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天，老齐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把自己的手电拆了。
那是井底仅有的四支能亮的手电之一。他把电池取出来，用锡纸包了三层，又在电池外面缠了一条布。他做完这些，把电池交给阿依。
“干什么？”
“你留着。”老齐说，“那盏降压室的灯，我看了五十年，最后得给它送个礼。”
降压室在三号平硐侧边的一个小支巷里，距他们的躲避硐大约两百米。那里的应急灯是八十年代装的，线路早就锈了，但因为有独立的一组小备用电源，每隔二十分钟它会自己亮十秒，又灭。
那十秒的光，从远处看进来，像星星。
那天晚上八点，老齐走过去，站在降压室门口。
他对着那盏灯，做了一件事：把两只手交叠，举起，左右轻轻摆动。
那是一个矿工的信号手势，人平安。
他连续做了三遍。每一次灯亮，他就做一次；灯灭，他就停下来等。
在远处的躲避硐里，所有人都看着。
灯又亮了。
老齐还在那里。他做第三次的时候，手有点抖，但幅度没有变。
阿依在旁边哭了。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
李想站在她身边，没有劝她，也没有走过去。她只是看着那盏一闪一闪的灯。
“李工。”郑平在旁边低声说，“这么远，他做给谁看？”
“做给我们看。”李想说。
“他站在那儿，别人看不见他的手。”
“看得见。”李想说，“那盏灯亮的时候，他的影子打在岩壁上。影子的手在动。”
郑平愣了一下。
“他这是……”
“他这是在带班。”李想说，“最后一次。”
老齐做了第五遍。第五遍做完，灯灭了。
灯再亮起来的时候，老齐不在那里了。
他往回走。他走了两百米，走到自救硐门口，站住，扶着门框。
他喘了半天。
李想走过去。
“齐师傅。”
“没事。”老齐说，“刚才举了三分钟手，胸口有点闷。”
“你为什么要做那个手势？”李想问，“上面没人。”
老齐笑了一下。
“上面有人。”他说，“有那盏灯。”
“那盏灯是死的。”
“灯是死的。”老齐说，“可它亮了五十年。我十九岁那年第一次进这个矿，那条巷的灯就是它。它一灭一亮一灭一亮，我数了三十年。我数到三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换班了。”
他抬起手，抖了抖。
“我最后一次给它做个班前巡查。做完我就交了。”
“交了？”
“交了。”老齐说，“李工，我这辈子手上的活都交完了。剩下唯一一件事，就是带你们出去。”
那天晚上九点半，地面上，周砚在板房里坐了下来。
对面是刘队，还有连夜赶来的市总医院急诊科主任陶静。
周砚说：“我要向你们报告一件事。”
“说。”
“四年前，江北区红砖楼拆除，我做了一次评估。那次我判断墙体倒塌方向是东南偏东 12 度，我用的药量是 8.6 公斤，分三段延时。起爆后墙体倒塌方向是东南偏东 12 度 6 分，差了 0.6 度。”
“0.6 度。”
“0.6 度在半米以外。”周砚说，“当时墙根下停着一辆电瓶车，车上坐着一个人。墙体压住了他的车和人。他后来腿上打了三个月石膏。”
板房里很安静。
“那次我报告里写的是‘评估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周砚说，“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撒谎。允许范围是我自己定的。我定这个范围，是因为我不想承认。当时我急于证明我一个人就能搞定，我没有让任何人复核。”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刘队问。
“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今天要用的方案是什么。”周砚说，“我要用 11 公斤药量、五段延时、在风化层里开一条横向卸压口。这个方案，我的实测数据支撑到六成。我把它交给你们，因为你们要签字。”
林越说话了：“六成。”
“六成。”
“四年前你是几成？”
“我以为我是九成。”周砚说，“实际上是六成。”
陶静忽然开口了。她一直没说话，坐在最靠门的位置，抱着手臂。
“周砚。”她说，“我是那个人的主治医生。”
周砚抬起头。
“四年前，江北区那个伤者，送到我们医院，是我做的手术。”陶静说，“他左腿胫骨开放性骨折，我给他打了外固定支架。三个月后他出院。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
“他让我带一句话给你。”陶静说。
板房里所有的人都看着她。
“他说：‘那人算得挺准。差半米，我本来要死的。’”
周砚坐在那儿没动。
“他还说了一句话。”陶静说，“他说：‘你告诉那个人，我不怪他。但是我要他以后算东西的时候，多找一个人看看。’”
刘队看着桌面没动。
然后他拿过笔，在方案上签了字。
他签完，把笔放下，说了一句话：
“下次你再报六成的时候，我照样签。因为你今天终于肯说六成。”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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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