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给家里小辈立过一条规矩：没事少往打浦桥那边去。
规矩是2007年秋天立的。那年我十二岁，笔仙的事刚过去不到半年，陈家桥27号的名声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先是表哥学校里有人讲，后来连居委会的老阿姨买菜碰见姆妈，都要压低声音问一句：你姆妈是不是就是那位陈阿婆？再后来，有素不相识的人摸到弄堂口，拎着水果点心，说要请外婆去家里看看。外婆一概不应，只跟姆妈抱怨：名声这种东西，烧起来快，灭起来慢，呛人。
有一回真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拎着一篮苹果，在客堂里坐了半个钟头，说她男人走了三年，夜里总听见他在厨房里咳嗽。外婆把苹果推回去，说，咳嗽这种事，你去医院，还有查查厨房的地漏，十有**是返味。女人将信将疑地走了。姆妈问外婆，您怎么知道是地漏？外婆说，我不知道，可死人要是真回来了，头一件事不会是咳嗽给你听。
表哥那阵子正好住在我们家。笔仙的事落在他身上，落得很重，晚上睡觉要开着灯，听见笔两个字就打哆嗦。外婆也不劝，由着他，只说了一句，怕就怕，怕不丢人，装不怕才丢人。
可打浦桥那件事，她应得比谁都快。
2007年秋天，打浦桥那边一个老小区要动迁改造。那片房子是五十年代建的，红砖墙，木窗框，外墙皮剥得像癞痢头，楼道里的灯三天两头坏。施工队进场第三天，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堆碎骨头。
不是动物的骨头，是人的。大大小小十几块，掺着泥和碎砖头，堆在基坑边上。骨头里还混着几样别的东西：几颗锈得发绿的铜扣子，一只瘪掉的铝水壶，半副烂布绑腿，还有一只变了形的钢盔。工地上有个看料的老头，六十多岁，年轻时当过兵，他蹲下去捏起一颗扣子看了看，站起来的时候脸色就不对了。他说，这是日本兵的扣子。有人问他怎么认得，老头把扣子递回去，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他小时候听他爹讲，日本人驻在这一带的时候，出门买菜都背着枪，扣子就是这个花样。他爹还说，四五年日本人投降，这一带有三个兵没进收容所，半夜里跑了，往后再没人见过。
后来清点出来，骨头是三具的。头骨三个，盆骨三副，都对得上。消息报上去，当天就拉了警戒线。
公安来了，文保也来了，街道的人也来了，基坑边上围了一圈人，谁都觉得这事该归别人管。文保的说，年代太近，够不上文物；公安的说，不是刑案，立不了案；街道的说，我们只管居民情绪。事情一下变得难办：这不是普通的老坟头，是日本兵的尸骸，怎么鉴定、怎么上报、后头要不要走对外的渠道，都不是一天两天能有结果的事。程序没走完，基坑先封着，工地停了工。可机器停得下来，事情停不下来。做工程的老板姓周，四十出头，精瘦精瘦的，两只眼睛滴溜溜转。他听说那片地底下埋着什么东西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他老子活着的时候跟他讲过，打浦桥这一带，日本人占着的时候是个小据点，旁边有片荒地，当年死过人。周老板一怕担责任，二怕误工期，当天夜里让人把骨头装进两只蛇皮袋，拉到郊区的垃圾场倒了。装袋的是两个小工，一个装到一半手就抖了，说这活缺德。周老板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票子塞过去，说闭嘴，缺德的钱也是钱。车开出工地的时候，看料的老头站在门口，朝着车尾啐了一口。
骨头运走了。但骨头的主人，不高兴了。
先是工地旁边那栋居民楼出怪事。三楼靠东那户的老太太，半夜听见楼道里有人走，不是穿拖鞋的啪嗒声，是皮鞋咔、咔、咔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不急不缓，从一楼走到三楼，在她家门口停一停，又走下去。老太太趴在猫眼上看了好几回，楼道里空荡荡的，感应灯都没亮。她天亮就跟儿子讲，儿子说她做梦，娘俩拌了一上午嘴。第二天夜里，儿子特意不睡，坐在客厅里等。十一点半，咔、咔、咔，从一楼上来，在他家门口停了一停。儿子后来说，他当时坐在沙发上，一动没敢动，连烟都没敢点。
