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的一个早晨，贝娅特丽切站在客厅里收拾行李。
她把西装叠好放进旅行箱，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我要去上海处理合资项目的事。你要去吗？”
基娅拉从沙发上抬起头：“去。”
贝娅特丽切手上动作没停：“好。我去订机票。”
基娅拉想了想，问道：“在上海待多久？”
“工作的事大概要三四周，看你要在那边待多久。”
“不过八月初的时候要去和AC米兰谈合作。”
“那我跟你一起回来。”
“好。”
于是她们飞去了上海。
七月的上海像一座蒸笼。
空气里永远浮着一层黏腻的湿热，连梧桐树的叶子都蔫蔫地耷拉着。来接人的司机开着一辆浅蓝色的上海牌轿车，基娅拉把车窗摇下来一半，聊胜于无的热风灌进来，夹杂着蝉鸣和汽油味。
合资工厂在闵行，贝娅特丽切每天穿着浅色套装穿梭在车间和会议室之间，跟中方负责人讨论生产线调试、质检标准、原料采购。她讲中文的速度比意大利语慢一些，但发音标准，只偶尔出些错暴露外国人身份——系统连这点都考虑到了。
车间的墙壁是水磨石的，地面刷着绿色的环氧地坪漆，空气中飘着消毒水和原料药混合的气味。墙角摆着一台老式的三五牌座钟，钟摆左右晃着，到了整点会“铛”地响一声。
贝娅特丽切在跟中方负责人说话，大概在讨论某个批次的质量标准。基娅拉听了几句，觉得无聊，转身走到车间外的走廊上。
窗户开着，外面是一排香樟树，蝉鸣声铺天盖地地涌进来。
她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条。上面是一个地址——在上海的法租界旧区，一个老里弄的二楼。那是她米兰的中医师父赵伯年的弟弟家。
法租界的梧桐树比闵行的更高更密，把整条街道都笼罩在树荫下面。
弄堂口有老太太坐在竹椅上扇蒲扇，竹椅边蹲着一只虎斑猫，眯着眼睛晒太阳。
水门汀地面上有小孩用粉笔画了跳房子的格子，格子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宁宁”两个字，大概是某个孩子的名字。
晾衣绳从这栋楼的窗户拉到对面楼，上面挂着一排蓝白条纹的棉布衬衫，在风里轻轻飘着。
基娅拉按着门牌号找到了二楼。敲门之前，她听到了里面的声音——似乎是评弹，男声女声一唱一和，软绵绵的苏州话，隔着门板传出来，像隔着一层水。
赵老先生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布袋，用普通话喊了一声“赵爷爷”。问清楚来意后，他盯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侧身让她进去。
屋里的陈设和基娅拉想象中差不多——八仙桌、藤椅、搪瓷茶盘、墙角一个老式的樟木箱。
墙壁上挂着一幅泛黄的中堂，上面写着“悬壶济世”四个字，墨迹已经淡了，印章还依稀可辨。
赵老先生给她倒了茉莉花茶，用的是白瓷盖碗，盖沿有一道浅浅的裂纹，但擦得很干净。
基娅拉把东西从布袋里拿出来：
两罐茶叶、一本泛黄的线装医书、一封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信。
“大哥身体还好？”赵老先生问。
“挺好的。七十多岁了还在出诊。”
赵老先生点了点头，手指在茶杯边缘摩挲了好几下。基娅拉注意到他手指的关节有些变形，大概是风湿。
茶几上摆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底沉着几片泡过的茶叶，旁边搁着一本翻开的旧《人民日报》，窗台上晾着几片切好的药材，橘红色的，像是陈皮。
临走的时候，赵老先生从柜子里拿出药材，用牛皮纸包着，外面扎着棉线，线头打了一个结实的结。
“带回去给大哥。“
“跟他说，家里这边的药材还是比外面的好。国外的水土养不出这样的好药。”
基娅拉接过来，道了谢，下楼的时候弄堂里的老太太还在扇蒲扇，猫换了姿势，从蹲着变成了趴着。
远处有自行车铃响，叮铃铃的，然后是卖冰棍的叫卖声——“棒冰~~~赤豆棒冰~~~”。一个小孩从弄堂深处跑出来，手里攥着硬币。
在上海待了几天，基娅拉就抛下了还在工作的贝娅飞往北京。
八十年代的北京没有那么多玻璃大厦和立交桥，胡同里偶尔有推着自行车卖糖葫芦的小贩，胡同口有老头坐在马扎上下象棋，棋盘是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棋子是磨得发亮的木头疙瘩。
她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几盒果脯，用牛皮纸盒子装着，上面盖着一层玻璃纸，系着红塑料绳。
营业员是个烫着短卷发的阿姨，指甲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一边称重一边跟隔壁柜台的人聊天，聊的是昨晚电视上放的日本电视剧《血疑》——山口百惠演的那个。
又在前门大街的茶叶店称了一斤龙井、半斤茉莉花茶。茶叶是散称的，柜台后面一整排白铁皮茶叶罐，罐子上贴着红纸黑字的标签。
友谊商店门口有保安站着，进去要出示护照或者外汇券，基娅拉掏出了她的意大利护照。
店里有不少外国人在逛，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日语，还有人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跟售货员比划。
基娅拉最后买了套景泰蓝小碟子，共六个，蓝色的底上描着缠枝莲纹，用锦盒装着，外面套了一个印着“北京友谊商店”字样的红色纸袋。
从友谊商店出来的时候，基娅拉在大厅里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告示。白纸黑字，红色的标题，正文是一段关于居民身份证制度的说明，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
