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在寅时三刻开始。
天还黑着，祁山脚下的营地里已经闹翻了天。火把一簇一簇地燃起来，像有人往夜色里撒了一把烧红的炭。禁军们备马、磨箭、检查弓弦，马蹄刨着泥地，马嘴里喷出的白气在火光里翻涌，人声马声混在一起，把整座山坳搅得嗡嗡响。这场面说好听叫整装待发，说难听就是一锅沸腾的粥——三千人的粥，每人都在发出声音，谁也不听谁的。
索鸣一夜没怎么睡。倒不是紧张——他在棠梨院通宵喝酒的日子比禁军操练的天数还多，熬夜对他来说是常规操作。睡不着是因为帐篷里太冷了，冷得他翻来覆去把行军床压得咯吱响，最后索性不睡了，早早爬起来收拾自己。
他出了帐篷，骑装外头多罩了一件灰扑扑的毡氅。这件毡氅是压箱底的旧物，料子倒还厚实，就是颜色灰得跟祁山的石头差不多，穿上去整个人都黯淡了两个色号。腰间的靛蓝素带换成了牛皮革带，上头挂着一壶箭和一把刀——刀是好刀，擦得锃亮；箭壶是旧的，但里头的箭都是他自己一支一支挑过磨过的，每一支的尾羽都顺滑得像猫舔过的毛。
弓是他从弘文院库房里翻出来的旧物。弓臂上积了一层垢，他昨儿擦了大半夜才露出底下的牛角纹，擦完之后发现自己手指上多了两个水泡——果然，状元郎的手不适合干粗活，但他现在需要的恰恰是干粗活的手。他摸了摸弓弦，又把弦往紧处拧了一圈。铙钹声震得鼓膜嗡嗡响，他在嘈杂中做了个旁人看不懂的小动作——抬起右手，用拇指和食指圈住自己的左腕，无声地掂了掂。腕骨比几个月前粗了一圈，关节处多了几处薄茧。砚台不白磨，弓也没有白练。以前这只手只会端酒杯和捏小倌儿的脸蛋，现在好歹能拉满一把弓了。
翻身上马的时候，他动作干净利落。鞍上那具身体像换了一副骨架——不再是棠梨院里那个歪歪扭扭的醉鬼，而是一个肩背挺直、腰胯沉稳的骑手。旁边一个禁军老兵看了他一眼，眉毛微微挑了一下，心想这状元郎上马的姿势怎么比他手底下那些新兵还利索。
队伍出发了。三千禁军分三路进山，马蹄声碎在林间的冻土上，惊醒的山鸟扑棱棱地从头顶掠过。索鸣被编在东路后队，前后左右都是陌生面孔。他也不跟人搭话，只是控着马不紧不慢地走。他太熟悉这种疏离感了——十二年来他一直是人群里的孤岛，区别只是从前在花楼，身边围着一群把他当冤大头的倌儿；如今在林间，身边是一群把他当累赘的兵。两种处境说到底都是被人当笑话看，只不过笑话的内容从“那个败家子”变成了“那个不知好歹的状元书生”。
天亮的时候，他们进了山。晨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林地上切出一道道光柱，照在枯叶和苔藓上泛着冷调的金色。索鸣策马踏过一条结着薄冰的溪涧，冰在蹄下脆生生地裂开，溅起的冰水打在靴面上，冻得脚趾发麻。山风灌进来，冻得人耳廓生疼，他却深深吸了一口气。汴京城的秋风是煮着炊烟和脂粉的——甜的，腻的，软的，像一块含化了的糖。这里的秋风是刀片，刮进肺里是凉的，吐出来却是热的。他居然觉得痛快。
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人们渐渐发现，那个传闻中只会逛窑子的状元郎，马骑得出奇地稳。控缰的姿态甚至带着几分老兵才有的漫不经心——不紧不松，不偏不倚，像是骑在马背上长大的。几个原本打算看他笑话的禁军默默把嘲笑的腹稿咽了回去，心想这膏粱蠹客怎么还会骑马？该不会是在窑子里学的吧。
时机来临的时候，索鸣没有任何预兆。
那是一头从灌木丛里猛然蹿出的野猪。獠牙足有半尺长，背上鬃毛倒竖，黑压压地冲着侧翼的一队禁军冲去。这畜生大概是被大队人马惊动了，从藏身的灌木里暴起发难，两只小眼睛闪着又凶又蠢的光——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你们站了我的地盘所以我必须撞翻几个”的光。事发突然，马匹受惊人立而起，士兵的箭还没搭上弦，野猪已经撞翻了两匹马，獠牙划开了一个士兵的大腿，惨叫声刺穿了整个林地。
索鸣在那声惨叫发出的同时就动了。
他没有勒马后退，没有呼喊救援，甚至没有拔刀。他只是从箭壶里抽出一支箭，搭上弓，深吸一口气。所有惊慌失措的喊叫和马蹄乱踏都从他身边退潮般远去，林地的声响忽然变成了一匹被抽紧的布，他的呼吸是唯一还在移动的针。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没有“我要救谁”，没有“这一箭射偏了会怎样”，只有靶子——一个长着獠牙的、正在横冲直撞的靶子。