再是四楼那家的小孩，三岁多，半夜哭醒，怎么哄都哄不住，指着一个方向喊怕。他姆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是窗口，什么也没有。底楼那家，男的早上起来，发现防盗门的门把手上多了一道细细的黑印子，像被人攥过一把，擦不掉。
最吓人的是五楼那个小姑娘，上初中，有天夜里做作业，听见窗户外面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拉开窗帘，路灯底下站着一个影子，穿一身旧式军装，帽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脸。她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她姆妈跑进来，路灯下什么也没有。
施工队那边也不太平。守夜的工人说，后半夜听见基坑那边有人喊口令，三个字一顿，听不懂是什么话，紧跟着是脚步声，三个人的，齐的，一、二、一，绕着基坑走了一圈又一圈。跑出去看，只有半坑的积水，水面上一圈一圈的纹，像刚有人从水里走过去。工头嘴上骂“别瞎传”，自己半夜上厕所都绕着基坑走。
这些事一件一件传出来，小区里人心惶惶。有人在楼道里烧纸，烟味呛得整栋楼咳嗽，居委会来劝，烧纸的老太把火盆往身后一藏，说你们管得着吗，我烧我的纸，又没烧你们的房。有人带着孩子搬去亲戚家，走的时候在楼道里撒了一把米。菜市场里传得更邪乎，有说是阴兵借道的，有说是地底下镇的东西跑出来了，卖豆腐的老头说得有鼻子有眼，讲再这么闹下去，要出大事。有个小囡，是姆妈单位李同事舅舅家的小孙女，连着发烧一个礼拜，医院去了两趟，验血拍片都做了，查不出毛病，退烧药吃下去退一点，药效过了又烧上来，孩子烧得小脸蜡黄，夜里说梦话，一会儿哭一会儿喊，喊的什么，大人一个字也听不懂。
姆妈回娘家跟外婆学这件事的时候，外婆正在灶披间择菜。她听完，手里的青菜放下来，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家里来了个人。
来的是个户籍警，姓顾，五十来岁，警服洗得发白，管打浦桥那一片快三十年了。他进门不肯坐，就站在客堂中间，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那天他没穿警服，穿的便装，进门先把帽子摘了。他说他本来是不信这些的，信了三十年的户口册子，一户一档，白纸黑字。可这回不一样，小区里天天有人去所里反映，领导不能出面，程序他又管不了，他管得了的是人，辖区里不能再出事了。他把声音压低了些，说三楼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前儿夜里也听见了，四十岁的男人，在所里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还有那个发烧的小囡，他去看过一回，孩子躺着，眼睛睁着，直直地瞪着天花板，怎么逗都不转一下。他听说了27号，是听另一个管片的同行讲的，说那位陈阿婆，有真本事。外婆听了，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说，本事谈不上，接活这十几年，靠的就是规矩两个字。
外婆给他倒了杯茶，问了三件事。
“尸骸现在在哪？”
老顾愣了一下，说按规定应该封存待检，他去查。
“查不着了。”外婆说，“让人倒了。怪事是从哪天起的？”
老顾想了想，说是骨头挖出来的第四天。外婆点点头，挖出来第三天夜里倒的，第四天早上起的事，对得上。
“第三件，”外婆说，“小区里是不是有个孩子在发烧？”
老顾这回是真的惊了，张着嘴半天，说是有，三楼还是四楼谁家的小孙女，他白天刚走访过。
外婆没再说话，转身到碗橱前，点了一炷香。
香燃起来，外婆闭眼站着，手搭在碗橱边沿上。老顾捧着茶杯站在一边，大气不敢出。那一炷香烧得很慢，烟笔直地上去，到了屋顶才散开。老顾后来说，他在客堂里站了足有一顿饭的工夫，腿都站麻了，不敢动，也不敢看外婆的脸，就盯着那缕烟看，看得眼睛发酸。后来外婆睁开眼，把玉从碗橱上拿下来，攥在手心里。玉是凉的，可她掌心里感觉到一阵极轻的震颤，像有什么东西在玉里面绷紧了。
