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月红走后的第一个月，上海照常运转。法租界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电车还是叮叮当当地从霞飞路驶过，外滩的江风还是又潮又冷。周明远照常去林家上课，照常批改安国和安邦的英文作业，照常在傍晚沿着福熙路走到天蟾戏院门口，站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去。
戏院门口的海报换了。新的花旦姓陈，海报上写着“色艺双绝陈小曼”，画着标准的瓜子脸和樱桃小口。周明远每次路过都看一眼，然后走开。有一回他看见小蝶在门口扫地，小蝶抬头看见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朝她点了点头，走了。
二月底，老方约他在虹口大戏院碰头。老方坐在后台角落里，手里那把折扇还是断着一根扇骨，没修。他的脸色比上次见时又沉了些，鬓角多了几根白头发，手指上的老茧更厚了。印刷厂又搬了一次，从华界搬回了公共租界，地址变了，人也少了，原来十几个排字工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五六个还在撑着。
“苏区那边来信了。惊蛰到了。安排在剧团，给战士们演《白蛇传》。”老方说。
周明远没说话。
“她还说，路上生煎凉了。让你下次买热的。”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老方也没再说什么，把一张纸条推到他面前，上面写着一个新地址，让他记下。
三月，巡捕房开始大规模搜捕。这次不是例行公事，是动了真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同时行动，光一个晚上就抓了二十几个人，有学生、有工人、有印刷厂的排字工。老方的印刷厂被抄了第三次。这一次没搬成，机器被砸了，铅字撒了一地，老方从后窗跳出去才跑掉的。他在一条弄堂的阁楼里躲了三天，吃光了口袋里最后一颗糖。第四天夜里他摸回周明远的亭子间，进门第一句话是：“老赵那把火没白放。日本人从虹口撤走了一部分军火。他们怕了。”
四月，周明远收到第一封信。信是从江西辗转带来的，薄薄一张纸，折成小方块，被汗浸过，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信上只有几行字——
“钟声同志，见字如晤。我到了。这里山多，雾大，和上海不一样。住的房子是土坯的，墙上有裂缝，风从缝里钻进来，晚上冷得睡不着。但这里的人很好。我给他们唱《穆桂英挂帅》，他们说好，说穆桂英也是打鬼子的。我想跟你说，我在这里挺好的，不用担心。问老方好。问小蝶好。生煎别买凉的。——惊蛰”
周明远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把它放在枕头底下。
五月，局势越来越紧。老方让他暂停一切活动，等风头过去。他说不用。老方说，这是组织决定。他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清楚，上海这地方，风暴来了就不会停，风头永远也过不去。
他开始给安国和安邦讲东北。不是讲历史的东北，是讲他自己的东北——榆树的雪，卡岔河的鲫鱼，周家烧锅的酒糟味，父亲站在甑锅前说“好酒不是辣的，是甜的”。两个孩子听得入了神。安国问他，周先生，你家现在还在吗。他说，不在了。安邦又问，那你想回去吗。他说，想。安国沉默了一会儿，说，等我长大了，帮你把烧锅夺回来。周明远笑了笑，没说话。
六月，他收到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短，字迹更潦草。
“钟声同志，见字如晤。仗打得很苦。剧团跟着部队转移，一天走几十里山路。脚上起了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但我不怕走路，你是知道的。我怕的是停下来。停下来就想上海，想戏院，想小蝶，想你。这里没有生煎。——惊蛰”
他把信折好，和第一封放在一起。
七月，老方出事了。
巡捕房在公共租界围了一个秘密联络站，老方带着两个同志困在里面。周明远在外面接应，但没能等到他。老方掩护另外两个同志从后门撤走，自己被巡捕堵在屋里。他中了两枪，一枪在胸口，一枪在腿上。巡捕把他抬出来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那把折扇——断了一根扇骨的那把，扇面被血染了半边。他把扇子朝周明远的方向扔了一下，嘴里喊了一句：“快走。”
周明远没有走。他站在原地，看着老方被巡捕架上囚车。老方侧过头，透过囚车的铁栅栏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长，但和当年在霞飞咖啡馆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什么都在里面了。
囚车开走了。马蹄声和警哨声混在一起，很快就消失在租界的梧桐树影里。周明远在街边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老方扔在地上的折扇捡起来，放进口袋里。
