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周明远在香港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上海辗转寄来的，在路上走了不知多久，信封磨破了边角，拆开时纸屑簌簌地往下掉。信是小蝶托人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写得很大很用力——像当年沈月红教她认字时一样。信里说，天蟾戏院关了。日本人炸了闸北，戏班子散了，赵班主带着剩下的几个人去了重庆。她自己在难民收容所里帮忙，给伤兵洗绷带，一天洗几百条，手泡烂了又长好，长好了又泡烂。
信的末尾，小蝶写了一句话：“周先生，沈姐姐以前教我认字。我现在会写很多字了。我给你写信。”
周明远把信看了两遍。窗外是香港闷热的夏夜，维多利亚港上的霓虹灯把海水染成红红绿绿的碎片。楼下大排档的铁锅叮叮当当地响，老板娘在用广东话骂伙计。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窗前。香港的夜是热的，黏的，和上海不一样，和东北更不一样。他忽然想回上海。不是想回那个他生活了四年的上海，是想回那个有沈月红、老方和小蝶的上海。但那个上海已经不在了。
他没有回上海。他决定回东北。
从香港到东北的路，走了将近一个月。先坐船到天津，再换火车北上。火车过了山海关，窗外的景色开始变了——灰扑扑的平原变成了黑土地，高粱地一块一块地铺开去，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地响。他的心口忽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声音他认得。小时候躺在自家场院的高粱堆上，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秋天高粱熟了，一车一车从地里拉回来，堆在场院里像一座一座的小山。父亲站在场院门口，手里拿着账本，跟收粮的佃户一个一个地对数。他远远地听见父亲说：“老李家今年减一成，他家人口多，不够吃。”
在奉天换车的时候，他在站台上站了很久。奉天火车站和十六年前一样，月台还是那个月台，铁轨还是那些铁轨。十六年前父亲站在这里送他去美国，背微驼，手背在身后，跟站在甑锅前一样。火车开动的时候，父亲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被车站的人流吞没。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
他没有出站。他不敢出站。他怕看到东北大学的旧址，怕看到那些他教过书的教室，怕看到老刘的搪瓷缸子也许还在某张桌子上搁着。老刘——戴圆框眼镜、喜欢喝茶的老刘。他不知道老刘是不是还活着。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到榆树县城的时候是下午。县城比他记忆中更破败。城墙塌了一角，没人修。街上的铺子关了大半，开门营业的只有一家药铺和一家粮店。粮店门口排着长队，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饥饿的神色。街口有日本人的岗哨，穿着黄军装的日本兵背着枪走来走去，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
他没有往县城里走。他沿着卡岔河往东，往周家店的方向走。
卡岔河还在淌。河水和他记忆中一样，绿的，不急不缓的，从县城边上绕过去往东流。河边的柳树还在，比从前更粗了，树皮皴裂着，枝丫上挂满了夏天的叶子。河里有鲫鱼吗？他不知道。他没有走近去看。他怕走近了，发现河里什么也没有。
他走了很久。太阳偏西的时候，他看到了那根烟囱。
周家烧锅的烟囱还在。
他站在卡岔河边，隔着河水看着那座破败的院子。院墙塌了一半，前院的屋顶没了，椽子露在外面，被雨淋得发黑，长出了木耳。后院的甑锅不在了——他早就知道不在了，但亲眼看到那个空荡荡的灶台，还是站住了。灶台上长满了青苔，厚厚的，把当年烧火的痕迹全盖住了。青苔是暗绿色的，在夕阳下泛着一层灰扑扑的光。
没有酒糟味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在院子外面站了很久。他想进去，但他没有。他怕踩在那些碎砖上，会踩碎最后一点记忆里的东西。他只是在河对岸站着，看着那根烟囱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影子落在卡岔河的水面上，一晃一晃的，像父亲站在甑锅前的身影。
有个老人从河边走过来，背着个粪筐。他看见对岸站着个人，眯着眼看了半天，然后趟过河来。河水没过他的膝盖，他毫不在意。他上了岸，站在周明远面前，上下打量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张了张嘴。
“明远？是明远吗？”
“是我。王叔。”
老王把粪筐放下。他的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比从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和父亲当年一样。脸上全是皱纹，眼皮耷拉着，眼睛浑浊了，但认出周明远的时候，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亮了一下。
“你——你咋回来了。”
“回来看看。”
老王点了点头。他没问周明远从哪儿回来的，也没问他在外面做什么。乡下人不问这些。他只是说：“你爸那坟，我每年都去拔草。”
周明远低下头。过了片刻他说：“王叔，谢谢你。”
“谢啥。你爸是好人。”老王说，“那年乱兵占了烧锅，他拦着不让他们拆甑锅。他说，这甑锅是周家三代人传下来的，拆了就没有了。乱兵拿枪托砸他，他也没让开。”老王停了一下，“后来他吐了血。没有大夫，没有药。那时候县城里的药铺早关了门。他拖了半个月。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老王，明远回来的时候，跟他说，酒还是要酿的。甑锅没了可以再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周明远没有说话。风从卡岔河上吹过来，带着水腥味。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老王看着周明远，“他说——告诉明远，做人得干净。”
