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形成了一种隐秘的默契。大多是夜里，等到确认于建军熟睡，万籁俱寂的时候，母亲才会拿出这个笔记本。我断断续续，一点点把埋藏五年的记忆复述出来。
六岁盛夏那个午后，两个堂哥偷偷溜进家门，哄我进房间，捂住我的嘴，威胁我不准出声；某个秋收的白日，母亲去田里收稻谷，于建军把我叫进主卧，用检查身体的借口触碰我；过年大伯一家来串门，大人们在堂屋喝酒聊天，两个堂哥借口带我去后院拿糖果，把我堵在柴房的角落……
每一次回忆，都是一场二次凌迟。很多片段模糊不清，可那些恐惧、疼痛、羞耻的感觉，鲜活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讲到难受处，我会浑身发抖，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母亲就立刻停下，抱住我，静静等我平复，从不催促。她把所有细节一一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原话，尽可能写得详尽。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密密麻麻填满本子一页又一页。她把这个笔记本藏在床底最深处，压在旧棉絮底下，外面裹上破旧的布袋。那是我们母女第一个秘密，一份承载着血泪的记录。
光有文字记录远远不够。母亲心里清楚，仅仅依靠受害者口述，在法庭上的力度太弱。她需要更多物证。她开始留心留存我的衣物。但凡身上留下过抓痕、磕碰痕迹，或者沾有污渍的贴身衣服，她都不会清洗。她小心折叠，装进干净塑料袋，层层封好，同样藏在床底。她做得极其隐蔽，每次收拾都要等于建军外出，确认四周无人，才敢动手。
山村闭塞，镇上小店很难买到录音设备。母亲托嫁到县城的同学，悄悄帮她网购了一支微型录音笔。包裹寄到镇上的代收点，母亲特意挑了一个赶集的日子，天不亮就走路去镇上取件，全程避开村里熟人。拿到手的那天夜里，她反复研究怎么开机、保存录音，指尖因为紧张不停发抖。
“我会找机会，尽量录下他们说的话。”
母亲低声跟我说，
“但我不能冒险。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到合适的时机，我不会轻易拿出来。”
同时，她开始调整家里所有的日常安排，拼尽全力隔绝我和那三个人独处的机会。从前，母亲下地干活，赶集、去镇上采购，常常会留我一个人在家。从那之后，她再也不单独留我守家。但凡要出门，要么把我带在身边，托付给信得过、人品可靠的邻家阿婆照看；如果实在不方便带我，就干脆推迟外出，等到于建军外出打牌、不在家的时段再安排。
只要大伯一家上门做客，母亲寸步不离守在我身旁。逢年过节亲戚聚餐，大堂哥、二堂哥假意凑过来，笑着喊我妹妹，想要拉我的手，或者哄我去别的房间拿零食、看电视。母亲总会不动声色地挡在我们中间，笑着找理由婉拒。
“畅畅作业还没写完，我陪着她在堂屋写。”
“外面太阳大，别让她跑屋里折腾了，东西我去拿就好。”
她脸上依旧维持着温和客气的笑容，应对亲戚之间的寒暄，旁人看不出半点异样。大伯和大伯母丝毫没有察觉异样，还常常夸赞母亲细心，疼孩子。两个堂哥看向我的时候，眼底那层阴暗的光泽，会在对上母亲目光的瞬间，飞快收敛，装作乖巧懂事的样子。
可我能感受到他们藏在伪装下的不满。好几次，大堂哥趁着大人闲谈的间隙，偷偷瞪我一眼，眼神带着警告，像是在提醒我守住那个秘密。每一次被他盯着，我都会浑身发冷，下意识往母亲身后躲。母亲察觉到，就轻轻把我往她身后带一带，面上依旧谈笑风生。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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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收集证据上