外婆跟我说，那天青姑的话比往常多。青姑说，三七年那个秋天她就在这块地底下，天上的火烧了四十天，她在底下听了一整个冬天的人哭。她说那年月的魂魄她见得多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层一层压在这块地底下，压了几十年才慢慢化掉。打仗这种事，死人是小事，死了没人收、没人念、没人指一条回家的路，才是大事。她说，这三个，是四五年八月里没走掉的，名册上记的是失踪，失踪了六十二年，还当自己在站岗。
外婆问，难办吗？
青姑说，不难。就是有一桩，要叫你知道：这三个的手，都不干净。那片荒地里埋着的人，有他们一份。
外婆把玉攥紧了些，问，是三个都有份？
都有份。青姑说，矮的那个才十九，是让人推上前头的，罪轻些，可他手里也沾了血。高的是伍长，矮的是兵，敦实的是军曹，荒地里那几回，都是他带的队。
外婆沉默了很久。后来说，娘娘，那我今夜怎么个章程？
青姑说，你的活照旧，送他们走。可走法不一样。干干净净的魂，我指一条路，让他们回家去。这三个，不配。他们作下的孽，今夜就在这块地界上清算，灰都不许留。
外婆说，好。她说这个好字的时候，声音不高，老顾站在三步外，没听清，只看见外婆把香续上了第二炷。
她睁开眼，跟老顾说，就今夜。老顾说要陪她进去，外婆看了他一眼：你进不去。你在门外等着，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都不许进来，也不许喊。
那天夜里的事，我一点都没看见。我睡在27号的阁楼上，半夜醒过一回，听见楼下碗橱那边极轻地响了一声，像有人用指甲弹了一下瓷碟。我后来问外婆，外婆说，那是娘娘出门了。再往下的事，是老顾讲一句、外婆补一句，我一年一年拼起来的。有些句子的来路，我至今没敢问。
外婆到打浦桥的时候，快十点了。
小区门口的铁门半掩着，门卫室的灯亮着，里面没人。老顾在门外站定，看着外婆一个人走进去，后来他跟人说，那晚上他手心里全是汗，比自己头一次出现场还紧张。
外婆没有进居民楼，她径直去了基坑。
夜里的工地静得反常，塔吊黑黢黢地立着，钢筋堆在角落里，风从彩条布的缝里钻进去，哗啦哗啦响。空气里一股生石灰味，混着积水的腥气。基坑用彩条布围着，半坑的积水映着路灯，黄浑浑的。外婆从布袋里取出一只豁口的粗瓷碗，装上米，插在坑边，点三炷香，插在米上。然后她攥着那枚玉，在坑边站定，报了自己的名号。
“陈家桥27号，陈惠英。”
夜风一下子停了。
先是坑里的积水起了纹，从正中间一圈一圈荡开，水里浮上来三团影子，越升越高，踏上坑边的泥地，排成一列。一高，一矮，一个敦敦实实。三身旧式军装，**的，帽檐都压得低低。老顾在远处只看见坑边忽然多了一团黑，腿肚子转筋，一屁股坐在地上也没敢出声。
矮的那个先开口，是一串外婆听不懂的话，硬邦邦的，是喝问的腔调。可那意思不用懂，直接就进了脑子：什么人。
外婆站着没动，说，中国人。这块地界的主人。
敦实的那个往前跨了一步，手里的刺刀挑起来，刀尖指着外婆。老顾说他在几十米外都看见那一点亮，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心想完了。可外婆没退。她后来跟我讲，笔仙那回她在教室里就明白一个道理，这种东西，你先端住，它才肯听你说话。她把玉举到胸前，说我再说一遍，陈家桥27号，陈惠英，今夜是来送你们上路的。
刺刀没落下来。
坑里的积水无风自动，水面立起一道青影，比人高，看不清首尾，只看得见一线一线的鳞光在水里走。那道青影往坑边一探，敦实的那个就像被人当胸摁了一掌，双膝砸进泥里，刺刀脱手，插在泥地上，嗡嗡地颤。
坑里坑外，一下子静了。
青姑开口了。她说，仗打完了。六十二年了。
三个影子都僵在那里。矮的那个猛地抬头，帽檐底下第一次露出脸，一张年轻的脸，白得像纸。他说了一长串话，急，快，外婆听不懂，可那意思又钻进了脑子：不可能，我们在等命令，等船，船要来接我们回去的。
青姑说，船六十二年前就开走了。你们没上去。
她让他们自己看。