周明远站在河边。河水哗哗地淌着，和多年以前一样，和几百年一样。他想起父亲递给他第一碗酒的那个冬天，新酒从甑锅里淌出来，第一碗敬天，第二碗敬祖宗，第三碗递给他。父亲说，你尝尝，好酒不是辣的，是甜的。辣的是火，甜的是粮。火走了，粮还在。做人也是一样。
他想起沈月红。想起她在闸北的平房里说，我爹死的时候跟我说，月红，站起来，别跪。这两个人——一个吉林榆树的烧锅掌柜，一个山东明泽的贫苦农民——隔着千里路，隔着生死，却说了一句意思差不多的话。站直了。别跪。做人得干净。他们是同一种人。
周敬堂的坟在卡岔河边的坡地上。和他记忆中一样。坟头矮矮的，墓碑是一块青石，上面刻着“周敬堂之墓”。字还在，凿得很深。坟上没有杂草，收拾得干干净净。老王真的每年都来。
他在坟前坐下。太阳已经落到了河对岸的柳树梢后面，把整条卡岔河染成了暗金色。远处有炊烟升起来，不知道是谁家的。
他想起很多事。想起父亲站在甑锅前的身影。想起父亲在雪地里指着白茫茫的田地说，这些地，早晚要分给种地的人。想起父亲送他上船那天站在月台上，背微驼，越来越小。
他想起沈月红。想起她在天蟾戏院的天台上说，等太平了，先去榆树给你爹烧一刀纸，然后再往北，去贝加尔湖。
他回来了。他替她回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老方的折扇。扇骨折了一根，扇面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暗褐色。他把折扇放在墓碑上，用一块小石子压住。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那张空白的火车票——沈月红给他的，没有日期，没有车次。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深得快要断开了。他把车票也放在墓碑上，和折扇放在一起。
“爸，”他对着那座矮坟说，“这是老方。这是沈月红。老方是江西人，在上海印了一辈子报纸。沈月红是山东人，在戏台上唱了一辈子戏。他们都不是你的亲戚，但他们是和你一样的人。老方为了掩护同志，死在巡捕房手里。沈月红在苏区掩护战友撤退，牺牲了。他们都是站着的。你教我做人得干净。他们做到了。”
他停了一下。卡岔河的水哗哗地淌着。
“爸，你的酒，我喝不着了。但我会酿。等太平了，我回来重新砌甑锅。用卡岔河的水，黑土地上的红高粱。不掺一滴水。”
他在坟前坐了很久。老王在远处站着，没有过来打扰。天快黑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老王走过来，说：“明远，今晚住我家吧。”周明远摇了摇头，说不了，我还要赶路。老王说你要去哪儿。他说，往北。
他往北走了。沿着卡岔河，走过周家店的旧址，走过那些他小时候跑过的田埂，走过父亲指着白茫茫的田地说“这些地，早晚要分给种地的人”的那片坡地。他没有回头。
他走了一天一夜，到了黑龙江边。过了江就是苏俄。江边有个小渡口，渡口上停着一条木船，船老板是个老渔民，脸上全是风霜。周明远问他能不能渡他过江，老渔民说能，但得过几天，这几天江上风大。他说好，在渡口等了三天。三天后风停了，老渔民撑船送他过江。船到江心的时候，老渔民问他去哪儿。他说贝加尔湖。老渔民说那可远着呢，还得走好几百里。他说他知道。
过了江，他继续往北走。越往北越冷，越往北人越少。走过齐齐哈尔，走过大兴安岭的边缘，走过一片一片的白桦林。白桦树的树干是白的，叶子是绿的，风一吹哗哗地响。他想起他跟沈月红描述过的贝加尔湖——冬天湖面冻成冰，冰是蓝的，透明得像玻璃。湖边全是白桦林，秋天叶子变黄，倒映在水里，水也是金色的。
他没有走到贝加尔湖。他走到满洲里的时候，日本人封锁了边境。他在满洲里等了两个月，等开往苏俄的火车重新通行。两个月里他在火车站附近的俄国侨民区里帮人抄写文件，换几个卢布。俄国侨民区里有一个从伊尔库茨克来的老人，听说他要去贝加尔湖，给他画了一张路线图，告诉他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一站下。他把那张路线图仔细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两个月后边境开了。他坐上了开往苏俄的火车。火车穿过西伯利亚，穿过无边无际的针叶林和白桦林，穿过贝加尔湖的南岸。他在火车上看到了贝加尔湖。湖水是他见过的最蓝的水，蓝得像一块宝石嵌在雪地里。湖面上有冰，正在化，裂成一块一块，顺着水流漂。他想起了卡岔河的冰——卡岔河冬天也结冰，冰面上裂开一道道口子，像人手上冻出的皴。他想起了沈月红。想起了她说的那句话：“贝加尔湖——等我回来。”
她没有回来。他替她来了。
火车在伊尔库茨克停了一个小时。他下了车，站在月台上，看着远处的雪山和森林。天空是透明的蓝色，空气冷得像刀子，但很干净，没有上海的煤烟味，没有香港的海腥味，只有雪和松脂的味道。他深吸了一口。
他只在伊尔库茨克待了一个小时。他没有去湖边。他上了火车，继续往西。
后来他回到香港，在那间狭小的公寓里，每年除夕给沈月红写信。有一封信里他写道：“我到了贝加尔湖。湖水是蓝的，和你说的一样。湖边全是白桦林，叶子是绿的，还没黄。我替你看了一眼。下次等太平了，我再带你来看。”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手已经有些抖了。窗外是香港的霓虹灯，红红绿绿的。但他看到的不是香港。他看到的是一九三三年除夕夜，上海闸北一间弄堂阁楼，煤油灯熏黑了墙。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的女子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给你唱一段。”她唱的是山东梆子，《穆桂英挂帅》。她唱破了一个音。她从来不破音。
他靠在藤椅上，闭上眼睛。
惊蛰同志，见字如晤。贝加尔湖的冰化了，春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