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上海又下起了冻雨。
周明远还是住在金神父路那间亭子间里。房间里的摆设和四年前一模一样——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子。床底下塞着那只旧皮箱，桌上摊着英文课本和作业本，窗缝里塞着旧报纸。报纸换过几次，每次都是新的旧报纸。
他照常去林家上课。安国去了南洋中学，住校，不常回来。安邦还在家里，英文进步了不少，能读简单的英文报了。林仲甫的洋布生意不太好——日本人占了东北以后，北方的销路断了一大半。林仲甫瘦了，紫砂壶还在手里捧着，但脸上的油光少了。他问周明远愿不愿意多教一门课——国文。周明远说好。
他开始给安邦讲国文。讲《史记》，讲屈原，讲杜甫。安邦问他，周先生，为什么古代的人总是在哭。他说因为古代的人和现在的人一样，都有回不去的地方。
他从林家出来，照常沿着福熙路走到天蟾戏院门口。门口的霓虹灯还是亮着，海报换了一张又一张。小蝶已经不做杂役了，升了龙套，偶尔能在台上跑两圈。有一回她从后门出来倒水，看见周明远站在巷子里，愣了一下。
“周先生。”
“路过。”
“你每次都路过。”她把水倒了，抱着空盆子站在门口，“沈姐姐有信吗。”
“没有。”
小蝶低下头。过了片刻她又抬起头。“周先生，你说沈姐姐会不会——”
“不会。”他说。话说出口才发觉太快了，快得不像真的。
小蝶看着他，没再问。她转身进了后门，过了一会儿又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油纸包。
“生煎。刚出锅的。我请你的。”
他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油纸包是热的，烫手。他站在巷子里把生煎吃完，然后走了。
那年春天，组织上让他撤离。联络员是个新面孔，二十出头，戴眼镜，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推镜框，紧张得手指发抖。他告诉周明远，巡捕房最近在法租界排查单身男性租客，金神父路的亭子间已经不安全了。组织安排他转移到香港。
“香港？”
“对。那边有同志接应。你教英文，那边需要英文好的人。”
周明远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爬山虎又绿了，铺满了对面的墙。春风从窗户缝隙里吹进来，带着弄堂里晾晒衣服的肥皂味。
“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下周有船。”
“好。”
他没有马上去收拾行李。他又去了外滩，站在黄浦江边。江水还是那么浑，那么急。五年了，这条江什么都没变。他在江边站了很久，把口袋里那本旧戏折子拿出来翻了一遍，又放回去。
走的那天，没有人来送他。老方死了，沈月红死了，小蝶不知道他要走。他在码头上买了张船票，把那只旧皮箱拎在手里。皮箱比五年前更旧了，边角磨得露出了铁色。
汽笛响了。船缓缓离开码头。他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一点一点变小——外滩的万国建筑群，黄浦江对岸的烟囱，法租界的梧桐树，天蟾戏院屋顶上那面褪色的旗子。都变小了，变远了，被江上的雾吞没了。
别了，上海。
香港和上海不一样。
一下船他就感觉到了。这里的冬天不冷，潮湿得像上海的三月。街上的人说着他听不懂的广东话，汽车靠左行驶，连空气里的味道都是陌生的——没有黄浦江的腥味，没有梧桐树的花香，只有海水的咸和某种说不清的热带水果的甜腻。
他在湾仔一栋旧楼的四楼租了个房间。房间不大，比金神父路的亭子间还小些。有一扇临街的窗，能看到一小片海。他把行李放下——就是那只旧皮箱，里面还是那几样东西：几件换洗衣服、一本英文版的《史记》、一张父亲的照片、一本旧戏折子。他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上。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长衫，站在甑锅前，背微驼，眼睛盯着镜头。他又把老方的折扇拿出来，靠在父亲的照片旁边。扇骨还是断着那根，扇面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暗褐色。
他在桌前坐下。窗外是香港的夜。霓虹灯把街道染成红色和绿色，楼下大排档的铁锅叮叮当当地响，老板娘用广东话在喊什么。他听不懂。
他开始在香港的学校里教书。教英文，也教历史。学生是香港本地的孩子，比安国和安邦更沉默，上课不提问，下课就散了。他和其他老师不怎么来往——他是从上海来的，学校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只知道他姓周，北方口音，爱喝茶。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住在湾仔那间小公寓里，每天早上去学校，晚上回来改作业。窗外的海从早到晚都是灰蒙蒙的，偶尔晴天会变蓝一点。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除夕，给沈月红写信。
第一封信写在一九三五年的除夕。他坐在桌前，窗外有零星的爆竹声。他铺开一张信纸，写了第一行——“惊蛰同志，见字如晤。”然后他停住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最后他只写了几句——
“我到了香港。这里很热，冬天也热。学校里的学生很听话，但不如安国聪明。我还在教书。我还在。”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邮票，只写了六个字：“惊蛰同志亲启”。他知道这封信寄不出去。但他还是写了。
第二年的除夕，他又写了一封。第三年，第四年。每年除夕他都写一封。信越来越厚，堆在铁盒子里，和那张戏单、那本戏折子放在一起。他在信里写了很多事——写香港的冬天不冷，写学校里的学生终于有人会拼revolution了，写他在街上听到有人唱粤剧，忽然想起了山东梆子，想起了一九三三年除夕夜上海闸北那间阁楼。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一样的——“惊蛰同志，见字如晤。”每封信的结尾也都是一样的——“我还在。”