她停下来看了几秒。上面写着，十六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应当申领居民身份证。
“系统，身份证是哪一年开始办理的？”基娅拉在脑海里和系统隔空对话。
【1984年北京已经开始试点，正式全面推行身份证登记制度在1989年】
“这样啊。那你到时候记得提醒我回国登记。”基娅拉不清楚身份证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幸好今天看到了。
“对了，我户籍没问题吧？”
【已加入备忘录。请宿主放心，宿主能够顺利办理】
“我户籍落在哪里？”
【上海。当年你在上海被收养时，户籍登记在上海市徐汇区某街道。系统有原始档案记录】
“行。我没事了，你在那边继续工作吧。”
【好的，祝宿主旅行愉快】
北京到重庆的航班也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比上海到北京的那一趟小一些，降落的时候基娅拉从窗户看下去，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山城在下方铺展开来，层层叠叠的房屋从江边一直铺到山顶，像一幅立体的画。
重庆的路还是熟悉的滋味——上坡下坡，转弯急，路两旁的行人走路的姿态都带着一种跟地形较劲的劲儿，空气里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混着江水的气味和炒菜的辣味。
中药材集散地在南岸，沿着江边排开。
这里的药材多是西南特有的——川贝母、黄连、天冬、麦冬，还有整串晒干的党参，挂在铺子门口的横杆上，像一串串棕色的风铃。
基娅拉走进一家铺子，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皮肤黝黑，手指上全是细细的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土色。
“妹儿要哪种？”
基娅拉说了几种。女人点了点头，转身去架子上取。
架子上的药材是装在敞口的布袋里的，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每袋前面插着一块纸牌，用毛笔写着药名。
女人抓药的速度很快，手指在药材里翻捡的时候像在挑什么东西，把次一点的叶片弹回去，只留好的。
基娅拉看着她称完了那些，又加了一句：“有没有鸡血藤？”
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妹儿是做药酒？”
“给我师父他老人家带的。”
女人挑了挑眉，从柜台底下翻出一截鸡血藤，紫褐色的藤条，表面有一圈一圈的细纹。
她用一把砍刀剁了几段，每段大约巴掌长，边缘露出深红色的木质纤维。“重庆的鸡血藤比别地方的好——四川的日照足，藤条的药性厚。我看妹儿你也是个懂行的，用法什么的我就不多啰嗦了。”
基娅拉接过来，道了谢。
晚上她住在解放碑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
旅馆是一栋三层的旧楼，外墙刷着浅绿色的涂料，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
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洗脸架，洗脸架上搁着一只搪瓷脸盆，盆底印着“上海”两个字。
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子，巷子对面的人家在阳台上养了几只鸡，叽叽咕咕地叫着。
基娅拉把今天买的药材摊在床上，一样一样整理好，用塑料袋裹紧，塞进行李箱底层。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专心，慢而仔细。
窗外传来长江上的汽笛声，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重庆到长沙的火车走了大半天。
进入湖南境内之后，窗外的风景从山变成了丘陵，又从丘陵变成了水田。
基娅拉靠在下铺，看着窗外的景色慢慢变换。车厢里有本地人用不知道是湖南哪里的方言聊天，基娅拉能听懂一点，靠在枕头上默默听了一会儿。
天亮的时候到了长沙。
火车站广场上有人在卖煮玉米，铁皮桶上架着一口大锅，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泡，玉米的甜味混着热气升起来。一个穿汗衫的老头蹲在电线杆下面给人擦皮鞋，工具箱上写着价格，字是用白漆刷的。
基娅拉站在广场上愣了一会儿。眼前的景象陌生而熟悉，她曾经在这座城市待了快十年，早已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可惜现在完全不是她记忆中后世的模样了。
好在熟悉的老店这个时候已经开了，她钻进去，点了一碗**鲜香的米粉，家乡的味道唤醒了味蕾。
蔡锷北路的中药市场是一条不宽的街道，两旁是一家挨一家的药铺。
药铺门口摆着竹编的大簸箕，晒着当归、黄芪、枸杞、天麻——药材在日头下散发出浓烈的气味，苦中带甜，甜里又有一股子土腥气。
基娅拉走进一家挂着“厚生堂”黑漆招牌的铺子，柜台是老式的红木柜台，台面上的漆被磨得发亮，边角有一个浅浅的凹坑，大概是称药用的铜秤长期放在那里压出来的。
“妹伢子，买药咯？”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了一圈。他说话带点长沙口音，“你细伢子一个人来买药？”
