像在交税。
收棋时，他把棋子一颗颗往罐里放，放得很慢很用力，像在把难堪也一起收进去。
张老师只说一句：“回去做官子题。每天二十道。错的重做。下次我还看。”
林弈点头，点得很用力。他想说“我能”，却忽然不想说了——棋院不收口号，棋院只收你做没做。
第二周开始，妈妈的包里多了一大袋零食。
下课铃响，妈妈站在门口，笑着说：“辛苦啦，大家吃点。”
一开始孩子们还有点矜持，有人摇头，有人接过去又别扭地说“谢谢阿姨”。可零食这种东西对孩子的吸引太直接了，尤其是每次都有，分得也大方。第三次、第四次之后，有人会主动跑来：“阿姨今天带什么？”
林弈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拆薯片、掏果冻，听见有人说：“你妈真好。”
那句话让他胸口一热，又一酸。他知道这份“好”不是给他的，是妈妈替他给这个班的。妈妈没有求任何人照顾林弈，她只是用一种很稳的方式告诉大家：这个小孩在这里，不是来讨厌的。
慢慢地，有孩子愿意在等家长时跟林弈玩一会儿，有人愿意把糖分他一颗，有人甚至愿意“随便下下”陪他摆两手。林弈终于不再像第一天那样站在角落里发烫——他有了位置，至少在棋盘之外有了位置。
可林弈也越来越清楚：这些笑脸并不会延伸到棋盘上。
棋盘上，强者仍旧被围着，弱者仍旧被挑剔。孩子们愿意跟他玩，是因为他小、因为零食、因为他不讨人厌；但当他们讨论谁厉害、谁能上段、谁谁谁最近赢了谁时，目光还是会越过林弈，落在那些赢棋的人身上。
接纳很容易，尊重很难。
接纳可以买到，尊重只能赢来。
那天自由对弈时，测试里叫他“菜鸡”的大孩子又坐在最后一排下棋，身边围着两个等着的人。林弈抱着棋罐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大孩子头也不抬，声音里带着熟悉的轻蔑：“看什么？还想被剃？”
周围有人笑。
林弈脸一热，心脏却跳得很稳。他不知道这种“稳”从哪来——也许是每天二十道官子题把他的气磨平了，也许是一次次被剃光之后，他终于学会把羞耻收进肚子里消化。
他盯着对方，声音不大，却很硬：“我会赢你的。”
大孩子终于抬头，笑得像听到笑话：“你？菜鸡？”
林弈没有顶嘴，没有解释。他只是把棋罐抱紧，像抱着一件迟早会拿回来的东西：“你等着。我会把官子补回来。”
他说完就走，走得很快，背影小小的，却很直。
回家的路上，妈妈问他：“今天有人跟你玩了吗？”
“有。”林弈说。
“有人跟你下棋了吗？”
“有……随便下下。”林弈停了停，又补一句，“他们还是觉得我菜。”
妈妈没立刻安慰，只把车窗外的风声听了一会儿，才说：“那你觉得你该怎么办？”
林弈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像在看那些每天翻题本磨出来的细小痕迹：“做题。补官子。下到他们不敢随便。”
妈妈轻轻“嗯”了一声：“这才是棋院。”
林弈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路灯一盏盏后退。他忽然不那么恨“菜鸡”两个字了——它很难听，但它像一个坐标，把他钉在现实里：你现在在这里，你要往前走，就只能把每一手走实。
糖果可以买到笑。
他要买的不是笑。
他要买的是——下一次收官时，不再被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