弓弦响了一声。
那支箭穿过层层灌木，穿过晨光里浮动的尘埃，穿过左侧一个士兵被风吹起的发丝——那士兵后来跟人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我感觉头顶一凉，以为是自己被射中了”——准准地扎进了野猪的左眼窝。一尺长的箭杆只剩小半截露在外面，箭尾的灰雁翎还在微微颤动。
野猪发出最后一声嘶吼，前蹄一软，轰然倒地。倒地的时候还抽搐了两下，扬起的枯叶飘了一阵才落定。
林子里静了一瞬。惊魂未定的士兵们回头看去，只见一个骑黄马的瘦削青年慢悠悠地把弓放下。毡氅的帽子被风吹落，露出一张所有人都认识又都不认识的脸——认识，是因为这张脸在汴京茶馆说书的话本子里出现过无数次；不认识，是因为话本子里那张脸是醉醺醺的、挂着玩世不恭的讪笑的，而眼前这张脸是冷的、静的、眼尾那抹薄红在晨光里像一道还没干透的刀痕。
“将就着用，”索鸣说，“不打紧。”
这话是对着那个受伤士兵说的，语气平得像在巷口包子铺多要了一碟醋。说完他就把弓搁在鞍前，弯腰去捡被风吹落的帽子，动作随意得像是刚才只是顺手拍死了一只苍蝇。
那个受伤的士兵被同袍抬下去包扎时还在发愣，大概在想：救我的人是那个索大公子？我刚才是不是失血过多产生幻觉了？
那天下午，御帐里传出了一道旨意。皇帝听完林中救人的奏报，在帐中踱了半圈——据说踱步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随口赐了索鸣一领狐白裘。
“卿颇肖父。”圣旨上的这四个字被快马送到了索鸣的帐篷里。
消息像溅入沸油的冷水，在围猎队伍里炸开了锅。人们忽然想起来，索鸣的父亲索崇，当年就是以骑射闻名。军中有些老将还记得——索崇能在疾驰的马背上三箭连珠，把百步外的柳叶钉成一串，箭头排得比算盘珠子还齐整。
虎父无犬子——这个念头第一次在众人心里浮起来的时候，伴随的不是欣慰，而是一丝微妙的不安。因为所有人都记得，那句“颇肖父”后面还藏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他爹是怎么死的。
索鸣接到旨意的时候正蹲在帐篷外啃一张干饼。他听完小太监的话，站起来把饼叼在嘴里，腾出双手接过狐白裘，抖开看了一眼——白得晃眼，毛色油润，领口还镶着一圈银鼠皮，一看就是好东西。当年在棠梨院里他挥霍掉的东西里随便挑一件都不比这个差，但那些都是他自己作没的。这件不一样，这件是他用一箭射来的。
他把狐白裘披上，低头看了看，自言自语道：“白得跟送葬似的。”然后继续蹲下来啃饼。
接下来的几日围猎，索鸣又射了一头鹿、两只黄羊。他出箭的次数很少，但箭无虚发。每次射完他就退到一边，把弓往鞍前一搁，仰头喝水，或低着头发呆。有人来攀谈，他也会笑着回应，甚至说几句浑话——比如有人问他箭法怎么练的，他一本正经地说是在窑子里练的，窑子里灯暗，看不清靶子，只能靠感觉。问他的人被他噎得不知道该接什么，讪讪地走了。唯独他一直笑着，笑得没心没肺的那种。
可等他独自走回帐篷，脱下骑装抖落一地的草屑和松针时，从领口散出的气息却沉甸甸的，压着什么东西，像暴雨将至前的泥土味。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皇帝说他“颇肖父”——这几个字是蜜糖，也是毒药。蜜糖甜在嘴上，毒药烂在骨头里。他爹当年也是被先帝夸“虎将”，然后被派到了大散关，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如今他被当今天子夸“肖父”，然后被带到围场上射野猪——下一步会是什么？他没有选择，从他在殿试策论里写下那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开始，他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不是在走他爹的路，他是被他爹的路追着走。
转折发生在第七天。
那天傍晚，索鸣在自己的帐篷里擦弓。弓弦已经卸下来搁在膝上，手里拿一块浸了油脂的软布来回抹着弓臂上那层牛角纹。擦了三天的弓，牛角纹终于亮得能照出人影了，他对着弓臂看了看自己的倒影，觉得那张脸实在不怎么好看——瘦了，黑了，眼尾那抹红更明显了。他把弓翻了个面继续擦。