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占了香港。学校关了门，他失了业，在码头扛了几个月的货，后来又在一家小报社找到份校对的差事。报社印的是进步报纸，他夜里校对，白天睡觉。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他站在湾仔的街上看游行的队伍，看人群欢呼。他没有欢呼，只是站在路边，在心里说了一句——日本人走了。你能听到吗。
他写了很多封信，一封比一封长。他写上海解放了，写**广场上升起了红旗，写榆树的老烧锅不知道还在不在，写卡岔河的鲫鱼不知道还肥不肥。他写自己老了，头发白了，手也不稳了。他写着这些永远寄不出去的字。
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变化很大。难民潮一波一波地涌进来，到处都是上海话、北方话。他在街上听到有人唱山东梆子，愣了半天，追过去看——不是她。是一个从山东来的老艺人，在街边卖唱。他站在那儿听完了一整段《穆桂英挂帅》，然后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放在了老艺人的帽子里。老艺人朝他点了点头，又唱了一段。他没有再听，转身走了。他怕再听下去，会在大街上失态。
他把那本旧戏折子拿出来，翻到那一页——“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纸已经泛黄发脆，折叠的地方几乎要断开了。他不记得自己翻过多少遍了。他想起第一次在湖心亭见她，她问“先生贵姓”，他说免贵姓周。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了，还是三十多年了？他记不清了。
他一直没有结婚。有人给他介绍过，学校里一个教国文的女同事，也是从北方来的，人很好，说话轻声细语。他跟她喝过一次茶，聊了些不咸不淡的话。后来那女同事嫁了别人，他说恭喜。他这辈子唯一想娶的那个人，永远停在了二十九岁。
又过了很多年。他七十八岁那年，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北京辗转寄来的，信封已经磨破了，上面贴了好几张转寄的邮票。他拆开信，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短笺。照片上是一群穿军装的女兵，站在一面红旗下面，前排中间有一个小姑娘，十五六岁，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短笺上写着——
“周先生，我叫沈念秋。我娘是沈月红戏班里的师妹，叫小蝶。我娘说，沈姐姐没有后人，让我认她做干妈。我今年参军了，在文工团。我娘说，周先生在香港，让我给你写信。我娘还说，沈姐姐以前教她识字，她教我识字。我现在会写很多字了。”
周明远拿着信，手抖得很厉害。他又看了一遍那行字——“我叫沈念秋。念秋。”他忽然想起来，有一年在天蟾戏院的天台上，沈月红靠在他身边，说她怕死了以后没人知道她是谁。现在有人叫沈念秋了。念是思念的念。秋是秋天的秋——惊蛰在春天，秋天的孩子姓沈，叫念秋。
他把照片放在桌上，和父亲的照片并排。父亲站在甑锅前，背微驼。沈念秋站在红旗下面，扎着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两代人。中间隔着一场战争，隔着几十年的离散，隔着好几百万人的生死。
他坐在桌前，铺开一张新的信纸。笔抖得很厉害。
“惊蛰同志，见字如晤：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小蝶的女儿参军了。她叫沈念秋。她的眼睛很像你——”
他停了一下，把笔放下。窗外，香港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了红色，有一瞬间像是那年杨树浦码头外半边天烧红的火光，又像是天蟾戏院谢幕时舞台上那盏暖黄的灯。他听见有人在唱。不是收音机，不是街边的老艺人，是他脑子里的声音——一九三三年除夕夜，上海闸北一间弄堂阁楼，煤油灯熏黑了墙。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的女子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给你唱一段。”
他把信折好，放进铁盒子里。铁盒子里已经有了厚厚一叠信，有的纸已经发黄了。他把铁盒子锁好，放回抽屉里。然后他靠在藤椅上，闭上眼睛。窗外，香港的夜正在褪去。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变成暗金色。这一天是除夕。一九八三年的除夕。他八十岁了。他替她活了五十一年。她永远二十九岁。
但他知道自己快要去见她了。也许明年，也许后年。到了那边，他会跟她说很多话。说贝加尔湖的冬天，湖面冻成冰，冰是蓝的，透明得像玻璃。说榆树的雪，卡岔河的鲫鱼，周家烧锅的酒糟味。说安国学了英文，安邦会拼revolution。说老方的折扇断了，墓碑上刻了一把扇子。说小蝶的女儿参军了，眼睛很像她。说他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但他不着急。他还想多活几年，替她看看这个世界。他记得一九三三年除夕夜，她站在阁楼里问他：“你说，咱们能活到太平那一天吗？”他说能。她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得亲眼看着你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没有变成老太太。但他替她活到了八十岁，替她看了香港的霓虹灯、码头的桅杆、年夜饭的炊烟。替她等到了一封信，信上写着一个姓沈的女孩参了军。
他睁开眼睛。窗外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落在桌上那两张照片上——一张黑白，一张彩色。黑白的那个站在甑锅前，彩色的那个站在红旗下面。两个人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在晨光里互相望着。墙上，老方的折扇静静地靠在照片旁边。那把折扇的扇骨断了一根，被血染过的扇面已经变成了暗褐色。但那个记号还在——墓碑上刻着的记号，一把折扇的形状——在无名墓地等着每一个记得的人。
他站起来，走到桌前。铺开一张新的信纸。然后写下：
“惊蛰同志，见字如晤。”
窗外，香港的早晨正在到来。维多利亚港上传来汽笛声，闷闷的，长长的，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