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海最冷的时节。
老赵没了。被捕三天之后，巡捕房那边传出来的消息——人已经没了。怎么没的，没人说。老方辗转打听到的只有一句：老赵到死什么都没说。
周明远是在霞飞路一家不起眼的茶摊上听到这个消息的。老方把话带到，折扇搁在桌上，扇骨还是断着那根，没修。周明远端着手里的茶杯，没喝。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茶摊外头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去，报童举着报纸喊：“号外号外！东北军何柱国部在山海关与日军激战！”没有人理他。
沉默了很久之后，老方开口了。他说老赵临走那天，有人替他放了一把火。不是三井仓库——仓库那边扑救及时，火势没有蔓延开。是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门。火不大，但点着了。放火的人是谁，没人知道。
周明远没有说话。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声。
老方又说：“惊蛰被调去江西。”
周明远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杯里茶水晃出来，洒在桌上。他看着那片水渍在桌面上慢慢洇开。什么时候。老方说月底。他说她去做什么。老方说苏区需要文艺骨干，她会唱戏，能进剧团，给战士们演出。他说她自己的意思呢。老方说组织决定的。老方又说她也同意了。
茶摊外头，报童还在喊。电车又过去了一辆。
那天傍晚他去了戏院。后台里和往常一样，老琴师在收琴，两个跑龙套的在卸妆，小蝶端着水盆跑来跑去。沈月红坐在梳妆台前。她今晚没有戏，但脸上带着残妆——下午彩排了一场。她从镜子里看到他，没有起身。
“你知道了。”她说。
“什么时候走。”
“二十八号。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先到宁波，再转陆路。”
“去多久。”
“不知道。也许很久。”
后台里有人在喊小蝶，小蝶应了一声跑出去了。老琴师把二胡装进布袋，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走了。那两个跑龙套的也走了。后台渐渐空了，只剩他们两个人。
沈月红对着镜子，把头上的发夹一根一根取下来，放在台面上。她的手指很稳，一根都没有抖。然后她转过身，看着他。
“你别说什么留下来之类的话。你知道我不会留。”
“我没打算说。”
“那就好。”
“还有几天。”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十四天。周明远后来在香港的公寓里回忆这段日子，发现记忆是碎的。他记得的东西不是连贯的，是一件一件零散的，像一本被撕开的日历。他记得有一天傍晚下着冻雨，她忽然想吃城隍庙的梨膏糖，他们坐电车去，到了发现铺子关了门，她站在关了门的铺子前面笑了一下说，来晚了。他记得另一次在天蟾戏院天台，她靠着栏杆，忽然说了一句：上海这地方，住久了不觉得好，要走了又觉得什么都舍不得。他说舍不得什么。她说舍不得那个卖生煎的铺子，每天半夜散戏以后还开着，油锅滋啦滋啦地响，整条街都是香的。她没说舍不得他。
有一天晚上她问他还记不记得贝加尔湖。他说记得。她说你再讲一遍。他讲了一遍——冬天湖面冻成冰，冰是蓝的，透明得像玻璃。湖边全是白桦林，秋天叶子变黄，倒映在水里，水也是金色的。养牛养羊，天亮了出去放牧，天黑了回去生火。那里人少，地广，没人在意你什么出身。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太好了，好得不像真的。他说是真的，地图上有。她说她知道地图上有，她查过。她真的查过。
她又问他，贝加尔湖离江西有多远。他没有回答。她也没有再问。
一月二十号。沈月红在天蟾戏院唱最后一场。全本《桃花扇》。门口的海报换了一张新的——“沈月红告别演出今晚准演全本《桃花扇》”。来看戏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楼下坐满了，楼上包厢也满了。过道里加了座，还有人站着。上海的戏迷都来了。他们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只知道沈老板要走了。
周明远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位子上，和每一次一样。
台上，沈月红扮着李香君。淡青色的绣花帔，点翠的头面，手里拿着一柄团扇。她开口的时候，整个戏院都静了。她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亮，亮得像一把刀子在阳光底下翻了个面——不是以前那种藏着铁条的绸缎，是明晃晃的刀锋。她唱“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满堂喝彩。她唱“秦淮水榭花开早”，又一阵喝彩。她唱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声音沉下去，像一块石头从高处落进水里。水花溅起来，然后什么都没了。台下鸦雀无声。
周明远没有鼓掌。他看着她谢了三次幕。她站在台上，微笑着对台下鞠躬，笑得很有分寸，很得体，很职业。然后她转身走进后台，没有回头。
散了戏，他在后台等她。她已经卸完了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她正把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收进箱子里——头面、粉扑、梳子、镜台上那盏小台灯。小蝶在旁边帮忙，眼睛红红的，大概是哭过。