坑边的雾裂开一道缝。老顾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幕：三个日本兵，排着队，直挺挺地站在基坑边上，看今天的打浦桥。高架上都是车灯，一串一串地流，楼里的灯一格一格亮着，远处有霓虹，近处有便利店的白光，还有人推着自行车从小区门里出来，车铃一响，脆生生的。
矮的那个先垮下来，一屁股坐在泥里，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他说他想妈妈，他到中国来那年十九岁，学徒出身，枪都没摸熟，仗就打完了。他说他家在海边，家门口有一棵松树，他娘眼睛不好，他出来当兵，是想寄钱回去给他娘治眼睛。这些话外婆一个字也听不懂，可一句一句都进了脑子，像有人拿钝刀子，慢慢刻进去的。
高的那个慢慢摘下帽子，夹在手里，站得笔直，朝着高架的方向，也朝着外婆，鞠了一躬。外婆说，那个躬鞠得很慢，弯下去，好一会儿才直起来，直起来的时候，那只夹帽子的手在抖。
外婆说，那时候她站在坑边，看着这两个，一个十九岁，一个也就二十出头，心里头不是没有过一丝松动。她后来跟我讲，人上了年纪，见不得年轻人作难，哪怕是敌人的年轻人。
青姑开口了。她说，你们也配看？
青姑说，你们看见的，都是灯。我让你们看看灯底下。
外婆说，那一夜的风又起来了，绕着基坑打旋。雾里翻出来的，不是今日的打浦桥了。是这片荒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跪在泥里，求他们放过孩子，孩子在她怀里哭，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一个教书先生，眼镜碎在地上，手里还攥着半本没散的书。还有一个挑担子卖馄饨的老头，锅翻了，馄饨撒了一地，白生生的，落进泥里。青姑的声音不高，一字一字地说：三七年八月到四五年八月，这块地界上，光是我亲眼见着咽气的，三百一十七口。女人，孩子，先生，卖馄饨的。他们的尸首没人收，名字没人记，骨头就压在你们脚底下，压了六十二年。
青姑说，你们脚下的每盏灯底下，都有他们的坟。
矮的那个抬起头，脸上没有了血色，也没有了眼泪。他说了一句什么，外婆不懂，那意思进来了：我没有办法，军曹的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不动手，死的就是我。
青姑说，荒地里那个女人求你的时候，手里也有孩子。她也没有办法。
高的那个慢慢把帽子戴回去，站直了，说了一长串。外婆说，那意思大概是，他们是军人，奉命行事，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青姑说，发起这场仗的人，是祸首。你们端起枪跨过海的人，是帮凶。这块地上的每一滴血，都有你们的份。想拿服从两个字抵账，下去跟那三百一十七口说去。
敦实的那个还跪着，忽然抬起头，喊了一嗓子，从泥里拔起来，朝着外婆扑过去。
外婆说，她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眨。只觉得手心里那枚玉猛地一烫，烫得像刚从灶膛里夹出来的炭，那道青影从水里整个立起来，尾巴一扫，把那个影子拦腰卷住，往下一摁。基坑里的积水轰的一声，像整口锅开了。青姑的声音落下来，冷得像井底的石头：荒地里那几回，都是你带的队。第一个开刀的，是你。
那个影子在青影的尾巴底下扭，叫，那叫声不像人声，像烧红的铁淬进冷水里。扭着扭着，就薄了，淡了，散了，散成一片灰，风一卷，没了。
军曹没了。剩下两个，矮的那个还坐在泥里，抱着头，不动了。高的那个站着，帽檐底下淌下来两行水，不知是坑里的水，还是别的什么。
青姑看着他们，看了很久。外婆说，那是她跟着娘娘这么多年，头一回觉得夜那么长。
青姑说，今夜我送你们上路。不是送你们回家。你们的家，海那边，六十二年前就没有你们的位置了。你们的魂，就散在这块地界上，给你们作过孽的荒地作肥。你们欠这块地的，拿自己还。
矮的那个不哭了。他跪下来，朝着荒地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第一个头磕下去，影子就薄了一层；第三个头磕完，人已经淡得像一层烟。他最后又说了一句什么，外婆说，那意思轻得像叹气：对不起。