帐篷外忽然响起急促的马蹄声，紧跟着营门方向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在喊，喊得声嘶力竭，不像寻常的军报。那喊声里有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急切——不是“快来人啊有人摔了”的那种急切，是“出大事了天要塌了”的那种急切。
索鸣放下弓，掀帘出去。
一个浑身是血的斥候趴在马背上。被禁军架下来的时候已经说不出囫囵话了，嘴唇翕动了半天，断断续续只吐出了几个字。
“大散关……急报……”
索鸣站在帐篷门口，听见了那几个字。他没有动。篝火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切成明暗两半——明的那半边若无其事，嘴角还挂着刚才擦弓时无意识的弧度；暗的那半边，有什么东西在眼底翻涌。他攥着帐帘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
急报是发给兵部的，八百里的速度从边关递到围场，换了两匹马，跑死了一匹。内容没有人敢瞒——大散关外，叛军集结了三千兵马，连破两座哨所，守将请求朝廷速派援兵，否则关城危矣。
而叛军的首领，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急报上。
奚首。
这两个字在帐篷间传来传去，像风里卷着的火星，落到哪里，哪里就腾起一阵压低了声音的议论。这个名字无论在京中还是边塞，都已经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禁忌——禁军们只敢用“他”或者“那姓奚的”来含糊代替。仿佛说出那两个字就会被什么东西盯上似的，连百战老兵都下意识地降低了嗓门。
皇帝连夜召集了随行的重臣在御帐中议事。御帐灯火通明，整整亮了一夜。有几个性子急的武将当场拍了桌子，主张从凉州调三千铁骑过去；有几个谨慎的文臣则主张先摸清叛军的虚实再做打算；还有人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是在角落里默默盘算着这一仗打下来哪个派系会得利、哪个派系会失势。索鸣没有资格进去，他站在离御帐百步开外的地方，背靠着一棵松树，远远望着那顶透光的帐篷。帐布上人影憧憧，进进出出的靴声急如更鼓，偶尔传来一句拔高了嗓门的争执，又被风声卷没了。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露水打湿了他的毡氅。松针上凝了露，偶尔落下一滴砸在他肩头，他也不去拂。他只是在等——等这顶帐篷里做出的决定，会不会和十二年前他父亲等的那道军令一样。
第二天一早，圣旨下来了。不是增兵的圣旨，而是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任命——遣弘文院掌事索鸣为玉门关千户，即刻赴任。
这道任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砸得整个围场都懵了。千户，那是正经的武职，管一千兵马，品级不高，却是实打实的带兵之职。一个文臣出身的弘文院掌事，一个刚刚在围猎场上射了几头黄羊的状元郎，一个几天前还被所有人当成笑话的膏粱纨绔——凭什么去当千户？
说得好听，叫“文臣从武，不拘一格”。说得难听，就是被一脚踢出了京城。再往深处想一层——他刚射了几支箭，刚刚在御前露了脸，怎么转眼就被打发到边关去了？这究竟是赏还是罚？是重用还是发配？所有人都被这道圣旨的逻辑绕晕了，但谁也不敢当着天子的面问。
“他那是自己找死，”有人在帐篷里咬着耳朵，语气里半是幸灾乐祸半是如释重负，“陛下赐他狐裘，他就飘了。忘了自己姓什么。”
“玉门关那地方，鸟都不飞。据说一年刮三场风，一场刮四个月。去的千户三年换了四个——前两个降了，后两个死了。这个能不能撑过冬天都是未知数。”
“膏粱少爷嘛，还以为他是去逛窑子呢。等他到了玉门关发现连口热的都吃不上，少说得哭三场。”
消息传到索鸣帐篷里的时候，他刚刚把那把旧弓重新上好弦。传旨的小太监毕恭毕敬地念完了圣旨，把黄绫卷子递到他手里，小心翼翼地等着他的反应——毕竟这位爷在传胪大典上干过当廷辞官的事迹，小太监大概是怕他当场又来一句“臣请辞”。索鸣低头看着那道圣旨，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真真正正的笑。像听到一个绝妙的玩笑，连眼角都弯了起来，眼尾那抹薄红被笑意挤得更深了几分。