基娅拉细细挑选着，报了药名。老板转身去柜台后面取。
他从一个个白铁皮罐子里抓药，动作利落——抓一把放在戥子秤上，一点不带多一点不带少。每称好一样就用一张黄草纸包起来，用细麻绳扎好，上面盖一个红色的朱砂印——“厚生堂”三个字，小篆体。
他一边称一边随口问：“细伢子是帮屋里人买的？”
基娅拉点了点头。
“你是哪里人咯？”老板的语气很随意。
基娅拉顿了一下：“算半个长沙的，不过很久没回来了。”
老板手下没停，把称好的茯苓倒在草纸上，三两下折成一个小包，所有药包被拢到一起，又额外拿了一张牛皮纸铺开，把七八个小包放上去，四角对折，扎紧。
“长沙的好，”他说，“长沙人晓得药的味道。”
下午她去了橘子洲头。
那时候的橘子洲还没修成公园，江岸是泥巴路，杂草长得有膝盖高。
她找了个石阶坐下来，江水就在脚下面流动。湘江的水是浊黄色的，远处有渡船在开，突突突的马达声隔水传过来，被风吹散了。
右岸是城市的轮廓——低矮的建筑群，有几个烟囱在冒白烟，背景是灰白色的天空。
她坐在那里很久。
风吹过来的时候，裙子下摆会轻轻抖。她想起米兰的早晨——埃莱娜煮咖啡的味道，百叶窗缝里透进来的光，电车叮叮当当的声响。她明明还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此刻却无比想念米兰。
去完香港后就早点回去吧，基娅拉站起来，拍了拍灰，至少系统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从长沙到深圳也是坐火车，深圳火车站比基娅拉想象中小，完全看不出后世高科技城市的影子。
出站口外面是一条窄窄的马路，路边挤满了摆摊的——卖太阳镜的、卖电子表的、卖花花绿绿T恤衫的。
1985年的深圳到处是工地，脚手架从地面上长出来，像一座正在生长的钢铁森林。空气中混着水泥粉尘和推土机的柴油气味，路面上有运沙石的卡车开过，扬起一片黄褐色的尘土。
基娅拉在罗湖口岸过了关，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她就到了香港。
香港的感觉跟内地完全不一样。八十年代，正是香港的黄金年代。
出了火车站，抬头就是密密麻麻的霓虹灯招牌——从楼顶伸出来的、从墙面横着支出来的、挂在屋檐下面的，中英文混在一起，红红绿绿的。
街道更窄，公交车是双层的，车身刷着鲜亮的广告。人们走路的速度比内地快得多，基娅拉站在街角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旁。
上环的药行一条街藏在摩天楼的背面。
这里的药材店比长沙和重庆的规模更大，货架是玻璃的，药材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每一袋都贴着打印的价签。
基娅拉买了花旗参、石斛、陈皮，又买了几盒成药：保济丸、六神丸、安宫牛黄丸——都是赵伯年提过的，说意大利买不到正宗的。
保济丸是一小盒一小盒的，六神丸是红色的小瓶，安宫牛黄丸是蜡封的圆球，每一颗都用蜡纸包着。
弥敦道上有一家电器行，橱窗里摆着各种录音机和磁带。
基娅拉走进去，在磁带架前站了一会儿。架子上一排排的卡带，封面有港台的、有日本的、有欧美的。她挑了两盒邓丽君的《淡淡幽情》和《偿还》，塑料盒装，封面上的邓丽君温婉地笑着。又挑了一盒许冠杰的，封面是他戴墨镜、穿皮夹克的造型。
结账的时候，店主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听她说了句“多少钱”，抬头看了她一眼：“你不是本地人吧？”
“内地过来的。”基娅拉说。
店主点了点头：“那你这趟跑得够远的。要不要看看黑胶？二楼有一些。”
基娅拉想了想，上去了。二楼比一楼小，几张唱片架靠墙摆着，大部分是港台流行歌，角落里有十几张古典音乐的黑胶，有的封面已经磨损了。她随意挑了几张。
回酒店的路上，她在旺角一家玩具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只铁皮发条青蛙——绿色的，上了发条会跳。
基娅拉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进去买了几个。老板把青蛙用报纸包好，装进一个小小的纸袋里。基娅拉把纸袋放进口袋，走了一段路，又伸手摸了一下——硬硬的，冰凉的铁皮。
晚上她坐在酒店房间里，打开那盒《淡淡幽情》的磁带，放进录音机里。邓丽君的声音从小小的扬声器里流出来，柔软的，有一种旧棉布的质感。“独上西楼，月如钩……”
基娅拉靠在床头，听着那首歌，看着窗外香港的夜景——霓虹灯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光斑，远处有渡轮的汽笛声传来，和长江的汽笛不同，更尖细一些。
她想起一些很远的事情。米兰的早晨和家乡的黄昏。记忆像一条河，有些段落清澈，有些段落浑浊，分不清哪些是真的。
等会还有更新，怕来不及了先更这一章，下章搞事业。本来这章应该是上章的内容，但是临时插队了一篇老马生贺，想了很久要不要按计划写这次中国行，最后还是决定写了。突然被拉去异国他乡生活，这是独属于基娅拉的思乡痛。其实我今天晚上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我担受伤的事情，心情很down来着，不过想了想，还是上来更新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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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故地重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