青姑没有接这句话。她说，对不起这三个字，你们下去说。说给那三百一十七口听。他们若肯应，你们再散得干净些。
青影绕着基坑游了一圈，尾尖在泥地上划了一道。两个影子像被人从脚底下抽走了根基，一点一点矮下去，淡下去，风一卷，散了。灰落进基坑的积水里，连纹都没起一圈。
外婆站在原地，两条腿从膝盖往下都是麻的。她后来跟我说，不是不怕，是不能怕，她身后头站着的是整个小区的人，还有这片地底下，三百一十七口没处喊冤的人。
外婆手心里，玉震了三下。第一下，像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第二下，像一口气松了；第三下，像有人在水底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外婆说，那口气不是鬼子叹的。是地底下那些躺了六十二年的人，终于可以闭眼了。
她在坑边站到天快亮，看三炷香烧尽，才往回走。走到小区门口，老顾还坐在地上，裤子上全是灰。外婆把他拉起来，交代了三件事：骨头找回来，一块都不许少；装进坛子，深埋到海边去，不立碑，不留记号，这块地上不许给他们一寸土；四十九天之内，基坑不许再动土。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扫马路的清洁工推着车出来了，头一班公交车从路上开过去，车厢里空荡荡的。外婆在车站上等车，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区，彩条布在晨风里一鼓一鼓，基坑安安静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周老板当天就被老顾押着去了垃圾场。两只蛇皮袋找回来的时候，一只还破了口，老顾亲自动手，一块一块捡齐了，装进坛子，按外婆的交代，运到海边，寻了处人迹不到的滩涂，深埋下去，不立碑，不留记号。老顾回来复命，问外婆，这样妥当吗？外婆说，妥当。他们的家不在这里，这块地上一寸土都不给。老顾后来再也不说自己只信户口册子了。打那往后，他逢年过节都要到27号来坐一坐，拎点水果，陪外婆喝杯茶，嘴里还是那句“我本来是不信这些的”，可每年来，一年不落。
小区里的事，一夜之间都停了。半夜没有人再走楼梯，防盗门上再没有黑印子，小孩不哭了，路灯底下也再没有那个影子。李同事家的小孙女，第二天早上烧就退了，吃了一碗粥，还说要吃糖。李同事打电话给姆妈，声音里带着哭腔，姆妈在这头“嗯”了一声，没多说。
只有工头，后来做了一回梦。梦里还是那个基坑，水面上浮着一层灰，灰底下影影绰绰的，像有许多人站在水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仰着头，朝上看。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就那么看着，看着看着，一个一个脸上有了笑模样。工头惊醒的时候一身冷汗，坐在工棚里抽了半包烟，天亮才敢出去。他后来跟人讲这个梦，别人问他怕不怕，他摇头，说怪了，醒来怕，梦里倒不怕，那些人的眼睛都是善的。这梦他讲给了周老板听，周老板听完，蹲在基坑边上抽了半天的烟，第二天让人在工棚里添了个香炉，每天早晚两炷香，一直供到工程结束。有人问他供的是谁，他说不上来，想了想，说，供这块地底下的人。
外婆听了这个梦，半天没言语，最后说了一句：是他们。躺了六十二年，总算躺安生了。
外婆从打浦桥回来的第二天，就把我们几个小辈叫到跟前，立了那条规矩：没事少往打浦桥那边去。我问为什么，外婆说，那边还要挖，地底下的东西没清干净，小孩子眼净，别去沾。她说这话的时候，右手掌心有一道红印子，是那天夜里玉烫的，三天才退。表哥站在旁边，一个字都没敢问。打那以后他真的再没往打浦桥方向去过，连学校组织秋游路过，他都提前跟老师请了假。外婆立的规矩，别人当闲话听，他当军令听，他是真知道那三个字的分量。
那道红印子退了，玉身上的白痕留下了。从底座一直到蛇头，细细的一条，不扎手，是平的，像本来就在那里。外婆擦玉的时候，会多看那道白痕一眼，然后把它放回碗橱上，摆正，点一炷香。有一回姆妈看她对着玉出神，问她看什么，外婆说，没什么，就是觉得它比以前沉了一点。