老方在巡捕房医院里没熬过三天。没人收尸。组织上通过关系把遗体悄悄运出来，葬在闸北一块无名墓地里。立碑不能写字，只在上面凿了一个记号——一把折扇。只有知道的人才能认出来。
周明远在无名墓地前站了一下午。没有纸钱，没有香烛，他放了一壶茶在碑前——龙井，老方爱喝的，虽然老方总说洋人的玩意儿喝不惯，还是茶好。
回到亭子间，他把老方的折扇和沈月红的戏折子放在一起，和父亲的照片放在同一个抽屉里。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给沈月红写信。他写了很久，写了很多——写老方怎么死的，写那把折扇怎么被血染了半边，写无名墓地上刻着一把扇子，写他一个人站在墓地前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信寄了出去。他不知道能不能寄到。
八月，天气热得像蒸笼。上海的弄堂里一丝风都没有，爬山虎的叶子蔫蔫地贴在墙上，连知了都懒得叫。周明远开始咳嗽。起先没在意，以为是热伤风。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痰里带了血丝。他去药房买了点川贝枇杷膏，吃了几天不见好。他自己知道，不是肺上的毛病，是整个人在一点点往下坠。像是烧酒到了尾道，火走了，粮尽了，剩下的只有寡淡的水。
九月，安国考上了南洋中学。林仲甫很高兴，请周明远吃饭，说多亏了周先生教导有方。席间林仲甫又问周先生怎么瘦了这么多，是不是上海住不惯。他说还好，就是夏天太热了，吃不消。安国送他到门口，忽然问了一句：“周先生，你是不是**。”周明远看着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说：“安国，你以后要做个明白事理的人。”安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十月。他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他开始每天去邮局问，邮局的人说没有江西来的信。他想，也许是路上耽误了，也许是信寄丢了。也许是她太忙了，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没有时间写信。他不想另一种可能。他从来不去想另一种可能。
十一月。他终于收到一封信。信是辗转带来的，和以前一样折成小方块，但信封上的字不是她的笔迹。他的手抖了一下，把信拆开。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惊蛰同志于今年九月在突围中掩护战友撤退，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信纸在他手里很轻，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出亭子间。
外面是上海的冬天。梧桐树又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风很大，吹得他的长衫猎猎响。他在霞飞路上走着，一直走，不知道往哪里去。经过天蟾戏院的时候，门口的红灯笼亮着，新花旦的海报在灯下闪闪发光。他站了片刻，然后继续走。
他走到外滩，站在黄浦江边。江水还是那么浑，那么急，和四年前他刚到上海时一模一样。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第一次在湖心亭见她，她看他的眼神像在验货。想起她在台上唱“眼看他楼塌了”，声音裂了一道缝。想起她在闸北平房里用手指碰他手背上的疤。想起除夕夜她在阁楼里给他唱山东梆子，唱破了一个音。想起她坐在他亭子间的床沿上，咬了一口凉生煎，说“这是你欠我的”。想起她在天台上说，等太平了去贝加尔湖，养牛养羊。想起码头上她最后那句话被汽笛吞掉了，但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他在江边站了很久。天黑了，外滩的霓虹灯亮了，红红绿绿的，把黄浦江照得像个梦。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本旧戏折子。他把折子拿出来，翻开扉页。那四句手抄的戏词在江风里微微颤动——
“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他把戏折子合上，放回口袋。然后他转过身，走进了上海的夜色里。
他没有回亭子间。他在戏院外面的巷子里靠着墙蹲了一整夜，和四年前刚来上海时一样，也和九一八那天夜里一样。弄堂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又一盏一盏亮了。早上的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去，卖菜的小贩推着板车在石板路上咯吱咯吱地走。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麻，但他没有感觉到。他只感觉到口袋里那本戏折子贴着他的胸口。薄薄一本，很轻。
但他觉得它比什么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