“臣领旨。”
小太监如释重负地走了，步伐快得像是怕他反悔。帐篷里只剩下索鸣一个人。他把圣旨卷好搁在膝上，坐在行军床边，望着帐篷顶上那盏晃晃悠悠的油灯。油灯的火苗被门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他伸手把它扶正了。然后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叹息，没有低语，连自言自语都没有。
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被调往北境的那个秋天。母亲在院子里收拾行装，骂骂咧咧地往箱子里塞棉衣——“北边冷得要死，你也不知道多带两件”——父亲站在槐树下，低头系着马鞍的带子，一句话也没说。那是他最后一面见到父亲。如今他系的是同一副鞍，要去的是更西的方向。母亲不在了，没人替他骂骂咧咧地塞棉衣了，他自己往行囊里塞了两件换洗的中衣，又觉得不够，把老贾硬塞的那件旧棉袄也装了进去。
他在心里算了一下——从祁山到玉门关，快马加鞭也要走半个多月。半个月后，那边就是冬天了。戈壁滩的冬天他是听说过的，风刮在脸上像有人拿砂纸在磨，冻掉耳朵是常规操作。他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决定路上多买两顶帽子。
他站起身来开始收拾行装。弓、箭壶、换洗的中衣、半块没用完的松脂、老贾塞给他的一包治风寒的草药——老贾塞药的时候说“公子您要是死在那边了我可没法跟老将军交代”，话说得不好听，但药是好药。然后是他从弘文院库房里翻出来的那份卷宗。他把卷宗贴身收好，手指隔着衣料按了按，按到那个硬挺的纸张边角硌在肋骨上，才觉得踏实了点。
然后他坐在案前铺开纸研墨。砚台是随身带的，弘文院那只缺了角的旧歙砚，磨出来的墨不算细腻，但好歹是现成的。他提笔写信，笔迹比平时端正了几分——不是写给上司看的那种端正，是写给在乎的人看的那种。
第一封信写给老贾。很短，大意是：把宅子封了，不必等，不必寻，去韩学士府上找个差事混口饭吃。你欠我的那些银票我都忘了，你别再惦记。
第二封信写给韩端。更短，只有六个字：“欠你的，回来还。”连个落款都没有。
第三封信，他提笔写了又停，停了又写。笔尖在纸上悬了半天，最终一个字也没写。他把那张白纸折好，塞进了箭壶深处，和那截旧皮绳放在一起。
掀帘出帐的时候，营地里还闹哄哄的。御驾拔营，各队都在收拾辎重，人喊马嘶乱成一团。没有人注意到他——一个即将赴任的玉门关千户，在三千人的围猎队伍里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他一个人牵马出了营门，把黄马的缰绳往鞍前一搭，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灯火通明的营地。
三百里外的汴京城，他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从索家遗孤到膏粱蠹客，从状元郎到弘文院掌事，一幕一幕的，像隔着一层水汽在看。那些在棠梨院里醉生梦死的夜晚，那些在弘文院库房里翻旧档的午后，那些在书房里对着四书五经骂人的清晨——全都堆叠在一起，变成了一座他即将离开的城。
远处有人在唱军歌，唱得荒腔走板，大概是哪个营帐里的老兵喝多了。那歌声被夜风送过来，断断续续，每个字都沾着酒气和乡愁。索鸣听了片刻，收回目光，翻身上马。
“膏粱不惯风和沙。”他骑在马上自言自语了一句，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攥紧缰绳的手指——指节凸起，关节泛白，手背上被弓弦勒出的红痕还没消退。他忽然咧嘴一笑，那笑容和他在棠梨院里喝完最后一杯酒时的笑一模一样。
“可是蠹虫，生来就是钻木头的东西。钻呗。”
缰绳一抖，马蹄踏上向西的官道。身后围场的篝火渐渐缩小成一点一点的橘红，最后被夜色完全吞没了。西面的天际线上，山脉的黑影沉默地卧在那里，像一道关了很久的门，而他已经懒得敲门了——直接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