那年冬天，外婆去城隍庙烧香，顺道在庙门口买了一包酸梅糖。她没说是给谁的，姆妈也没问。那包糖一直放在碗橱里，没人动，糖慢慢化了，糖纸黏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姆妈想扔，外婆说，放着吧。姆妈把糖放回去，再没动过。我有一回问外婆，糖是买给谁的。外婆在灶披间里烧饭，头也没回，说，买给回不了家的人。我再问，是谁呀？外婆把火关小了些，说，多着呢。这片地底下，多的是。
表哥在27号住下之后，有一回在灶披间翻东西，翻到碗橱底下那支钢笔和两本田字格本，问外婆这是谁的。外婆接过去，擦了擦灰，放回原处，说，一个学生的，东西放这儿，别动。表哥“哦”了一声，没敢再问。他后来偷偷跟我说，那天外婆擦那支笔的时候，嘴里好像在念着什么，他没听清。我让他使劲想，他想了半天，说，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姓张。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也没说。
那本牛皮纸的小本子，外婆记账一样记了很多年。哪年哪月，什么人，什么事，末了总是那句话，回家了，或者，走了。张小琴那一页的后头，隔几页，又添了一行，没有名字，只有一句话：打浦桥三个，一个都没留。那一行的墨迹比别的行重，笔锋压得很深，外婆后来说，写那行字的时候，她想起的是三七年。那一页的页脚，还有一行小字，是另外一天添的：三百一十七口，安息。
那一年的冬天快过完的时候，青姑跟外婆说过一句话。外婆没告诉我，我是后来翻她的小本子，看见页脚抄着的。青姑说，打浦桥这三个，不是最后一批。这世道要大动了，到处都在挖。
果然，转过年来，上海到处都是工地。路口竖起世博会的牌子，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一天往下掉，推土机开进一条又一条老弄堂。我后来想，娘娘那句话，说的是骨头，也不只是骨头。这块地界一天一天高起来，楼越盖越亮，路越修越宽，可地是老的，地底下的事也是老的。外婆说，新的日子要过，旧的账不能忘。忘了，就对不起地底下的人。
今天发这一章，恰好是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
历史永远是历史。我们中国人，不该忘，也不能忘。
《小鬼子》写到后半，我停了两天，心里堵。荒地里抱孩子的女人、碎眼镜的教书先生、翻担子的卖馄饨老头，不是编的，是替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讨一个留在纸上的位置。有人问我，让青姑给他们指条回家的路不好吗？不好。我思来想去，还是让他们灰飞烟灭——灰落进基坑，作这片荒地的肥。他们欠这块地的，得拿自己还。有些债，隔了九十五年，也还是要讨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机会上前线，至少能在纸上，替地底下的人把账记清楚。
我们现在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夜里睡整觉，孩子发烧了担心的是病而不是炮弹，全是因为上一辈、上上一辈，把仗都打完了。我们没打过仗，是福气，可福气不是白来的，得记得。忘了，就对不起他们。
这篇故事跟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笔仙也好，小鬼子也好，写的都是弄堂里的事。可我每次路过四行仓库，总要停下来看一眼西墙。那面墙上的弹孔还在，一个一个，都还在。它们在提醒我们，曾经的我们，有多难。
难，过来了。但不能当没难过来过！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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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小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