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之后的事，周明远后来不大愿意跟人提起。
他在上海又待了两年。没有了沈月红，没有了老方，天蟾戏院换了新花旦，小蝶跟着赵班主去了重庆。他在法租界的亭子间里继续教书，继续给组织送情报。他不再去戏院了。有一回路过福熙路，看到天蟾戏院的红灯笼在夜风里晃，他站了片刻，然后走了。
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人轰炸闸北，上海沦陷。组织安排他撤往香港。他走的那天，十六铺码头挤满了逃难的人，江上雾很大，和一九三四年沈月红走的那天一模一样。他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在雾里变小，变远。别了，上海。
香港的潮湿他始终不习惯。他在湾仔一栋旧楼的四楼租了个房间，教英文，后来在学校关了门之后去码头扛过货，又在一家小报社做校对。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没有结婚。
他每年除夕给沈月红写信。信的开头永远是“惊蛰同志，见字如晤”。他写香港的霓虹灯，写码头上的汽笛声，写学校里有个学生终于会拼revolution了，写他在街上听到有人唱山东梆子时愣了很久。每封信的结尾都是一样的——“我还在。”
他把这些信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里还有三样东西：一张一九三一年的戏单，天蟾戏院，《桃花扇》。戏单底下有一行小字——“钟声同志，我今天唱完这出，想吃生煎，你请客。”一本旧戏折子，扉页上是她手抄的四句戏词——“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还有一张空白的火车票，没有日期，没有车次。
他活到了八十岁。
一九八三年的冬天，香港比往年湿冷些。他坐在湾仔那间公寓的藤椅上，身上盖了条旧毛毯，手边搁着一杯凉透的茶。窗外是香港的夜。霓虹灯把街道染成红色和绿色，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和几句零碎的粤语。
他把铁盒子打开，把信纸抽出来。最上面一张写着——
“惊蛰同志，见字如晤：我在这里挺好的，就是香港太热，不比北方凉快。昨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唱山东梆子，愣了半天，以为是你。后来想起来，你早就不在了。”
他把信折好放回去，盖上铁盒。
楼下茶餐厅的收音机在放粤剧。但他听见的不是粤剧。
他听见的是一九三三年除夕夜。上海闸北一间弄堂阁楼，煤油灯熏黑了墙。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的女子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给你唱一段。”她唱的是山东梆子，《穆桂英挂帅》。她唱到一半，破了一个音。她从来不破音。她唱完了，转过身，眼睛亮晶晶的，问他：“你说，咱们能活到太平那一天吗？”
他说能。她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得亲眼看着你变成一个老太太。她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嘴。窗外传来零星的爆竹声。
“有些话，现在说了，往后就没念想了。”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他把铁盒子锁好，放回抽屉里。窗外的霓虹灯暗了一盏。他靠在藤椅上，闭上眼睛。
香港的冬天又潮又冷。但在他的记忆里，有一间更小更冷的阁楼，有一盏更暗更旧的煤油灯。灯下有两个人。她的手很凉。她唱破了那一个音。
她的名字叫沈月红。她的代号叫惊蛰。她的故事开始于山东明泽，一个连她自己都很少再提起的地方。他的故事开始于吉林榆树，一片他后来再也没有踏上的黑土地。他们共同的故事开始于民国二十年的上海，法租界，一个叫天蟾戏院的地方。那一年，她二十三岁，他二十八岁。那一年，他们都不知道，往后的路会那么长。长到一个人走不到头，长到要另一个人替她走下去。
老人睡着了。
窗外，香港下了今冬第一场雨。雨不大，打在玻璃上，像很久以前除夕夜的爆竹声。
铁盒子在抽屉里。盒子里的戏单上，那行小字在黑暗中继续沉默着。
沉默，但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