“票都订好了。”周明远说，“二十八号，十六铺码头，早上八点。”
“知道了。”
“行李别带太多。路上不好走。”
“就一个箱子。”
小蝶把最后一包茶叶塞进箱子里，抬头看了周明远一眼，又看了沈月红一眼。然后她站起来，说了句“我去打水”，就出去了。
沈月红把箱子合上，扣好搭扣。然后她转过身看着他。
“我有东西给你。”
她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本旧戏折子。手工装订，纸页起了毛边。她打开扉页，上面有她手抄的四句戏词——“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她把戏折子递给他。
“这出戏，我唱了三年。这是最早的台词本，我自己抄的。”
他接过来，翻开。纸页已经泛黄了，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过。上面不光有《桃花扇》的台词，还有她随手记下的一些东西——一段唱腔的批注、一个走位的小图、一行小字写着“此处破音”。
“这是你的台本。你给我。”
“你替我收着。”她说，“等我回来，再还给我。”
他把戏折子合上，放进口袋里。口袋很浅，露了一截在外面。她看见了，伸手替他往里塞了塞。动作很小，很快。
一月二十八号。阴天。黄浦江上起了雾，白茫茫一片，把对岸的浦东遮得严严实实。十六铺码头上挤满了人——扛大包的、拉黄包车的、赶船的、送人的。空气里混着江水腥味、煤烟味，还有咸涩的海风。一艘小客轮停在码头上，烟囱冒着黑烟。船不大，能坐几十个人。去宁波的。
戏班的人来了。赵班主走在最前面，手里端着那把紫砂壶，脸上还是那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的表情。他走到沈月红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在她手里。茶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沈月红接过茶叶，说了声“谢谢班主”。老头摆摆手，转过身去，看江上的雾。
小蝶哭得说不成话。沈月红抱住她，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小蝶使劲点头，眼泪蹭了她一肩膀。
老方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手里拿着那把断了扇骨的折扇。他没有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周明远朝他点了点头。老方也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走进了雾里。
码头上人声嘈杂。汽笛响了，船要开了。沈月红提起那只旧皮箱，转过身看着他。她穿着那件灰呢短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头发比他们初见时短了些，刚刚过耳，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
“生煎买了吗。”她说。
“买了。路上吃。”
他把油纸包递给她。她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又包上了。
“凉的。”
“买早了。”
“没关系。凉的也好吃。”
她笑了一下。雾在他们周围翻涌，码头上的人影越来越模糊。
“到了给我写信。”
“写。”
“注意安全。”
“知道。”
她把皮箱换到左手，右手空出来。他看着她的手，想起了闸北平房里她指尖碰在他手背上的那一触。轻，凉，像雪花沾了一下就化。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指。隔着雾，隔着江风，隔着码头上嘈杂的人声和汽笛，她的手在他的掌心里停了一会儿。然后她抽出手。
“走了。”
她转身踏上跳板。步子不快不慢，腰挺得笔直，和第一次在湖心亭见到时一样。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着他。晨雾里她的脸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他还是能看见她的眼睛。亮着。
“周明远。”
“嗯。”
“贝加尔湖——”
汽笛响了。船上的喇叭在喊最后一遍登船。她后面的话被吞掉了，听不清。她笑了一下，转过身，走上甲板。
船开了。船身缓缓地离开码头，烟囱冒出的黑烟在雾里散开，像一团化不开的墨。他站在码头上，看着船一点一点变小。雾很大，很快就看不见了。他站了很久。码头上人来人往，谁也不在意一个穿长衫的人站了整整一上午。
他后来想起这一天的时候，总会想起那艘船消失在大雾里之前，她最后那个笑。她最后那句话被汽笛吞掉了一半，但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她说：贝加尔湖——等我回来。
他回到亭子间。推开门，桌上还摊着安国和安邦的英文作业，窗缝里还塞着旧报纸。他把口袋里那本旧戏折子掏出来，放在桌上。翻开扉页，那四句手抄的戏词在冬日的天光里显得很旧，旧得像一百年前写下的。
他把戏折子合上，放进抽屉里，和父亲的照片放在一起。然后他在桌前坐下，拿起钢笔，继续批改安国和安邦的英文作业。两个孩子下周要考试了。
窗外，黄浦江上传来一声汽笛。闷闷的，长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